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体验与文化行旅

揭示早期新诗人的异国文化行旅与新诗写作的关系，当属“新诗发生学”的研究范畴。近年来，围绕新诗发生学的研究已具规模，形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共生的学术态势。多数研究者注意到新诗人普遍具有的海外经验，将其视为作家创作的背景资料，但较少从新诗诞生的推动性要素入手，围绕海外体验与新诗生成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实际上，海外经历不仅增长了诗人的学识，还磨炼了他们对多元文化样态的感知能力，激发了行旅主体的思想演进和观念更新。他们扮演着观光客、旅行家抑或漫游者的角色，沉浸在异国的文化情调和文明氛围之中，在追求新鲜理念、观察海外风景的同时，也将观景体验与行旅感受作用于新诗观念的生成过程，创作了大量描绘异国形象、记录行旅游踪、抒发文化感思的作品。可以说，早期新诗的创作实绩与海外作家的行旅体验密切相关，将“异国体验”或“文化行旅”作为研究方法，持续观照新诗域外抒写的意义乃至走向，或许能够串联起百年新诗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拓展我们对当下诗歌的认知视野。

一、旅行之能效：情境意识与想象力的

双重提升

在域外旅行中，早期新诗人体验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时空转换，获得大量新锐的感觉经验。如李怡所说，在诗人的域外体验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空间意识的变化”“是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调整”①。诚如斯言，跨洲越洋的行旅，使诗人亲身参与到世界性的时间与空间架构之中，他们对陌生的异域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全新的体认。特别是在出行途中，诗人位于文化空间的叠合点上，新奇的思绪时常纷至沓来，由此诞生出一系列“道中所作”或是“写于某某轮船”“写于某某海上”的作品。郭沫若的《海舟中望日出》、康白情的《一个太平洋上的梦》《天乐》、孙大雨的《海上歌》、周无的《过印度洋》、邵洵美的《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作品，都是远渡留洋或是归国途中的即兴之作。在充满变动的行旅过程中，交通体验给予诗人难得的契机，便于他们在与既往经验拉开足够的距离之后，利用相对封闭的环境尽情展开诗思。同时，现代交通体验还提供给诗人全新的观物视角。胡适曾写有《飞行小赞》一诗，叙写他乘坐飞机观看城市风景的感受。虽然诗歌的写作地点并非海外，但诗人的观物方式在当时的旅行抒写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乘飞机由高空观景，人与风景便不再是以往那般平视的关系，而形成了人对风景纵向的、由上自下的俯瞰视角。人眼检视到的风景成为地图般的微缩景观，瞬间就被观察者收入眼中，这自然和前人那种动辄数日方能览遍城市的体验截然不同了。

观察视角的改变，审美视野的延伸，导引新诗人步入全新的时空情境。他们的文化心理大都经历了“乡人—国人—世界人”的衍变，因而确立起超越前代文人的全球意识，进而触发了想象思维的革新。不过，单就风景体验而言，负笈异乡的写作者大都受传统人文观景旨趣浸染，他们最初的海外旅行仍以自然风光为目标。诸多诗人的交集聚合在“游湖”上，像王独清和苏雪林，都有游览法国来梦湖的经历。前者写下诗歌《来梦湖的回忆》，后者则把游湖见闻在小说《棘心》中加以呈现。至于胡适、陈衡哲、任叔永等留美诗人频繁的游湖之旅，尤其是“凯约嘉湖诗波”，更是成为引起新诗变革的催化性因素。留美期间，俞平伯与好友闻一多同在科多拉多学习，经常相约游览仙园、曼尼图山、七折瀑等景点，还曾选择自驾游出行。留日期间，郭沫若、田汉、成仿吾、张资平等文人曾在房州海滨度假，同样留学日本的穆木天、陈豹隐、郑伯奇则寄情于乡野情趣。他们游走在静谧的夜空之下、山海之间，体悟着人与万物的和谐相生，文字间也氤氲着幽婉清新的韵味。在早期新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以自然审美为主导的域外游历疏解了他们对海外环境的陌生感，使他们可以较为顺畅地适应异国的氛围，进而释放想象的灵性，为观察视野的进一步打开酝酿着可能。

伴随着行旅体验的加深，诗人们逐渐发现了风景的多重样貌，并将这种体验内化至新诗情境的打造过程。以郭沫若为例，游历博多湾的风景激活了诗人“我的血和海浪同潮”②的生命体验，1919年9月，诗人第一次遭遇“二百十日”大型台风，目睹变化无穷的大海“狰狞”的一面，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和观察的视角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波涛翻滚的景象给予诗人力量的启迪，悠闲宁静的“如镜的海面”“光海”“晴海”，还有“博多湾水碧琉璃，/银帆片片随风飞”③的“静态”风景被《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恣情舒展、狂放不羁的流动风景所取代。诗人为此自释：“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我这首诗的，或者会嫌它过于狂爆。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罢。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叫的。”④从日本的海与风中，诗人觅得“宇宙万汇底印象”与“灵感”⑤的微妙联络，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作为使新诗体相兼备的方法。可见，风景由静到动的变化，改变了诗人述景遣情的速度感，为新诗情境植入了“动的文明”之特征。诗人找到了新诗的生成法则，并以其“压不平的活动之欲”⑥，把灵感寄托于万丈的光芒、新生的太阳、狂跑的天狗等意象上，诗风为之一变。

从真实的旅行观察中，郭沫若发现了“变动”的风景，进而抓住了诗境提升的机遇。与这种源自视觉层面的体验相比，还有一部分诗人汲取了域外文化中对风景业已形成的知识资源，以此作为认知世界的“装置”，从心理和想象层面读解现实、构筑诗境。例如，在欧洲的风景美学中，希腊与阿尔卑斯、北欧与南欧均具有稳定的象征意义，构成西方文学的风景想象传统。前者代表典雅之美与雄壮之力，后者则对应着纯粹的自然美和奔放的人性美。这种西方风景想象的固型化传统与中国诗人发生精神联系之后，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新诗人认知风景的视界，便于他们深入而具体地理解当地的文学与文化。在信函中，郭沫若曾与友人探讨无锡惠泉山的风景是否具有“希腊的风味”⑦，还尝试以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北欧美、南欧美观照他所看到的日本风景。彼时，郭沫若并没有到过欧洲，却以欧洲的“风味”理解现实的风景，着实值得品味。再如徐志摩、王独清、郭沫若等诗人尚未去过埃及，却都留有言咏埃及文明的诗篇。1922年9月，徐志摩乘船经过地中海时，写下《梦游埃及》和《地中海中梦埃及魂入梦》两首。古埃及的精灵“点染我的梦境”，“尼罗河畔的月色/三角洲前的涛声/金字塔光的微颤/人面狮身的幽影！/是我此日梦景之断片，/是谁何时断片的梦景？”⑧这首诗是典型的“神游”之作，切合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想象模式。诗人对埃及的深奥遐想，或者说专门针对埃及的“神游”，恰恰也是西方诗歌的想象母题，在济慈、拜伦等诗人笔下已吟哦不绝。埃及的国家形象和历史兴衰，融汇了西方人对古典文明的神秘辉煌与颓败萧索的宏大联想。以异国的埃及作为观察的“装置”，徐志摩捕捉到了西方诗歌维度中的这条线索。借助中国诗歌“神游”的方式，他构建起超验性的情境。智性的思考与浪漫的幻想，都被诗人融入“文学梦”的内部空间，彰显着他对西方风景美学和中国古典诗学两种经验的驾轻就熟。亦即说，诗性的旅行培养了诗人综合性的想象能力，他们凭借对现实风景的凝视，对风景“知识”的摄取，重新编排语象元素，整合文化记忆，由此开启了对民族文化心理和自我身份意识的反思，也锻造出了崭新的、属于新诗的想象情境。

二、海外行旅抒写之于新诗发生的意义

域外风景的洗礼，异邦文学的滋养，打开了诗人的文化视野，他们获得了多重感官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汇聚于文本，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像郭沫若、胡适、徐志摩、宗白华、闻一多、穆木天、李金发、王独清、蒋光慈等早期新诗人，都把行旅视为重要的写作资源，创作出一系列海外特质显扬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家未将行旅抒写视为重心，却也留下了异域气息浓重的诗篇。如冰心《倦旅》、陈豹隐《和东林定湖同游东京郊外》、陈衡哲《散伍归来的“吉普色”》、成仿吾《海上吟》《归东京时车上》、冯乃超《不忍池畔》《岁暮的Andante》、傅斯年《心悸》《心不悸了！》、傅彦长《回想》、康白情《旧金山上岸》、梁实秋《海啸》、梁宗岱《白薇曲》、刘半农《巴黎的秋夜》《柏林》、刘廷芳《过落机山》、陆志韦《九年四月三十日侵晨渡Ohio河》、罗家伦《赫贞江上游的两岸》、邵洵美《To Sappho》、孙大雨《纽约客》、田汉《银座闻尺八》《咖啡店之一角》、王光祈《去国辞》、郁达夫《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俞平伯《东行记踪寄环》《Baltimore的三部曲》、张资平《海滨》、郑伯奇《落梅》、周太玄《过印度洋》、周作人《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等文本，形成了域外抒写的汇集效应。回望早期新诗人的域外写作，它从海外文化的视角影响着新诗的发生与建构，为新诗赋予了别样的文学气质，其意义至少在三个层面有所体现：

一是在对风景的塑造中，发掘出“异国”意象的多维内涵，将“异国”从形象上升到诗学主题的层面。“异国”是诗人体验现实行旅的具体场域，也是他们释放现代意绪的客观对应物。异国游历的独特经验，使写作者的世界认知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深层转换，为其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诗学主题的“异国/异乡”熔铸了诗人对故土的怀恋、对游子身份的忧思、对新锐文化的好奇、对域外人文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都市文化投合与疏离并存的悖论式认知态度。同时，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无意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立于美学层面，为“异国”意象倾注了大量心力。如李金发、王独清那样，作家把欧洲的城市意象引入象征主义诗歌，其文本色调的朦胧与文字的奇诡，均超越了传统诗歌的修辞模式。从新诗历史发展维度考量，早期新诗人发现了异国的奇异风景（尤其是第一次进入中国文学视域的国家意象），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知识储备与写作习惯，在借鉴域外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普遍对异国形象进行了“本土化”的加工、改写，既充盈了早期新诗的意象空间，又丰富了新诗的美学构成。

二是借助在异国游走的文化迁徙感受，建构起新诗中第一代“漂泊者”形象序列，触发后继诗人展开对“孤独”情结的集中抒写。置身陌生的文化环境，游子们脱离了对惯习中的时间和空间的依附感，他们受到异域文化的强势冲击，对生活的把控感愈发脆弱，便很有可能走向对现实乃至自我认知的迷茫。这种漂泊体验，几乎每一位出游的诗人都经历过，他们往往寄情于诗，抒写漂泊者的孤独与空虚，眷恋自己的故土和母国，此类诗篇不胜枚举。留美的闻一多便说自己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和“孤寂的流落者”⑨。留日的成仿吾则慨叹“故乡何处？/让我回去了罢。/一个人行路无依，/我心凄惨，我愁我怕！”⑩。无论是“不幸”还是“凄惨”，均是出洋诗人的典型心理特征。他们的诗文里总会出现一个游走中的“漂泊者”形象，其抒情意绪大都指向“生之迷惘”带来的冷漠与哀愁。在陌生的、与前文化结构断裂的异国时空中，社会主流价值观与伦理观的巨变，使诗人的“本我”与“自我”发生冲撞，抒情主体因拘谨而倍感不安，于是他们通过内向性的自我言说，表达身处异乡的迷惘和忧思，以及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异国城市中独自徘徊的苦楚、疲劳与颓唐，其间多氤氲着感伤情调和“倦游”气息。

透视域外文本中的“漂泊者”形象，他们的漂泊心绪大多于旅途中诞生，尚未从“迷失自我”的现象游移到它的本质，抵达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人格寂寞。不过，也有一些诗人在漂泊者视角的引领下，找到了发现自我的有效途径。如刘半农的《夜》11，便是一首注重将漂泊经验转化为正向价值的诗歌。1920年的一个夏夜，诗人从伦敦大学学院乘公交车归家，抒情者在夜间“独自占了个车顶”的时空体验，使他远离了嘈杂的日间人群经验。他从“人群”之中抽身而出，在巴士上意外获得了属于自我的精神空间。海特公园的树木、沉寂的市声和渐次熄灭的街灯，与诗人的寂寥感形成同构。经由漂泊体验，他竟发现了“伟大的夜的美”，从而将个人的孤独引入宏大的审美境界。再如创作《沙扬娜拉》《再别康桥》等诗歌时，徐志摩以凝聚式的构思方式，品味着审美意义上的“孤独”。在漂泊的行旅中，诗人沉入对自我的再次发现。以“孤独”为起点，现代诗歌的精神主体有了多元的情感方向。后来者如戴望舒、废名、林庚、冯至等人，皆沿袭了这一审美向度，使新诗对漂泊者的抒写形成了稳定的脉络。

三是在建构“体验的现代性”之过程中，与域外诗学形成共时性的交流和对话。远洋跨洲旅行条件的改善，将世界各地联结成巨大的整体，中华传统的地域文学由此获得了融入世界文学（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主体）发展脉络的机会。中国新诗人可以拥有与西方现代诗人相同的观察视野，并通过诗文与之形成互文式的潜在对话。比如，当人们谈及里尔克的名篇《豹》时，大都将巴黎植物园中的这头困兽理解为诗人对人类命运的自谓。困兽与牢笼，人性与物质社会，达成了互喻的逻辑联系。从旅行视角考察，我们会发现中国诗人竟然也拥有和里尔克一致的游历体验。1923年10月，刘半农游览巴黎植物园后，写下散文诗《熊》，诗中写到一只向游人乞食的白熊，还有另一只正在生病的黄熊。抒情者同情这两只处于困顿中的猛兽，但它们那“铁钩般的爪与牙”以及“火般红的眼”12，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怀有怜悯之心的观众——一旦这些病兽接近了人，无论它们是否处于饥饿和病困，都决不会像人同情它们一样去亲近人类。刘半农表达了对人性和兽性的反思，虽然与里尔克的观察物象和思考角度殊异，但他们在猛兽笼前驻足停留的那一刻，便在同一个地标留下了空间叠合的印迹。诗人们对人性做出的不同维度的思考，使之在保持游历行为同一性的过程中，又各自开启了属于他们的精神空间。无论是刘半农还是里尔克，巴黎之于他们皆为异乡，他们都是跨越了母语的行旅者，在共同的观看角度上获得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清醒认知。共同性视角的获得，使王独清、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一样遁入巴黎的都市，使徐志摩、邵洵美与拜伦、济慈一道缅怀古罗马的荣光，使郭沫若、穆木天、田汉和日本现代作家一起涌入大正时代“登山热”的潮流。借助类近的“物观”体验，抒情主体进入异国风景的结构内部，形成旅行者的“凝视”眼光。他们沉醉在异国经验之中，凭借对“震惊”感受的吸收与转化，建立起足以标明存在感的精神形象。这种观察异域的文化姿态始终存在于诗人的抒写实践中，并汇集成为他们读解异域、认识自我的一个焦点，也为中西诗学的交流互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