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书风”书法符号功能蠡探

熊秉明先生曾提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八桂书风”书法乃广西书法文化核心表征。“八桂书风”书法符号是以审美功能成就其地域文化象征地位，但它实际上将创作者一系列现象、情感、事件融为一体。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现象，是广西书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表现。其次，诞生的一幅幅作品是记叙性抒情之作，即将书家的情感吸纳其中。最后，它是一幅幅个性张扬的书法作品，具有审美功能，成就广西书家文化符号地位。“八桂书风”书法形式与精神内涵影响深刻，作为原始情感符号的基本功能，它将创作者的情感凝聚于笔端，对经典的传承与创新历经跨时代过程。在此重新审视分析，不仅从书法的视觉形态摄取其中蕴含的一些图像信息而视为文化符号，字里行间所蕴藏的美学功能、观念意味也不可忽略。对“八桂书风”书法符号功能的探究，不妨以文字书写之前创作者在心中酝酿的情感为逻辑出发点，从而探索“八桂书风”书法符号象征的精神活动，凝聚于宣情功能、叙事功能、审美功能三个方面，进而探讨其书法符号建构。

一、“八桂书风”书法符号的宣情功能

“八桂书风”书法创作源于情感抒发，如此现象不仅是书法作品形成的原因，还是其符号象征的内容。“八桂书风”书法符号诞生，充满了文化魅力。因此，现象本身浓缩为艺术符号，充满特殊的意蕴。书法的真髓在于书写者在运笔的倒转翻侧中，充分调动内心最真实的感觉，传递给观赏者，把对人生的境界追求熔铸其中，把灵府中的神韵和敏悟凝合于笔端纸上，将特定的视知觉表现，建立在古朴典雅的技法语言、推陈出新的形式之上。宣情的书法符号是超越生活意义和传递精神价值的寄托。那时，创作者作品的成就得到了评判，它可以被视为人、情感事件的象征符号。“所有独特的或表现的艺术都是‘强烈感情的自发流溢’。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华兹华斯派的定义，那我们得到的就只是记号的变化，而不是决定性的意义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仍然是复写；只不过不是作为对物理对象的事物之复写，而成了对我们的内部生活，对我们的感情和情绪的复写。”①

最初，“八桂书风”书法的创作是为宣情、记叙事件而成，如果仅仅于此，作品只是具备记述功能的文献，与一般的手稿记录别无二致，而且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一旦赋予了不寻常的视觉面貌，它将变得妙不可言，这是中国书法艺术符号的魅力。虽然作品完成之后，欣赏者无法观看书家挥毫的过程，也不一定获知创作者自身对他创作过程中的看法，只有笔墨的遗迹将为我们提供想象力驰骋的空间。创作者情感思想的演绎留驻于文本，而书法是在真实的载体中展现的。书法创作还需要具体的想法，譬如，书体的选择、书写载体如纸张缣帛等材质以及章法的协调布局。在创作之前，都有明确的想法，“意在笔前”，“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②。在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碑碣摩崖、砖文瓦当等出土文献遗迹，以及国内外各种经典书法资源当中挖掘可运用的创作元素，重视作品形式、视觉表现力，在整体章法中将各要素和谐演绎。“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视觉艺术，特别是具有显著线条特征的艺术部门，比如绘画、书法，由线条组合而成的张力结构，实际上是充当了艺术表现的符号功能单位：一方面它们自身是作品的能指构成；另一方面它们又指涉同力相联系的人类情感。”③书法作品所指情感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本身点画、线条、章法等形式要素的能指意义。也就是说，“八桂书风”每一件作品的书体是作者最为娴熟的。此外，在创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书体、点画、字形、结构、章法构成，还是书写速度差异和节奏变化、墨色层次，甚至修改和涂抹，它们将伴随书家情感、情绪，流淌在书家笔端。“所有这些动情的内容皆有别于那些艺术品自身所表现并构造其‘生命意蕴’的感受、心境或情感；因为符号的意蕴不是虚幻物，而是由符号揭出、表达并彰明的现实物。任一烘托幻觉的虚幻的、想象的因素（诸如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感受），属于符号形式；作品整体的感受是符号的‘含义’，是艺术家在此世中发现的真实，是他想望给予他的朋伴以清晰概念的真实。”④

“八桂书风”书法作品将情感、事件、现象三位一体融合而成。书法创作的整个过程必须遵循文辞叙述发展脉络。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增强了前者的符号含义。没有情感喷薄，就没有文辞内容记叙，没有文辞内容写作就没有书法作品。没有书法作品、文辞内容和作者情感，就无法追溯符号语境。没有这种出色的书法作品，文辞内容的观赏者、解读者将大大缩减。书法通常会以有内涵的文辞作为书写内容，但文辞的优劣不一定需要书法促成。一方面，诗、词、文、赋等被认为是意识中形成的，可以在思考或阅读过程中呈现，并且可能没有作为特定文本版本固定下来，即使它成为纸上的文字显现，欣赏者也会在遇到一般的打印或不佳的书写效果时忽略阅读过程中的字符。另一方面，书法可以创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绵延与积淀的符号，那些卓有成效的书法家将成为经典中的一个符号。经典世界中的符号不仅是人们接触或描述的客观对象，而且还由人类创作的艺术作品组成，这是经典文化的符号意义。

二、“八桂书风”书法符号的叙事功能

“八桂书风”书法符号的叙事功能是了解经典书法文献的一个切入点，它展示了以经典书法当中的书体为创作基调的更多元化的书法活动。书法文献的叙事方式与早期的历史记叙、书写和传播有关，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言语和行为。这些书法文献中的记叙事件可能会交叉不同的经典文本，并且具有独立于其原本生活形态的创造力。被纳入经典书法文献的人物和事件的前提条件是有杰出的成就、名望或功绩，其重要性在于为后代设立一个典范。任何人或事件如果进入经典书法文献，才可能成为后代所关注的历史叙事符号。“不论是语言的‘叙事表达’，还是作为意识功能的‘叙事表达’，都不过是作为整体的叙事表达的具体表现。在微观的层面上，叙事表达就是特定符号或者记号中的意义给予和传达。当符号是感性符号时，叙事表达就表现为符号借助自身的内在分连与综合功能把特定的感性材料加工成一个意义整体，并把这个意义以直接而当下的方式展示出来；当一个符号是非感性的逻辑或理论符号时，它通过自己在一个纯粹关系系统中的位置而获取自己的意义。在宏观的层面上，一切文化都是叙事表达，因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在于，把外在的印象转换为‘我’的表达。”⑤从符号的叙事表达功能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考察“八桂书风”和书家的精神观念。

“八桂书风”艺术现象本身是一个叙事符号预示，一旦书法作品写就，自然会有扩散的契机，将增加其传播的影响力。“八桂书风”书法凝合宣情、叙事、审美三位一体，它足以通过宣情和叙事，以及普通书面语言记录传承。但书法符号审美功能是不同的，它是一种艺术符号，可以以物理形式传递，只有看到面貌才得以知晓气韵生动与否。“八桂书风”的重新被重视需要机缘。随着时代的发展，“广西现象”的推动，书坛事件日新月异，不仅“八桂书风”的地位再次提高，而且稳固了其本身的叙事功能，作为广西书法传承符号伴随历史演进。“八桂书风”经广西老一辈书家和中青年书家努力探索、极力推崇，在后来的广西书法发展中影响力巨大。

“一种地域书风成熟的主要标志有四：一是创作主体的集群化；二是艺术目的、创作方法的统一化；三是风格取向的‘异形同质’化；四是作品在本地域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周俊杰先生的评论，‘广西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已标志着‘八桂书风’的形成与中兴。”⑥书法发展本身就是通过对自身的叙事演进而呈现于历史维度中，在书法叙事当中，一旦书法作品成为经典文献符号，将与文学一起发挥多一重维度的相关信息。与此同时，传承叙事将超出事件的原型，并拥有焕然一新的创造力。那时，非官方叙事的作用就不低于官方叙事。对于“八桂书风”的大多数追摹者，更增强了对它探求的渴望程度。然而，成为经典符号的书法作品，不能只凭借在经典文献符号中的叙事功能，艺术和文学不一样，它必须通过具体的美学形式证明其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倾向性在文艺作品中并不是一个可以离开了作品的真实性、艺术性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要在文艺作品中分离出一个单独的倾向性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就不能满足于作品的表面效果，给作品外加什么思想性和倾向性，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在塑造人物、构思情节、描写对话等艺术创造上，灌注并流露出他的倾向性，在真实性、艺术性上花力气。真实性既是倾向性的基础，也是艺术性的生命。离开了真实性，也就谈不上什么倾向性和艺术性。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相统一的；主要人物既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又是有独特的性格的。也就是说，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是真实性、倾向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作品。”⑦书法文化发展流露出书法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作品体现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完美统一，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神圣使命任务，对坚定文化自信、引领文化建设极为重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有利于繁荣中华文化。鲁迅先生有言：“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⑧这个“美术”在此指艺术，而书法尤为典型。“天物”即现实生活，归造化、自然；“思理”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从搜集素材，到确定题材、主题思想的一系列的构思，思想从物态中脱胎出来；“美化”就是按照既定的体裁和形式进入作品的具体创作，进入到精神生活。这三个元素是递进关系，书法叙事，融入人们生活当中，对于改造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起到促进作用。书法发展要记叙生活、表现思想、体现现阶段旺盛的时代精神，达到能帮助人们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历史前进的效果。

三、“八桂书风”书法符号的审美功能

艺术作品展示与传承意味着审美观念和审美载体的展示与传承，“八桂书风”作为书法艺术，具有审美功能，其传承与展示集合了创作者诸多审美意识。“艺术是人心灵结构知、情、意的充分展开与实现，伟大的艺术为伟大的心灵的展示提供了平台。人性在艺术中的表现又以审美意识为核心，因此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集中表现。在今天看来，艺术心体结构背后的审美意识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人性文化结构不断渗透心体意识结构内部，从而形成了人类意识结构的结果。”⑨“八桂书风”的审美功能，得益于书法作品展示与传承。中国书法艺术尤为奇特，作者心象通过图像的呈现而被意会。然而，书法与绘画不同，书法没有外部客观描摹的事物作为参考和判断的标准，只有由抽象的线条及其关系所组成的符号。它包含文字和书法的双重维度，文字是一种符号，它的含义受到使用系统的约束，其内涵指向生命或意识形态世界。书法是文字符号的表达形式，它指向标准的符号形式，是具有创作者审美品位的具体演示。每个书法家的个性都是不同的，而且书体的审美特征越丰富，书家发挥的空间越大。任何书写汉字的人都有一种区分不同书体审美特征的感觉，尽管他不一定是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这种特殊的文化体验将中国书法塑造成一门独特艺术。虽然“八桂书风”抒发情感是创作的主要目的，但书法审美无疑是重中之重。

“八桂书风”书法符号能置身于各书家笔下从而造就不同的审美风格。陈国斌、黄格胜、潘琦、潘鸿权、潘立远、潘继坦、黄道伟、韦渊、刘德宏、傅绍尉、杨科云等的书法风格，大体而言也就是书法符号的审美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整体呈现出“清秀中显灵气、洒脱中见精神、厚实中见禀性、严谨中显旋律”⑩的审美特征。

例如：陈国斌书法古拙生辣、速度沉稳、笔触厚重古朴，兼有浑厚流动。结体上通过纵笔画和斜向笔画完成字形结构的营造，使字形呈纵横捭阖之势，有骨架峥嵘之感。单字势线或偏左，或偏右，呈上下腾挪、左冲右突之势，这也强化了其书作奇崛古拙的意味。外观上流利酣畅，内在的律动显而易见。通过书写中抑扬顿挫形成的墨色变化及偏旁、部首的左右上下错动穿插来实现结构、空间的流动感和节奏感。

黄格胜书法更多地强化其独具个性的颤笔，以及同时伴随的艰涩的时间感和节奏感。在意枯笔和水、墨、色之间的交融，注重营造枯秀相生的清逸苍浑之感，注重对生辣拙朴的极致美感的追寻。浓墨落笔、顺势稳健运行，墨枯而止，因而常呈现枯笔与浓墨的鲜明对比。笔画之间节奏感近乎均匀。其用笔的力度沉实，缓慢又略带顿挫抖动，使整体书作具有古拙生辣的意味。这种线质的丰富性，消解了笔画与笔画之间略显均匀的书写节奏，形成有意味的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