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桂西南文学创作

有关民族的与区域的文论构建问题，时下人们对于“文学地理学”颇为倚重。落实到本论域，假如尝试以文学地理学研究作为考察视角，那么，必然可以发现：民族文学的时代创新，离不开对民族区域自然人文资源的发掘，尤其是离不开对区域民族文学经典的传承。历史实践证明：经典、传承与创新，就绵延在时空的交汇之处，这是人类文学创作乃至整个文化创造最为基本的事实。厘清这样的事实，也是探讨桂西南文学创作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桂西南文学创作：在文学地理学坐标上

何为文学地理学？国内知名学者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一书的扉页上有：“‘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打破‘以时间为顺序来考察文学发展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提供‘以地域为分界研究文学演变特点’的全新视角。”①依据此观点，所谓的“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学研究方法，简单地，就是“在人文地理版图上看文学”。如此，一个属于本论域的原点性问题必然得以凸显：桂西南文学创作在人文地理版图上的坐标在哪里？

粗略的回答：在地球人文地理版图上，位于东半球的中国，即华夏文化圈之内。在中国人文地理版图上，位于岭南的粤西，即八桂文化圈之内。在广西人文地理版图上，位于桂西南壮族文化圈之内;更具体地，位于珠江源头支流范围之内，即以左江流域为主，包括右江、邕江局部流域的壮族文化圈之内。这是一种区域性、民族性文学创作的客观存在。历史上，此区域作为中国最早行政区域之一而存在的是秦时的“象郡”;汉初属于“南越国”;唐宋时为南疆“羁縻”之地;明代至清末则分属多个南疆土司辖域;新中国成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至21世纪初，此区域的主体行政管辖权为“南宁地区”;2003年起，则专指“崇左市”。不管治权属地如何更迭，秦代以后此区域一直是“骆越后裔（今天的广西壮族）”最大的聚居区。这里既是骆越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现当代中国民族文学——壮族文学名副其实的文化故里，现当代中国著名的壮族小说家陆地、壮族诗人韦其麟等均有赖于这一方水土的滋养而长大成人、提笔为文并最终声名远扬。

简而言之，“桂西南文学创作”也可以置换为“左（右、邕）江流域作家创作”;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可以置换为“广西壮族作家群创作”。作为与属于东盟的越南接壤的中国南疆民族性、区域性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桂西南文学创作”突出的人文地理坐标再一次证明：世界上大凡够得上基本档次的人类文化，尤其是那些堪称经典（“文脉”）的高级文化，它们往往与河流、水脉相互重叠而呈现。

二、桂西南文学创作：花山文化传承至今的活态存在

但凡是“历史的唯物论者”或许都得承认：正是地球上一条条河流、一道道水脉，孕育出了世界上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文化乃至“文脉”。具体到文学创作，正如韩少功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至理名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②如此，又一个属于本论域的原点性问题必然得进一步被提出：桂西南文学创作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假如说，“天地是文化的基座，山河是文化的经纬”③，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答案必然又是毋庸置疑的，即根源于从远古骆越，传承到当下时代的神奇独特的“左江花山”。“这一方桂西南边陲的土地，其所有的文化传奇，的的确确均源于左江花山的山魂水魄——山是神山，水有灵性，天地通灵，由此孕育出钟灵毓秀，样样神奇。”④作为桂西南——左（右、邕）江文化渊源与集大成者——“左江花山”——“骆越根祖，花山传奇”，随着广西崇左市2016年世界申遗的成功落幕，早已美名传扬、深入人心。除去人们早已熟悉的作为世界岩画遗产极品的文化价值存在不谈，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简称“花山”）至少还体现在作为“广西壮族文化核心标志”和“广西文学风水宝地”两大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

对于前者，那就是以“那文化”为基础的一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壮族区域文化体系存在，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衣之壮锦、食之稻糯、住之杆栏、行之木舟以及节日婚丧日常仪式所倚之铜鼓、啵咧（天琴）、歌坡等具体的文化种类存在，这也就是某壮学专家所说的：“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生活模式及‘那’文化体系。”⑤而文化，归根到底体现为人为了寻求可以与包括大自然在内的环境条件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所迸发出的思想创造和精神能力。如此，花山最为核心的文化价值其实就在于其作为壮族先民——骆越人所开创的一种鬼斧神工、卓越非凡的精神创造能力，简称“鬼魅思维”。这样的一种能力不仅已经定格在左江岸边花山崖壁之上，而且还积淀成骆越后裔——壮族儿女集体的文化基因，像血液一样，代代相传。

从以上观点出发，毋庸置疑，早已“暗流涌动”并且至今“水波荡漾”的桂西南文学创作，堪称古老的“花山文化”传承至今最为亮眼的活态存在之一。

三、花山：作为广西文学的风水宝地

客观地说，花山文化可以变成桂西南甚至整个广西文学创作一种自觉的精神动力，那其实已经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借助于现代考古科学的巨大发现，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隐藏于左江流域深山峡谷悬崖之上的“无字天书”——花山壁画，一朝惊艳世人。因壁画而触发灵感，杨克、梅帅元推出《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⑥，不仅找寻到广西文学可以从沉寂中崛起的时代性和民族化路径、方向，而且首次擎出了中国寻根文学的理论大旗。之后，杨克更直接以诗集《图腾的困惑》⑦、聂震宁以小说《暗河》⑧、冯艺以散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⑨、黄神彪以长篇散文诗《花山壁画》⑩等，一大批广西尤其是身为骆越后裔的壮族青年作家通过他们卓有才华的文笔一时间把花山直接指定为“广西文学的文化神山”。在花山神性的招引下，广西文学终于迎来了蓄势待发、跃跃欲试的新时期。

假如让文学创作进一步外溢为文艺创作，那么，花山根性文化的神性动力的彰显则更一览无余。这就必然要提到周氏兄弟了。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为世界顶级画家的华裔美籍周大荒、周山作兄弟俩生于壮乡武鸣，外祖母是宁明人，是名副其实的花山女儿。或者出于命运的安排，或者源于故乡神性的召唤，兄弟俩曾经有过在宁明花山素描写生的一段经历;正是这一段生命的机缘巧遇，奠定了兄弟俩后来堪可荣耀一生的绘画根基。周氏兄弟，正是由宁明神山——花山而走向了世界画坛顶端的中国壮族画家！以此类推，中国壮族音乐泰斗范西姆的成功，同样有赖于故乡神山——宁明花山的“神性缔造”。

但要说作为“广西文学风水宝地”而存在，千古神秘的花山，则必须有待于一个文学事件为契机。这就是1996年7月于广西宁明花山脚下刚刚落成的民族山寨里召开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由时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潘琦主持，傅馨、张仁胜、东西、张燕玲、凡一平、黄神彪、杨长勋等二十几位广西青年作家、艺术家应邀参会。大家畅所欲言，激烈讨论，形成共识，促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次年启动了“作家签约制”，这在全国属于较早实施的一种地方文学人才培养和奖励的重大机制。在其强力推动下，一批又一批广西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学者们曾把这次会议誉为“吹响文学桂军逐鹿中原的号角”，揭开了“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序幕”11。

学者黄伟林曾说：“花山岩画在广西当代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是广西文学重要的灵感源泉，是广西文学崛起的集结地，她激活了广西作家的文学想象，开启了广西作家的文化自觉。花山承载着广西壮族的神性体验。”12此说足以指证花山作为“广西文学风水宝地”而存在的充分理由。

根据以上的事实、理由，进一步落实到文学地理学视域之内，毋庸置疑，花山堪称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上魅力独具的一处民族文学景观。

四、家国情怀：“壮族文学经典”的创作

亘古左江，潮起潮落，蜿蜒不息，缔造出中国南疆一方喀斯特地貌的美丽传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水脉与文脉连接，文化经典往往孕育出文学经典。在绵长浩瀚的时空交错之中，左江及其孕育的骆越文明显然早已缔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经典——“花山文脉”，那些悬崖上绵延上百里的历经千年以上如今却赭色依旧的“无字天书”就是其中最好的明证。落实到本论题，经由“花山文脉”，这一方终日湿热的岭南文化是否还可以分流出恒久炙热的壮族文学经典呢？要回答此类问题，首先得追问：何为经典？何为文学经典？

所谓的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而文学经典则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13。落实到后者，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文学经典，在很大程度上说，其实是时间说了算，是作家身后的读者、评家说了算。这个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这个读者、评家也绝非一名两名、十名百名，而是一代紧接一代持续不断的群体。当然，这里显然需要存在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条件——即那一位最早入场的人——作家及其伟大创作力所缔造的“文学文本”。正是具体时代个体作家所精心创作的文学文本开启了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的最初旅程。“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14

秉承神奇独具、卓越创造的精神基因，自古及今，桂西南的“文学创作”必然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这一方水土的“诗人作家”必然也应该是一个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群体存在;甚至他们有可能同样是“名家辈出，佳作迭现，经典传扬”。只可惜，过去的壮族缺乏文字记录，他们绝大多数的“文学创作”恐怕只能依靠口口相传，这种“无法留痕的文学”在传播过程中断裂、减损甚至遗失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得以略有改变，可能得等到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些人文专家的田野考查，将那些曾经盛行过但后来却差不多泯没了的“口头文学”，比如“灰姑娘的故事”“蛇郎传奇”“刘三姐的故事”等，加以收集并重新传播。但那最多也只能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而已，其“恢复经典”的实效如何，目前尚无定论。简之，桂西南“古代创作”留下“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既然古代没有，那么，现当代的桂西南文学创作恐怕也只能跟文学经典“绝缘”了，因为可以留给这一区域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变为经典的时间毕竟过于短促。历史文献上有切实的记录，广西壮族作家——那些自觉地以汉语普通话展开自己的文学文字构建的人，他们至少得在时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因为，直到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才宣告成立;而壮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出现，也不过是在此之前不久，经国家民族甄别而刚刚敲定的事实而已……仅仅从时间条件上，“现当代壮族文学经典”显然是无从谈起的。但没有了“文学经典”，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来讨论有关的“文学经典”的问题了。因为文学经典既然是人类文化最大的精神宝藏之一，就必然要成为包括民族文学在内任何文学创作的目标走向、理想归属;换句话，没有文学经典，人们也会持续不断地缔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这其实又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文化信仰之一。正因为这不断的缔造，文学经典终究可以成为“正在到来的路上”，成为“不断靠近的存在”。“现当代壮族文学经典”也可以做如是观。

假如可以从“缔造”的角度来看“文学经典”，并且把时间切实地拉近到“现当代”，那么，在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上，一道雄浑壮丽的当代广西文学风景线——“壮族文学经典的缔造”，立刻平贴着“桂西南/左（右、邕）江流域”坐标走向而呈现出独有的光彩，这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其中陆地及其《美丽的南方》《瀑布》显然成为最早和最为显赫的存在。前者系20世纪60年代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广西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后者分《长夜》与《黎明》两部，总字数100余万字，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0、1984年先后出版。第一部《长夜》1981年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创作一等奖，第二部《黎明》1988年获首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凭借两部开山之作，陆地成为当代壮族文学的领军人物和全国著名作家。除两部名著之外，陆地还创作一系列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以及文学评论……这些作品发表后，不管是在遥远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段，都曾在全区全国引发持续的阅读热浪，《美丽的南方》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各省市电视台长时间热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