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24次西班牙之旅

海明威与西班牙结缘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众所周知他是在巴黎叩开的文学之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把巴黎称作一席“流动的盛宴”：新婚燕尔的他以《多伦多星报》驻外记者身份在这里访师问友，谈文论画，用简短有力的字句在新闻报道中奠定文风基础之余，也完成了从记者到作家的华丽转身。绝少有人知道的是，这席“盛宴”的发端和食材是在西班牙。

近日我多次走出瓦伦西亚火车北站，只是在不经意间路过古老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Hotel Reina Victoria）时，才想起原来这就是海明威在1925年写下Fiesta（“节庆”一词的西班牙语）最初6章的地方。这本书因1924年7月他的第二次潘普洛纳市圣费尔明节之行有了写作灵感和素材，最后用时2个月辗转5座城市，在7个本子上写下8万多字，后改名为《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出版并载入文学史册。

倘若把海明威一生总计24次的西班牙之旅按照时间阶段来划分，1923年至1933年的游历可算是第一阶段。10年内他先后前往西班牙15次，逗留时间从1天到92天不等，足迹从北部的潘普洛纳、萨拉戈萨，到中部的马德里、塞哥维亚，到东部的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再到南部的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几乎遍布全国。相比较92天的流连忘返和乐不思归而言，1天的来去匆匆也恰好从侧面说明他从没把这里当作他乡。

1923年6月1日，海明威头一回从巴黎乘火车前往西班牙时，应该也不会预料到次月的潘普洛纳之行，会让他对斗牛一见钟情并为之倾倒一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形容斗牛：“这是一出壮丽的悲剧，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甚至还把斗牛场比作没有中弹之虞的战争前线。此后连续多年，每到7月他都从美国或者欧洲呼朋引伴，一路西行同赴圣费尔明节，甚至还多次跳入斗牛阵中，只为亲身体验和专注享受，堪称痴迷。1929年奔牛节期间，他甚至构思完成了一本关于西班牙斗牛历史、仪式和传统的综合性书籍《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不但普及了关于斗牛的诸多知识和文化，还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这本书背后是他对生命意义和本质更深层次的探求。

1924年7月的第二次圣费尔明节之行，也是海明威在巴黎陷入文学瓶颈期的疏解之旅。当时他想完成一部能拿得出手的长篇来证明自己，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灵感与素材，这才以半纪实手法把这次西行的几乎所有人都代入了作品，无意中成了整整一代人和全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也标志着现代文学彻底融入世俗。同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虽有开拓之功，但《尤利西斯》毕竟曲高和寡，且屡屡遭禁；格特鲁德· 斯泰因在实验性上渐行渐远，销量始终堪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则终究属于上个时代——那个被他独自开启同时也亲手奏响挽歌的爵士时代。

海明威在西班牙的第二阶段处在西班牙内战时期，1937年3月至1938年8月间，他先后4次来到西班牙（累计近10个月），并深入战争前线。当时他的正式身份是为北美报业联盟报道西班牙内战，同时协助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撰写旁白、操刀录音（还向导演倾囊资助5000美金）。其间，他在瓦伦西亚参加了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与巴勃罗·聂鲁达、安德烈·马尔罗等进步作家一起讨论了知识分子对战争应有的态度。在马德里遭遇佛朗哥军队的轰炸后，他写下唯一的剧本《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而亲历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残酷则让他几年后以其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代表作《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迄今为止仍是反映西班牙内战最好的文学作品。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海明威公开宣布，不会在佛朗哥掌权的情况下返回西班牙，但晚年还是因为对斗牛之爱食言了，于1953年7月起开始了自己在西班牙的第三阶段。此后的7年内他先后5次重返西班牙，让余生不留遗憾。特别是1959年那次，他在西班牙盘桓173天之久，原本只是领了《生活》杂志一篇命题作文，要求只写1万多字，扼要介绍故地重游的感受，但海明威兴之所至，一写就超了10万字，后来成书为《危险的夏天》（The Dangerous Summer）。彼时的海明威虽贵为诺贝尔奖得主，但已过创作巅峰，且饱受各类妄想、抑郁和偏执的困扰，不过再次回到曾见证他充满活力的青春的这片沃土、重拾对斗牛的热爱与激情，他仍仿佛重新找回了从前的激情岁月，他用文字延续的不只是视斗牛为艺术的古典美学，也是最后的文学生命。

在《危险的夏天》一书中，海明威既重拾了对斗牛的狂热爱恋，也重走了往昔的圣费尔明节之路；既重温了历次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角落，还用各种美食、美景为后来人埋下了诸多线索；他驻足过的那些餐馆、咖啡、酒吧，此后也逐渐成为文学爱好者们的朝圣之所。就连我刚到瓦伦西亚的第二日，也会不禁想起海明威在书中对当地享誉世界的美食“瓦伦西亚海鲜饭”（Paella）的动人讲述，惦念着他最后的荣光和永在的热情，慕名而去。

1913年开业的维多利亚女王酒店如今还看不出历史痕迹，相比之下，1898年开业的Le Pepica比海明威60多年前来时明显扩建了很多，其内部厅堂明亮，可同时容纳数百人就餐，但依旧干净，并保留原始的露天座位和全程公开的烹饪过程。我匆匆瞥过餐馆之中遍布四周的百年照片墙，除了海明威在这里留下的众多照片、手稿之外，还发现了西班牙国王一家、伊巴涅斯等作家以及奥逊·威尔斯、艾娃·加德纳等影人的雕塑、影像与足迹，确实是百年老字号的风范。

也正是在这里，海明威一边享用美食，一边打捞着日渐模糊的旧时记忆，并以几年前在巴黎失而复得的笔记本为蓝本开始撰写早年回忆录，Fiesta一词也终于如愿以偿被他从30年前抹掉的书名中拿回。在他去世3年后才出版的《流动的盛宴》（The Moveable Feast）一书的题词蜚声世界：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但我想，对海明威而言，巴黎的觥筹交错与流光溢彩是盛宴不假，整个西班牙大地和一年一度的圣费尔明节，更像是一席召唤他一次又一次旧地重回的固定宴席。正应了那句俗语：人可以随时离开西班牙，但西班牙不是一个能离开你的国家。

（责编：常凯）

海明威的西班牙之旅

第一阶段1923年至1933年

只有海明威，从语言到笔调到风格都是从内而外的全新气象，他用《太阳照常升起》为一战后的整整一代人画像和正名：这代人在灯红酒绿中沉醉，并非他们生来如此，只不过是在战争过后有些迷惘罢了。

第二阶段1937年3月至1938年8月间

第三阶段1953年后7年

海明威在书中是这样描写他钟爱的这家海边餐厅的：“在Le Pepica的晚餐简直棒极了。地方大、干净又露天，所有烹饪过程客人全都可以现场看见，要烧要烤随你挑，而这里的海鲜和瓦伦西亚米饭是海滩上最美味的……随后点了些牛排和烤鸡搭配橘黄色米饭加灯笼椒和蛤蜊，而这些在瓦伦西亚人眼中只算是中规中矩的一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