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乡土大地，追寻理想人格

自刘醒龙1992年发表《凤凰琴》，距今已有整整三十年的时间，由《凤凰琴》改编、续写而成的《天行者》于2009年出版，也已过去了十三年。在岁月的无情销蚀下，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群体在历史的岁月中已渐渐蒙上烟尘，但《凤凰琴》《天行者》中所书写的一群山村小学民办教师的故事却有着永久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这与刘醒龙在作品中对“苦难”的恰当处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苦难作为人类人生经验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学作品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之一。苦难叙事在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就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定力量”①。通过对苦难的呈现，文学作品的内涵将更有深度与力度，给读者带来更强大的反思能量，同时，“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②，苦难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往往能直接穿透生活表面，反映出深刻的社会问题与时代痼疾。从1992年的《凤凰琴》到2009年的《天行者》，历经十七年的时间，作者续写了第二部《雪笛》与第三部《天行者》，最后与第一部《凤凰琴》集结出版为《天行者》（以下统称为《天行者》），并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续作中，界岭小学这一群民办教师的故事得到了更为完整的叙述，故事中的每一位人物也都拥有了相应的结局。继张英才转正之后，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相继迎来了前来支教的夏雪、骆雨、蓝飞等人，支教的年轻人来了又走，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三人却始终坚守在界岭深处，几十年如一日地燃烧着自己的精力与热望。他们的生存境遇随着界岭小学中发生的新事件不断地变化与起伏，但有一样东西是恒常不变、贯穿始终的，那就是苦难。苦难作为一种已知与未知并存的状态，从未远离过他们的人生，只要他们还身处遥远、落后、偏僻的界岭，不管是民办教师还是苦苦追求的“转正”为公办教师，苦难的阴翳始终笼罩在界岭，笼罩在这一群默默无闻的教师身上。此外，人生中的波折与突变也在威胁着他们本已羸弱不堪的命运，这群民办教师在一种被时刻压制与毫无希望的生活状态下，还需要承受“巨石”般的灾难随时降临的可能性。

一、苦难，作为一种现实写照

《天行者》是对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曾经历过的苦难做出的现实写照，不论是从作者的个体经验出发还是根据真实资料记载，20世纪下半叶至世纪末民办教师的生存境况十分艰难是被社会公认的事实，刘醒龙的小说则反映出了这一基本事实。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秉承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深入现实，将20世纪后半叶乡村民办教师所面临的苦难情境进行了真实、客观、细致的再现。

首先，界岭小学民办教师的故事来自于作者的个人直接经验，他所描写的界岭小学有真正的原型。“刘醒龙出生于黄州，成长于英山，先后工作于英山、黄州和武汉，他用西河镇、界岭、圣天门口、黄州、武汉等精心构织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鄂东，于此自由驰骋文学想象，实现文学理想。”③界岭是一个镌刻着作者本人成长经历与生活印记的地点，在2020年8月纪念作家姜天民逝世三十周年的文学座谈会上，“刘醒龙长吁一声，情不自禁地透露出埋藏心中近四十载的秘密——界岭小学的原型正是英山县孔家坊乡的父子岭小学”④。刘醒龙正是在英山工作生活期间写出了《凤凰琴》，他更是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直接道明了他的创作缘由：“那时他刚从英山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跟一位副馆长下乡搞文化站建设，工作之余，喜欢到四周的山野里走走。有天傍晚，他爬上乡政府左侧的山岗，忽然发现半山腰的几间土坯房前，树着一面国旗。旗杆是用两根松树杆捆扎而成，旗帜经过风吹日晒，已经见不到鲜红的颜色。那面国旗下面，有一所小学，就是当年的父子岭小学。此后，一连数日，刘醒龙每天傍晚都要爬到那道山岗上，望着那面在晚风中飘荡的国旗，心中也禁不住漾起阵阵情感的波澜。”⑤刘醒龙在将生活中的真实素材转换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以极其严谨负责的态度取材加工并创造，他曾坦言道：“无论是在青藏高原深处，还是在东南沿海，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哪怕只是进去看上一眼，我也要进行一定的了解。并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许多灵感。”⑥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贴近现实，以严谨负责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刘醒龙在创作过程中现实主义精神的最佳体现。

其次，据王献玲的《中国民办教师始末研究》可得知，民办教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民办教师主要集中在贫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民办教师的比例越大，也就是老、少、边、山、穷地区”⑦。同时民办教师中的诸多问题如“亦教亦农的尴尬境遇、低待遇、‘民转公’的艰难期盼、极度的心理屈辱与精神压力”⑧等，在刘醒龙的叙述中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如故事的主人公几位民办教师所任教的界岭小学，“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⑨。然而那并不是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而是被用来激励与警戒的反面教材：“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界岭所在地是极为偏远的山区，与此相应的是极其落后的教育状况：“界岭那一带除了山大，除了盛产别处称为红薯的‘红苕’，还有吃东西不会拿筷子的男苕和女苕，更以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闻名。”当张英才得知要去界岭小学代课时，他“耳朵一竖”，母亲“不相信”，父亲“脸色变了”，这些微小的细节描写都充分证明了界岭小学在当地可谓“臭名远扬”，被“外界人”所深深嫌恶。事实上，作者通过张英才视角呈现出来的界岭小学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拉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一溜干瘦的小腿都没有穿鞋”。界岭小学的办学条件已经不仅仅是“简陋”二字可言，而是能够维系下去都已实属不易，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生活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之中。“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余校长的这句话正道出了界岭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即经济条件的极度落后。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三位民办教师单薄瘦弱的肩上背负着整个界岭教育的未来与希望，因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他们三人不仅要担起教学任务，孩子们手中的油印课本是余校长刻的，直到他手上生了大骨节再也刻不动；学校里二三十个学生因为家太远都要寄宿在余校长家，孙四海在教学的同时还种着一块茯苓地，这块茯苓地在学校陷入困难境地的时候都不得已直接充了公……孙四海低声说的那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直接道出了民办教师被拖欠工资的辛酸事实。那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本是节奏欢快的一支曲子，但在孙四海与邓有米的演奏下，“那旋律慢得别扭”，“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如泣如诉的笛声是他们长期身为民办教师复杂心绪的无言传达，不甘、痛苦、决绝……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轨迹之下的精神痛苦都通过苍凉的笛声表达了出来。从界岭小学的物质设施条件、基本教学情况到老师、学生的衣食住行，再到对民办教师之间对于“转正”迫切却又遮掩的微妙心理的刻画，作者对界岭小学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描写，切中实际、感人肺腑。刘醒龙不仅关注到了民办教师这一群体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历史阶段中的真实境况，并且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正视他们的苦难，忠诚地为民办教师群体画像。

最后，刘醒龙对苦难的书写是层次分明且清晰的。有人对“苦难”进行分类：“所谓苦难，从狭义的个体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和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例如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苦难（贫穷、动荡、战乱等）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而从哲学角度理解，苦难则可以被看作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因此必然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⑩《天行者》中涉及的苦难叙述更多倾向于“现实苦难”“精神苦难”“社会苦难”与“大地苦难”，它是具体的、可感知的，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它直接反映时代与现实，指向社会与民族，紧紧与历史中民办教师这一群体的命运走向相勾连。我们可以从作者全景式的叙述中感知到这群民办教师所承受的“苦难”基本上来自于个人（如民办教师所面对的诸多困境及其由之带来的精神苦痛）、社会（如民办教师社会地位低、被拖欠工资、迟迟得不到转正等）与自然（界岭自然环境恶劣，发生暴雪、暴雨等自然灾害的风险高）等，作者借苦难叙事展开了特定时期中真实的民办教师生活。

二、苦难，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作者的用意并不只是单纯地去呈现苦难，而是穿透苦难、审视苦难中人的存在，发现苦难中人性的光辉。此时苦难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特殊的情境，触发的是作者与读者对人类命运更深层次的反思。作者如何去述说苦难，表现的不仅仅是小说文本形式风格的塑造方式，更是对于作品主旨内核的理解与传达。

首先，从叙事视角来看，第一部《凤凰琴》与后两部采用的视角有明显的区别，不同的叙事视角所叙述出来的苦难侧重点显然也发生了变化。《凤凰琴》从张英才的视角出发，采用的是限定人物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作者通过张英才的所见所闻以及内心活动来反映界岭小学的情况。张英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他观察界岭小学的目光是陌生而又敏锐的，那些常人难以发觉的细节与问题在他的目光下展露无遗。张英才不断认识界岭人、事、物的过程，也是读者跟随张英才的第一视角去感受界岭小学的苦难的过程，从而产生极强的代入感与情境感。在重重悬念的设置与揭开中，作者无需使用大段篇幅渲染苦难，读者就已对界岭小学、民办教师们困难的处境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张英才看到“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的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界岭小学就这样从传言中突然来到了眼前，这种“怪”是一种不适应，是一定程度的抵触，也是疑惑中的难以置信。当他看到余校长被万站长批评时，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便开始察觉这三人之间可能是面和心不和，三人之间可能隐隐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即便同为“受难人”也免不了互相猜忌。再到他“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点不好受”。再普通不过的油条却成为孩子们珍视十分的食物，界岭村民物质上的极度贫困牵动着张英才的心。当邓有米问万站长还有没有转正名额时，“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张英才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尚未经历过数十年都苦等不来一个转正名额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也感到了失望，一方面隐含着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其他老师听到这个消息时失望情绪之强烈，以及这种沮丧氛围的感染力之强大，转正之“难”赫然浮现。关于张英才心理变化的描述虽简短，却巧妙又精准地展现了界岭小学的人们正在遭遇的物质“难”、人情“难”与转正“难”。《凤凰琴》作为整部作品的开篇之作，使用内聚焦视角有利于创设故事情境、凸显作品悬疑风格，在有限的视角里强化叙述重点。

在第二部与第三部中，作者将叙事视角切换为全知的上帝视角即“零聚焦”，这样的安排既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全面地铺展情节，也是为了更好地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去展现相似的苦难情境中不同人的心态及做法，试图发现、探寻苦难背后人性的复杂与应有之义。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是作品中的三位中心人物，余校长作为界岭小学的领导者，他心地仁慈善良，做事沉稳持重，同情心、包容心强且胜在有大局观。当他看到打工的人返乡时与孩子亲热的场面会“感动得两眼湿湿的”，当他看到这些家长们在外面辛辛苦苦打了一年工却“从怀里掏了半天，才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将儿子欠的学费交了”，会感到心痛不已。而邓有米联想的是如果自己一整年的工资没有指望，“我们自己会更心痛”，孙四海更是一脸冷笑地想“要好好教训一下村长余实的儿子”，直接将矛盾与怒气转移到村长儿子身上。三位民办教师在面对村委会常年拖欠教师工资的相同情形，心态是完全不同的，相比之下，余校长依旧怀着一颗渡人之心，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学生，而邓有米委屈懦弱，孙四海莽撞冲动，这些人性中的弱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现。最后，工资与补助的成功发放是因为村长妻子想要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让儿子余壮远评上全乡三好学生。面对此种做法，三人的看法依旧有所差异，孙四海愤愤不平，邓有米装作听不懂随话就话，余校长的心思却明亮坦荡，认为村长的儿子书读得好反而能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增强人们对界岭小学的信心，这样的说法令其余二人心悦诚服，大家既顺利拿到了工资，也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慰。作者通过上帝视角洞察所有人的心理，并非是简单地想要获得一种叙述便利，更多是为了将众人面临苦难时人性的复杂面尽可能地平展铺开，这样既能从更宏观的角度直观展现不同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也能在比较中得出真正能够应对苦难的方法：不是愤怒也不是逃避，而是以宽广的格局与豁然的心胸去化解负面消极的情绪以消解苦难。通过对这三位民办教师心理的透视，作者发现了苦难中大写的人。

其次，在情节的安排上，苦难叙事中构建的诸多因果相承的事件是推动情节发展最主要的线索，除此之外，事件中场景、细节以及对人物情感变化的摹写是将苦难叙事从“外部情节”转化为“内部情节”的关键因素，其中融入的是作者对乡土生活的朴素真情、敬畏以及对民办教师深深的体恤与关怀。第一，作为常规的“外部情节”，《天行者》的主要情节围绕着四位年轻支教教师张英才、夏雪、骆雨、蓝飞的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依次展开，他们到界岭小学支教就是一个“受难”的过程，这四位人物的到来掀起了界岭小学内部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从而构造了文本中环环相扣、因果相承的基本故事脉络。第二，“内部情节是基于梦境或幻想而不是基于逻辑之上所构成的一系列事件。内部情节有如思想、情感和想象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11作为“内部情节”，我们可从众多场景与细节中观察出这些支教生肉体上虽受难，精神却在苦痛中得到了洗礼。张英才初至界岭小学时，在余校长家可以吃到的早饭是“猪食一样的东西”，砌好了灶却还要“愁没有油炒菜”，在这种艰难处境中，他还陆续经历了写信举报界岭小学导致被冷落孤立、假装准备转正考试又被试探巴结、明爱芬之死以及凤凰琴之谜的解开等事件，最后，当转正名额“降落”到他身上时，他却不愿转正。在离开界岭小学的下山路上，万站长对张英才说：“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你这样子只怕是已经沾上了。”张英才沾上的何尝是“毒”？显然，他不愿转正的真正原因是在这些坎坷中，他从见证苦难到亲历苦难，真正体会到了在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学里，一群穷困潦倒的民办教师如同献祭般地付出自己的青春与热血，这默默坚守中有脆弱、有渴望，有一切隐秘而伟大的情感于无言处汹涌流动。张英才在苦难中打磨出的精神与思想因为“懂得”而熠熠生辉，他同样学会了付出与奉献。夏雪来到界岭小学后只靠吃方便面生存，骆雨在霜雪天打着赤脚给学生上课，蓝飞带着狂傲来到界岭小学，一身棱角的他与所有人“硬碰硬”，但醉酒后却在大喊“妈，别让我去界岭，打死我也不去！”这些支教生最初来到界岭小学时，或多或少都带有功利性目的与不得已的苦衷，“受苦”也并非心甘情愿，但在支教后他们自身的变化以及带给界岭小学和几位民办教师的影响却相当显著。夏雪将自己对诗歌的爱播撒在了界岭孩子们的心中；骆雨真诚地对余校长等人的教学水平提出了建议；蓝飞是界岭小学中第一位给孩子们普及“公民权”的老师，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乡村政治霸权做出了反抗。内部情节的进程赋予了这一切变化合理性，褪色国旗一次又一次地升降，哀婉的笛声屡屡飘荡在山坡的夜风中，这些场景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多次，成为内部情节不断发展的标志。张英才在界岭小学的最后一次升旗，他“觉得自己满脸冰凉”，然而那并不是“天上落了太多雪”，而“堆积着的主要是泪花”。夏雪在孙四海的笛声中，“一摇头时，眼泪流了出来”，孙四海忘情地吹奏着笛子时，骆雨“在寒风中陪着他悄悄地站半个小时”。这些细节代表着这些支教生的心理、情感与思想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它寄寓着作者对苦难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因苦难而生爱，因爱而崇高，苦难对人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