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同时代人·未来选择

2020年4月，芦苇岸、吕煊编定的一本《70后诗歌精选》让我们再一次从代际出发回到了70后一代人的写作出处或精神源始。面对着入选的38位诗人以及每个人300多行的诗作，我又一次感到了犹豫和分裂。必须承认，这是一代人以及同时代人的“影响的焦虑”和“身份合法性”所致。

2004年6月20日，出生于1972年的青年诗人马骅因意外消失在翻卷的澜沧江中。他曾经对70后一代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年轻的诗人们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还年轻，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活力去发展，去等待那一个影子逐渐变得真切，直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现实性地拥有。”①可是，十几年后，这一代人已经渐渐老去了，而一个个游动的悬崖还在漫长的黑夜里，一代人的面孔是越来越清晰还是越来越模糊？多年来，我偶尔会想起马骅的那首诗《在变老之前远去》：“幻想中的生活日渐稀薄，淡得没味/把过浓的胆汁冲淡为清水/少年仍用力奔跑/在月光里追着多余的自己远去//日子在街头一掠，手就抖起来/文字漏出指缝、纷纷扬扬/爬满了将倒的旧墙//脚面上的灰尘一直变换，由苦渐咸/让模糊的风景改变了模样/双腿却不知强弱/在变老前踩着剩下的步点远去。”

一

70后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了焦虑，这是面向“当代”和“未来”的双重焦虑。但是也必须意识到，随着“写作时间”和“认知历史”的拉长，一代人的写作面貌越来越趋于清晰，获得诗选共识度和选家认可的诗人也大体趋于稳定。我统计了一下，在《70后诗歌精选》的38人名单中我大体给半数左右的诗人写过专论。

从2019年冬到2020年春，远在湖北黄石的江雪给我做了一个长达25000字的访谈《理想与棱镜：批评家的觉醒与光亮》。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又重新提到了70后一代人的写作问题和精神境遇。正如多棱镜一样，人们看到的物象并不等同于本体自身，而人们对70后一代人的观感同样充满了歧义和龃龉。那么，对于已经有着二十多年写作史的一代人来说，我们作为当事人或者旁观者该如何完成有效的阅读和尽可能客观及准确的评价呢？

无论媒体多么发达，出版多么便利，诗人的交流多么频繁，选本多么多样，总会有诗人处于“当代评判”的法则之外，总会有人处于“当代视野”的遮蔽之中，而他们却在后世和未来那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不用多说，我们都已经目睹了这样的中国诗人和外国诗人。当然，也会存在着写作的“小时代”和整体空白期，而这一情形最为残酷……

如果说70后诗歌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成立的话，它自1996年诞生至今已经二十多年时间了。我本人也曾热衷于对这代人的阅读和描述，比如2009年7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内第一部聚焦于70后诗歌的诗学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2012年，70后一代重要的诗人和评论家梦亦非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爱丽丝漫游70后》，该文最初刊发在2010年《零点》第八期（复刊号）。那时，我们之间有一些分歧，被认为是“老70后”和“新70后”之争，甚至我自己也说了些过火的话。今天看来，我们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尽管行文方式、语言策略、阅读视野和美学趣味有别，但都是为了各自呈现一代人的写作场域和精神命运。

回过头来看，我那本《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的一些观点和判断有不周全之处，其原因之一在于我个人对一代人的阅读、认知和评价必然充满了局限，二则在于一代人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调整当中，甚至有一些诗人因为起步较晚的写作周期的迟滞而没有进入我当时的视野。如果今天再重写70后一代人，我可能会从批评方法到观察角度写出完全不同的一本书。历史，首先是个人化的历史，所以充满了激情和局限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它和我以及一代人都是成长中的产物。尽管代际研究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我认可它的必要性。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出影响甚巨的《代沟》之后，“代际”研究就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尽管争议之声也并未中断。当然，有时候代际有其过渡期和模糊性的一面，而代与代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是那么分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而对于深处“当代”法则中的70后来说，我们都同样不可避免地怀有历史化的焦虑。一代人的事儿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同代人才能完成，这是历史的惯性和时间法则使然。如果视线再继续拉伸得远些，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是由那代人自己完成的，如果只是由后来者进行历史尘沙的挑拣则简直有些痴人说梦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刘半农就道出了一代人迫近的历史沧桑感，而这种沧桑也仅仅是新诗发展短短十余年时间所造成的。

如今我越来越多的则是冷静和疲倦，这份疲倦是人生的中年和写作的中年所致。我想强调的是70后诗人基本已经进入了写作的平缓期和舒适期，如果其中还有人想“中年变法”那将是难上加难。而这一代诗人尽管一直不乏优秀者，但是就与同时代人的比较而言，他们是否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别度的个人特质和整体传统呢？

必须承认，芦苇岸、吕煊编选的这本《70后诗歌精选》让我们又从疲惫中暂时恢复了部分活力，得以重新面对个体甚至一代人的写作面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一代人写作的繁复表象、美学可能以及深层话语机制。

显然，从诗歌的发生机制和动力学来看，最初的“70后”命名带有典型的中国当代诗歌“运动心理”的后遗症特征。这同样是一场急速的行动策略，一代人跑马圈地急于建立自己的版图，作为新兴的话语力量他们已然向秩序化、层级化的当代诗坛提出了挑战。作为运动和行动的整体性诗歌行为就必然带有“文化政治”的遗留。时至今日，整个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一谈到“70后诗歌”仍然会本能地想起“下半身运动”。这就是运动诗歌的后遗症，它们的影响和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总会程度不同地偏离诗歌和诗学本身，当然也并不存在完全封闭意义上的高纯度的“纯诗写作”和“纯诗阅读”。

二

70后的历史出场方式和“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一样，最初都是从民刊开始的，民刊直接参与了那一时期复杂的中国诗歌现场以及当代文化史建设。

就70后诗歌而言，《黑蓝》《天地人》《外遇》《诗歌与人》《零点》《坚持》《偏移》《声音》《朋友们》《下半身》《诗江湖》《诗文本》《扬子鳄》《七十年代》（诗报）《终点》《界限》《第三说》《审视》《野外》《苍蝇》《诗镜》《观念》《进行》《三角帆》《存在》《锋刃》《东北亚》《进行》《羿诗刊》《明天》《后天》《诗评人》《谁》《汉诗年会：拾加壹》《诗歌现场》《诗建设》等几十种民刊在不同时段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塑型和辐射作用。它们一起以“选本”的形式凸显了一代人的文化背景、文本样貌以及精神肖像。民刊大多都带有同仁性质，也就避免不了诗歌惯有的圈子化和小团体意识，不同民刊呈现出来的文本属性和诗人面貌自然就具有了差异和矛盾。

一代人内部的差异是在所难免的，有了差异才会有比较、筛选以及调校、甄别。

70后这一内部的声音强化、冲突及离心力进一步扩大和分散是因为网络媒体的出现，网站、BBS论坛、电子诗刊似乎一夜之间给了所有写作者发声的权利，这一权利被空前放大，以致发生了极其夸张的变形，而网络空间带来了一元论“中心”解体，大家再次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与此同时一个个小圈子林立，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了话语权……

从2000年开始，我们在70后诗歌选本中逐渐看到一代人浮出了历史地表。从选本文化考察一代人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天然的局限性，比如编选者的眼光、立场、标准以及襟怀都会决定选本的定位和整体面貌。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当时很多民刊、选本都强化了诗人的社会身份和代际属性，比如来自某某省份，这似乎暗示了70后一代人写作的辐射范围以及波及全国的影响力已经形成。

说到这，关于一代人的出场和塑形，我们得感谢一些重要的70后诗歌选本：

黄礼孩主编《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黄礼孩编选的“中国第一部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集”《’70后诗人诗选》由海风出版社于2001年6月出版。该书插页是80位诗人的肖像，它们更像是一代人整体出场的红地毯仪式，一个个瞬间、一个个影像就是一代人的物证。沈浩波、朵渔等编选《出生于70年代——中国新锐诗选》。康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编选《70后诗集》。刘春编选《70后诗歌档案：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天地人》（总第78期）推出专辑《从“尴尬的一代”出发》。臧棣主编的“70后·印象诗系”推出40位70后诗人的40本诗集。孟繁华、张清华主编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推出诗集10种。霍俊明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27卷。余丛编选《见字如面：70后诗人手稿》。吕叶主编，广子、阿翔、赵卡编选的《70后诗选编》在201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20年，芦苇岸、吕煊编选的《70后诗歌精选》面世。

从代际序列和“文学史事件”的角度来看，这些关于70后的诗歌选本已然成为“历史话语”的一部分，它们既是有力的物证，又是丰富的精神象征。

就70后诗歌选本来说，我们还会发现所选的诗人和诗作差异很大。

面对着数以百计的70后写作群体，任何一个阅读者、评论者和编选者都必然带有不可规避的局限，不可能存在着终极意义上的一代人的“诗歌总集”。这一“诗歌总集”当然不是诗人数量和文本产量层面的，而是在显豁的精神现象学和整体诗学的层面而言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发生在2015年8月，一本由吕叶主编，广子、阿翔和赵卡参与编选的被称为“中国首部全景式70后诗歌大型代际选本”《70后诗全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该诗选在2016年正式出版的时候更名为《70后诗选编》。从“全编”到“选编”，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龃龉，以70位入选诗人的规模来确立一代人的整体写作历史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也肯定会招致被遗漏的同代人的不满。这种编选的标准差异和诗学分化还来自一代人的内部，来自极不稳定的“当代”的流动性。毕志娟在其博士论文《当代70后诗歌创作论》中以阿翔为例，分析了3个代表性的70后诗歌选本，《70后诗集》选了36首，《70后诗歌档案》选4首，《70后诗选编》选19首，但是极其反常的是这3个选本所选的阿翔的诗竟然没有一首诗是重合的。这一选本现象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还是说具有共识和公信力的70后的代表性文本仍然处于黑暗期和隐匿阶段？

2016年10月中旬，我在内蒙古大学有一个讲座。在呼和浩特我第一次见到了赵卡，然后我们和赵娜又开车前往鄂尔多斯与广子会合，那也是我和广子的第一次见面。两天后，我们一同返回呼市，莽莽草原不远处就是连绵的阴山山脉。在那个秋天，我们喝酒、谈诗，面对着数以百计的同时代人，到底谁能够走到未来读者面前我们谁也无从知晓。

三

面对一代人的写作，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个体”和“碎片”。今天我们看到的“个体写作”却呈现了一个悖论，即个体之间呈现了彼此抵消的现象，个体写作整体沦陷于时代伦理、日常经验以及小技巧的泥淖之中。平心而论，在这个时代我听到了不绝于耳的诗人对自我和个体的强化，似乎在“个人”之外已没有任何值得谈论和抒写的。这种看似合理的无需争辩的“个体诗学”实际上已然代表了一种可疑的写作姿态。

既然时代总是由“个体”和“碎片”构成的，那么我们还必须从“同时代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诗歌文本的内外互动关系，在差异性的文本中寻找一些精神特质和谱系链条上的诗学属性。在“同时代人”的视野之下，我们会看到在时代的水平面上不同诗人所做出的举动和选择以及动因和驱动机制，看到这些诗人的表现在“当代”以及“未来”是否具有应有的活力和效力。我们必须注意到，很多时代对诗人的选择比例和淘汰率都是非常惊人的。

吉奥乔·阿甘本反复强调的就是：“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②如果将这一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我们还必须予以追问的是在“同时代人”的视野下70后诗人与什么人同处于一个时代？他们如何与其他诗人区别开来？70后诗人作为同时代人应该是尼采、罗兰·巴特以及茨维塔耶娃所说的不合时宜的独立个体，是持有清醒、分裂甚至歧异的个人观念以及行动实践能力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