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主潮

2020年11月，邵燕君首倡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应该定在金庸客栈①，因起源问题干系重大，后引发一系列争论，也取得相当进展。与论者虽对具体的起点发生在何时何处各执己见，但仍达成一个共识：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对起源的判定要落在媒介问题上。不过，进展不仅是达成初步共识，更重要的或许是暴露了核心分歧——类型小说能否成为网络文学的正朔。论争的焦点在不自觉中已经从哪里才是网络文学的起点，转向什么样的“文学”可以成为网络文学的主潮。起源问题的讨论若要得以深化，这一转向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毕竟，起源问题首先是法统问题，文学亦不例外。

一、网络类型小说不是通俗文学网络版

“网生”已是共识，但为了走得更远，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一共识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它是否稳固。研究者对网络文学媒介属性的共同强调，目的是“为与纸质文学做区分，尤其是为了反抗将网络文学仅仅视为通俗文学网络版的传统精英文学观念”②。共识的基础很薄弱，只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非有一个相同的目标，甚至对互联网根本的媒介特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反抗传统精英文学观念对网络文学的压抑都不能达成一致。分歧正是从此埋下，特别是潜藏在对类型小说的不同理解和评价里。与论者中普遍存在的对以金庸客栈为起始点的排斥心理，恐怕就在于无法接受它所开启的网络类型小说生产机制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正根、主线和未来发展方向，并试图以另立起点的方式为网络文学打开一种更丰富的可能性，以免网络类型小说变成中国网络文学的代名词。

这应当是欧阳友权、马季和许苗苗等学者共同的理论目标，并集中体现在贺予飞的质疑文章里：“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成熟的学术概念、学科与专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被网络类型小说的局部形态框定，网络诗歌、网络散文与杂文、网络非虚构写作、网络少数民族文学等都应纳入网络文学的组成部分。”③网络类型小说当然不能涵盖网络文学整体，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网络文学的主潮。就理论层面，网络文学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概念，当下的关键正在于提炼出它最具特殊性的内核，而非取消焦点并将之弥散开来。在经验层面，这一目标也存在和现实脱节的问题，最大的难处是如何解释在二十多年来的网络文学实践中，其他可能性都没能结出硕果，产生最大影响力且最具独特性的正是看起来和纸质通俗文学“家族相似”的网络类型小说。

在否定类型小说的主导地位和金庸客栈的起点位置后，反对者并不能找到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主线，因此也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起点，只能将之泛化。如欧阳友权和贺予飞将起点定在北美华文网络文学，马季和许苗苗分别把起源落在1998年和2000年，都是安置在某一时期而不能确立某个原点。可就此而言，反对者似乎才是逻辑一致的，一直在坚持网络文学不只是通俗文学——即使现实是不得不以类型小说为主，也不能忘记其他“更好”的可能。尽管，他们暂时也说不清未实现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背后支撑这一观念的理据是：类型小说虽有可观之处，但终究是等级较低且价值有限的文类，不能将之作为网络文学的正统和主潮，自然也就不能将它的开端作为起点。否则，就是网络文学的“自甘堕落”，至少是“不求上进”。对文学价值的坚守值得尊敬，却不免有刻舟求剑之嫌。须知，伟大文学的再生通常并非形式的死灰复燃，而是精魂的转世重生。

许苗苗把以金庸客栈为起点视作“以通俗小说代替网络文学整体，以小类型遮蔽大概念，阉割了网络文学的丰富性”④的“故事说”便是墨守旧观念的典型，因此也极有反驳的价值。首先，类型小说不等于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二分中的通俗文学。理解网络类型小说要忘掉印刷文明构造的雅俗秩序和文类等级——不是取消雅俗，而是准备重建秩序。其次，任何时代都必然有最能体现该时代情绪与精神的文类，时代之文学也始终在变化之中，故而王国维将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称为“一代文学”。对“一代文学”的提炼又岂是以部分代整体、以小类型遮蔽大概念所能形容？再次，绝不是某一文类繁盛，其他体裁便消亡了。它们当然是同时存在并共同发展，但这一过程中总有脱颖而出的，且恰恰会是在此前未能充分实现其可能性的文类。新的“一代文学”在前一时代甚至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中往往还会由于惯习被视为低等文类——抱持既成的文学观念贬低网络类型小说才是对网络文学丰富性的阉割。最后，网络类型小说绝不能被等同于讲故事，它和纸质类型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通过设定打造了若干平行世界，几乎是以文字的形式在构建未来人们可能存身其中的“元宇宙”（超越现实世界的人造世界）之雏形，而非仅仅在讲故事。

对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网络文学，研究进路应当是要尽可能地暂时屏蔽我们对“文学”的前见，从网络的文学现象出发来认识它，并以此更新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而非执一定见来框定网络文学。无疑，今日对于类型小说、通俗文学乃至“文学”的普遍认识和整体理解，并非从来如此，更不是天经地义，而是建立在印刷文明的基础上，具体来说，是在一百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之上，甚至是在近三四十年来形成的“纯文学”理念的覆盖之中。在这一视野下，才会认为以类型小说为主潮是把网络文学变成通俗文学网络版，可能还会担忧是否有与文化工业和商业资本妥协乃至共谋的嫌疑。然而，要反抗将网络文学视为通俗文学网络版的观念，紧要处不在标举其中存在的此前被视为严肃文学的体裁，而是反思印刷文学的雅俗秩序，并重新理解文学与大众的关系。

这一反思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中早已开始。对通俗文学的定位关乎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的理解，张志忠对此有积年的思考。他认为：“五四新文学是非常态的……这是中国作家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方式，是超常规、非常态，不是三千年文学的通例。”⑤质言之，现代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并非文学的“常态”，而是在紧急状态和极端条件下催生出的“异态”。这一非常态的文学成就巨大，更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且在新的紧急状态中仍会被不断召唤，但毕竟不可持久，也不能以之为衡量网络文学的尺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认识网络类型小说必须直面这一文学现象本身。在寻觅之后，今人或许会发现网络类型小说不但与现代以来的文学传统终将殊途同归，更是与现代以前的文学经典有着相似的进路。

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和人人可说话的论坛

对中国网络文学的考察要从互联网的技术层面开始。这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由大的历史局势支配的。的确，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但不能由此简单推导出媒介性就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基础性因素。以中国新文学对观之，新文学也是一种新媒介文学，它的诞生有赖于现代报刊提供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尽管如此，新文学之新主要不在新媒介，而在现代性。总体而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是外来输入而非本土长成的，是在十分紧急的状况下直接“拿来”的一套从技术、制度到观念诸层面都已相当成熟的外部现代性，其后才是它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在网络文学诞生的1990年代，中国已摆脱了这一紧急状态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逐步融入全球，更重要的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基本与世界同步，甚至很快就是全球领先，不仅不是在海外成熟后移植本土，还最早开启了国际传播。因此，没有什么现成的制度和理念可供借鉴，必须从技术层面自行生长，从最底下一点点长出来。

欧阳友权虽然敏锐地提及要从技术出发谈论网络文学的起点，提出“‘网生文学’需要两个基本要件：一是技术基础，二是文学制度”⑥，但他对技术的感知恐怕是不够精确的。不是有了网络，有了网络上的文学，就有了网络文学。以《华夏文摘》为起点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仍是把互联网作为新的便捷的传播渠道，带有从纸媒到网络的过渡性，只能说是网络文学的前史。许苗苗以媒介转型的整体环境的形成来确定起点，将之定在“标志性作品判定、民众心理期待、权威学术话语介入以及新闻媒体选择等综合方面”⑦都比较成熟的2000年，又是明显的滞后。无论超前还是滞后，都是难以抓住互联网核心媒介特性的表现。在互联网诞生之初，被最早上网的先锋文学作者寄予颇多期待的超链接、多媒体和强互动，倒确是互联网的重要特性，但并非底层逻辑。最终，这些特性也不是以技巧实验的方式存在，而是在标签、同人图/音乐/视频和段评、章评等网文读者日常使用的基础功能里存身，且更集中地体现在电子游戏等新文艺形式中。

那么，互联网根本的媒介特性是什么呢？为应对核战争威胁而生的互联网，最底层的逻辑是去中心化——互联网的基础结构是按照“分组交换”的方式连接的分布式网络，在技术上赋予了各个节点相对平等的权利。这一去中心化的底层逻辑在技术层面决定了互联网不存在中央控制的问题，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有了说话的权利。印刷、广播和电视等中心化的媒介，天然就是受绝对控制的，读者、听众和观众都只能被动接受，很少能主动参与，即便有所互动也一定需要经过许可。对中心化的媒介而言，权威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会很自然地被要求拥有与这一权威性相匹配的专业度。因此，中心化的媒介以少数精英为主导是必然的，整体处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构中，并始终面对着如何保持活力和维系信誉的难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让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问题才会贯穿始终。

在结构层面，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是自下而上的由大众主导的媒介。人人可说话的公共论坛是它最初也是最核心的应用场景。公共论坛是一个民主的场所，尽管可以通过种种制度设计不让所有人说话，并努力追求一种更具智慧的集中，但那也只能作为补充。民主永远是论坛的基本规则，大众始终是论坛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互联网的面貌已不同于初生之时，但写在基因里的这一逻辑从未改变。网民日用的绝大部分重要的互联网应用以及所有的文学网站都建立在为普通用户赋权的基础上，它们的生机和活力都来自活跃用户的内容生产，全部是以公共论坛为驱动核心——此即是网络为文学提供的新动力机制。相对于中心化的媒介，去中心的互联网要自由和草根得多，并带来了网络文学的野蛮生长。野蛮生长首先是自然生长，多有野劲和生气勃勃，少有人为的规划和干预，才能突破原有的稳固的文学格局。可以说，自由自发的网络论坛恢复了文学的原初动力，使文学的根基重归于大众。以金庸客栈为起点或有可商之处，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理应落在论坛模式中。

在局势和结构清晰之后，就要在标举出最具包孕—绽开意义的事件。换言之，在一众公共论坛中，究竟哪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网络文学的论坛模式，进而能被确立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对这一问题，邵燕君和我在《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不辨主脉，何论源头？——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问题》和《制作起源：中国网络文学的五种起源叙事》中已经详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以金庸客栈为网络文学的起点绝非是在讨论一个偶然事件，这一事件的意义要在局势—结构—事件的序列中才能加以把握，同时也要求对网络类型小说的价值有充分认识。而本文亦将不再聚焦于网络为文学提供的新动力机制，而是进一步论述在这一生产机制中，网络文学的主潮为何是类型小说。

三、从“药”到“粮”：

日常状态下大众主导的文学生产

中国网络文学是在日常状态下由大众主导的，它的基本定位和原初动力与在例外状态下将印刷媒介的精英特性发挥到极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相对的。不妨从谢冕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百年中国文学〉总序》中的一番心血剖白说起：“中国大地在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一百年中国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百年中国文学成了启蒙与救亡的“药”。如俗话所说，“有药必有毒”。作为疗救社会的“药”的沉重而严肃的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的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⑧。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乃至“百年中国文学”的关键属性是“药”，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定位就是“粮”。所谓“粮”，不只是可有可无的消遣，更是人类固有的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只有到文学艺术的梦境里去实现的“刚需”——人终究不只是此世的公民，同时也应当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在紧急状态以外的大多数时期，文学对社会来说应该主要是“粮”，而非“药”。自然，网络文学（文艺）之中并非没有痛切的呐喊，微信、微博与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和改变，正是文艺对现实的直接喊话，也是它固有的“群”和“怨”的功能的体现。这其实也是邵燕君和我把网络文学的起点定在最能彰显论坛文化的金庸客栈，而不是与网络类型小说生产机制的诞生联系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西陆BBS的主因。尽管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能把“药”当“饭”吃的。何况，吃“药”正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吃——天下有道，则文学不议，这大概也是鲁迅希求与时弊一同“速朽”的缘故。网络类型小说就是大众为自己生产的“精神食粮”，其中的主体更是人人皆可享受和制作的“大饼油条”，而非门槛高、产量少因此只属于个别人的“玉盘珍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