主体建构与现代长篇小说的对话结构

历史地看，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与主体建构紧密相连。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小说深受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影响，还因为现代小说创作参与了现代个体的建构。这种情况中西皆然。五四前后，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彼此呼应、相互促发，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在塑造现代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深受“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和新启蒙思想的影响，我们总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划出人为的鸿沟，据此而得出“被压抑的个体”的结论；借此，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构筑为这样的图景：1919—1949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政治在个体的塑造过程中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而到了1949年以后，政治更是在不断强化它的主导力量，个体自我的表现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其结果，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自现代以来，现代个体在中国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发育不良。

这种结论的得来，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却在无形中限制了文学中现代个体建构的探讨。因为，据哈贝马斯、米德等人的观点看来，个体与社会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①。结合他们的考察研究与现代以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以下两点：第一，现代长篇小说参与了中国现代个体的建构，其建构有着中国独有的历史脉络；第二，现代个体的建构始终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关键问题。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以上两点预设展开，并试图回答它们。

一、当代个体的脉络及其几种模式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个体建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这当然是因为其时有现代派文学作品和主体性论争的出现，以及文学向内转的提出。据此，“我是谁”被认为构成了80年代小说创作的若隐若现的线索。现代主义脉络下的叛逆的个体、疏离的个体和矛盾的个体，甚至精神分裂的个体，都成为其重要表征。这一脉络显然都属于“被压抑的个体”之谱系。但其实，这些个体，如果从“行为者”的层面看，很大程度上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策略行为者”。“在策略行为的条件下，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自我摆脱了主体间性关系。策略行为者不再是从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中汲取源泉；他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面对客观世界，并且只根据主观偏好的标准来进行抉择。他不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自律因此转化成了选择的自由，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则转化成掌握住自己的自由主体的孤立化。”②这些主体，大都是“反思的自我关系”③的表征，而不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构成的“完成行为式的立场”中建构自我意识的，他们仍旧大都是“孤立化”的主体。

沿着这一脉络下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在此之后，孤立化的个体成为主体建构的主要表征。在这一方面，先锋派、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甚至转型后的先锋小说创作（诸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敌人》等），都是其重要代表。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则演变成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个体。格非（《望春风》《月落荒寺》）、宁肯（《沉默之门》《蒙面之城》）、徐则臣（《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借命而生》《心灵外史》）、张悦然（《樱桃之远》）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体现。而另一方面，又有以路内、田耳为代表的自由自在的孤独的个体。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孤独的个体，其实又是等待被重新雇佣的自由的个体（如路内《雾行者》和田耳《洞中人》），一旦全球化的资本和市场需要，他们随时都会被纳入其中。

当代中国，还有一种倾向比较突出，那就是王安忆的《匿名》和李洱的《应物兄》所代表的新的倾向。王安忆尝试在一种“去文明化”的语境下，重新考察个体化的过程。但最后发现，个体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去个体化”倾向：个体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自主性。这一悖论，使得王安忆在设计结尾时，不得不让其主人公在一场事故中，失足落入河底。王安忆的尝试让我们明白一点，真正的“不可公度性”④的个体，只存在于悬置的中间过程或真空状态之中。李洱的《应物兄》代表的，则是反讽的个体建构；在他那里，自我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自我的勃谿及其内在冲突。虽然说，这种反讽的自我建构勇气可嘉，但李洱并没有把这种自我建构或者说自我拆解的努力贯彻到底，因为李洱选择让他的主人公应物兄在一场车祸丧生，以实现矛盾在最终无法解决的悖论当中象征性的解决。

应该看到，王安忆和李洱的尝试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费希特意义上的“意识哲学的循环”⑤。王安忆和李洱的尝试表明一点，真正的个体化的建构，只能是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才成为可能。而这也表明，个体的建构有必要放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同样，也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回溯自1949年以来的当代个体建构的文学历史。

二、长篇小说与主体建构的关系

其一，就文学叙事与现代个体之间的关系论，现代个体的形成与寻找主题密不可分，这种寻找建构了两种个体，一种是寻找之后重新回到世界的现代个体，一种是停留在内心的现代个体，后一种个体，可以称之为孤独个体⑥。前一种个体的代表是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后一种个体的代表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哈贝马斯告诉我们，孤独个体其实只是孤立化的主体的极端化。事实上，就现代个体的建构而言，不能仅仅局限于寻找主题上。或者还可以说，寻找主题只是现代个体的建构的某个侧面；现代个体的建构，是与诸如成长主题、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等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分析，指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⑦，借此，他概括出“主体性”的四个方面的内涵：

（a）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

（b）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

（c）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d）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⑧

从上面的概括不难看出，“个体”是主体性范畴的核心所在。如果把主体性理解为“个体”的建构的话，那么这一个体的构成中，反思、自我意识和行为自由，构成其三个主要面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长篇小说，可以说，其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个体建构的尝试和探索。据研究，现代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史诗，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人公已经从神转变为了人，或者说在现代小说的世界中，世界的中心已经从神转变成了人⑨。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小说从兴起那天起就与对“人”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二，主体性说到底其实是一个叙事学的命题。就像泰勒所说“没有对我怎样达到或成为什么的某种理解，我就不知道我在何处或我是谁。我对我的自我的意识就是关于我成长和生成的意识。……我的自我理解必然有时间的深度和体现出叙述性”⑩。“我们不可逃避地以叙述的形式来理解我们的生活。”11可见，自我是在“时间的深度”和叙述中被理解和建构出来的，舍此，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自我。哈贝马斯也指出：“自我设定行为必须转移到被深深卷入历史中的个体身上，已经定位下来的历史的自我必须从自然生活的真实形态中把自我重新找回来。”12这些都说明一点，现代性的“自我设定行为”是一种叙事行为，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当中才能把自己建构起来。长篇小说因其有较长的篇幅，且相对较大较广的时空，其对生活面的反映也相对纵深，就此而言，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方面得天独厚。这样一种叙述，就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连续性。这种建立就是所谓的“恢复”过程：“如果必要，我们想让未来恢复过去，使之成为具有内含或目的的生活叙述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13这“有意义的整体”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绝对的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等三个方面14。“恢复”依靠的是一种反思或反省的力量，它可能需要触发点，也可能不需要。触发点的存在，使得“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使得过去和未来之间出现短暂的断裂，正是借助反思或反省，最后这种连续性得以修复。

其三，长篇小说提供了认识“人”的主体性的对应结构。从长篇小说与主人公的塑造的关系角度看，有所谓的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的区分。其中观察时段是一个关键概念。观察时段就是长篇小说所截取的表现时段。但因为这一表现时段，总是作为构成主人公的整个人生的某一部分，或作为反映的整个世界的某一部分，主人公的人生中这一时段之前的时段，就构成了背景时段。某种程度上，背景时段，对应着的就是克尔凯郭尔和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历史”。背景时段和观察时段的存在，构成了克尔凯郭尔和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的修复和重建的命题。

如果观察时段与背景时段之间构成一种紧张断裂关系，“生活世界”的重建和修复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如果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之间是一种连续性关系，那么通过背景时段的回忆性展现，其实就建立起了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构筑了“生活世界”。背景时段和观察时段，某种程度上，对应着的是过去和现在。在这当中，未来总是作为一种视角出现，制约着过去和现在的叙事表现。

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历史”“生活世界”的概念，对于分析长篇小说特别有效。因为，长篇小说有着相对较大的篇幅和容量，可以反映或表现较长时间段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所谓“生活历史”就是成为过去的“生活世界”，聚集“生活历史”的长篇小说，主要是那些回忆性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只停留在或侧重于“背景时段”，而弱化“观察时段”。真正回忆性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这种小说中，当下或观察时段被极大地压缩，在《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天，而过去却是无限的绵长。但对很多长篇小说而言，它们更多倾向于“观察时段”的展现，“背景时段”是为了观察时段服务的。就小说主人公而言，他们回顾“生活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甚至走向未来。在这里，“生活历史”虽然构成个体建构的重要条件，但却是要扬弃的存在。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个体通过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历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种充满悖论的行为中必须选择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但是，只有当生活历史被这样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转化为自我负责的存在形式时，生活历史才能成为个体化的原则。”15“自我负责”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个体化”。对很多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言，表现生活历史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认识自身，以获得重生和修复“生活世界”的可能。这就涉及修复和重生的两个方向。一种是重新认识自身，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另一种是通过重新认识自身，以获得重新开始行动的方向。两种方向某种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命题在文学叙事上的体现：“根据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主体直接面对着世界，通过感官感受从世界那里获得其印象，或者通过行为对世界的状况发生影响。”16

三、长篇小说的对话结构

如若追溯长篇小说的个体塑造的脉络，我们一般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论述，多以“小我”或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我”（有时候也以“自我”）概括，因而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大我”或“超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哈贝马斯指出，虽然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建构出了具有反思的现代个体，但因为其深陷“反思循环”，这一个体形象，既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容易引起误解。说其具有局限性，是指我们不能无限地放大其解放意义和个性内涵；说其容易引起误解，则是指，现代社会的个体，既具有个性内涵，也具有社会内涵。而说我们不能无限夸大现代个体的个性意义，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长篇小说，就其主体的建构而言，还具有对话结构。我们必须从对话结构的角度，去理解现代个体的建构。

历史地看，这种对话结构，在西方现代小说的起源期就已表现明显。比如说狄德罗的《修女》和《拉摩的侄儿》，都是采用了对话结构。《修女》中是以修女的口吻向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倾诉，《拉摩的侄儿》中则是以对话体的方式呈现。而像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则采用的是一种说服辩证体，即以说服潜在的读者作为叙述的动力和结构。如此种种，似乎表明，现代个体诞生于对话和说服的框架结构中，而这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现代个体的建构不能是自说自话和自在独行。这是从现代个体的文学表现来看，而如果追溯其思想或哲学上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宗教世俗化这一点上，即是说，现代个体的诞生是基于“解宗教化”而来。现代个体建构的对话结构，可以说有着“解宗教化”的背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笛卡儿的二元论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