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精神化石”
时间:2022年7月20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培文书院
主持人:高秀芹
与谈人:洪子诚、孟繁华、姜涛、吴丹鸿、张桃洲、冷霜、张洁宇、孙民乐
发现 · 另一个谢冕
高秀芹(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这是一个“秘密”的会议,我们没有让谢冕老师参加。主要是希望大家能放开谈,哪怕检讨和批评。今年是谢老师九十华诞,洪子诚老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编选了谢老师的这本诗集,情深意切,用意深远。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完整精心的书稿,包括开本、版式、封面颜色、扉页照片、题记,都一一提出建议——在这里要向洪老师致谢。《爱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里的这些诗都没有在报刊发表过,“抽屉文学”一样深深藏在时间的细缝里,2012年它们被编入《谢冕编年文集》第1、2卷。由于“编年文集”卷帙浩繁,达十二卷六七百万字,又是采取各种文类按时间混编的方式,出版后这些诗也没有引起关注。十年后,洪老师将它们发掘出来,这种发现和编纂,就是赋予它们意义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惊异又温暖的诗歌故事。今天参加座谈的都是谢老师的朋友或学生,不少是诗人,也是出色的新诗批评家。今天我们畅所欲言,精读深研《爱简》。我想,我们在这本诗集里,会发现新的东西,发现一种诗情、一种历史情境、一个我们既十分熟悉但也陌生的人。这些诗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如何重建自己的精神资源,这些精神资源来自什么地方。还有当代诗歌自身的种种问题,都值得讨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我评论《爱简》的文章《文艺报》已经刊登。我不知道要开会,知道的话开完会再写会好一点。我拿到那个《觅食记》,也是第二天就把稿子交了;这个也是拿到《爱简》第二天就把稿子写出来了。现在看文章还是简单了些。
谢老师的诗从诗歌史上说,和何其芳、郭小川可能都有关系。比如说像郭小川的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致大海》《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它们也表达了郭小川那时候面对时代问题的矛盾彷徨,但是跟《告别》比起来,没有谢老师写得那么激烈、尖锐。就是说他内在的气势和力量更强大。这种不同的原因很复杂,也可能和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关系。另外,跟诗是公开发表,还是只写给自己和亲近的人,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些诗也可以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角度做一些分析。比如说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看灰娃的一些诗,甚至包括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都能感觉到他们对经历的那个时代和自己的思想情感,有检讨和反省。当然,他们的反省各不相同。更激烈一点的是《露莎的路》《思痛录》,韦君宜几乎彻底否定了她曾经选择的道路。但谢老师没有。他面对革命,面对他的选择一直怀有信念。他对于“海浪,歌潮,祖国的天空星月争辉,礼花盛开”的未来有着坚定的信心。他们的不同,和不同的处境、心性,对历史的不同思考相关,而且与革命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各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
《爱简》的出版,让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谢冕。以前我知道他写诗,但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作品。谢先生从来不轻易表白自己,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偶尔会有一点表露,但是他从不讲述苦难。他受了那么多苦、打击,只是在写给自己的诗中讲,我们作为学生从未听他讲过。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知道,喋喋不休讲述自己苦难的人,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弱者。谢先生从来都不讲,讲的都是积极方面的。
谢冕老师有自己的立场、操守,内心强大,还有坚韧。从《爱简》发现的这另一个谢冕,又是多情的。以前这一点我们不知道。“爱简”这个题目在目录里面起码有三处。还有出版社推介时用的那个诗句:“做你的女友是幸福的,而做你的妻子并不幸福”。那两行诗我看了很震惊,他敢于把陈老师的感受讲出来。文章里也说,男人的优点各有各的不同,缺点都是一样。他把这个讲出来。这些不是令人鼓舞的东西,他敢于去接受,敢于直率地表达陈老师作为他的妻子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本《爱简》,谢先生的这些诗还埋藏在文集里。我大胆地设想,如果说这些诗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能得到公开发表,朦胧诗是怎么回事还难说。像《告别》那样的宏大,情感那样的丰富充沛,思考那样的犀利,就是在早期朦胧诗里面也是看不到的。
一个人的“精神化石”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诗集的编选情况。这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2012年,也就是十年前谢冕的编年文集出版,我们开了会,会还是我主持的。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仔细读这部文集。就是翻了翻,就整箱放在桌子底下。我觉得对谢老师的论著已经非常熟悉。等到这次谢老师九十大寿,筹备开他的学术研讨会,才又把它搬出来。我读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部分,真的特别震惊、感动,特别是他写的诗和60年代在农村写的农村笔记。刚才播放的视频,谢老师说我用了三个月时间编这本诗集。没有那么长,也就是一个多月,他的四百多首诗,写得最好的是两个阶段,一个是40年代末他读中学到参军的时期,另一个就是1968年到1972年这个阶段。
这四百多首诗我读过几遍,开始打算将它们从“编年文集”中全部抽出来,编成《谢冕诗集》,但后来改变主意,决定只截取1967到1972年的部分。我编的时候,没有告诉谢老师,编了之后才将目录和编选说明发给他看。他开始可能不大明白我的意图,建议我再选入一些写农村和云南的诗。我没有同意。不是它们不好,相反,写农村和云南的,还有其他题材的诗也有许多写得很不错的,但是跟我拟定的主题没有密切关系。当时我有几个粗浅的想法。一个是它们有点类似“精神化石”的性质。开始读到它们,突然想起80年代初艾青的诗《互相被发现——题常林钻石》。这首诗写一个农村姑娘锄地,发现一颗钻石,原先长年埋在地里,“存在等于不存在”,“忽然看见它跳出来”,闪出了耀眼的光辉……。这些诗写在五六十年前,从没有公开发表过,读者大概只有一个人,就是陈素琰老师。它们完全是为自己而写,不是为了发表,是精神挫折时期缓解内心痛苦的独白。如果说是作为供读者阅读的文本,它们确实是“存在等于不存在”。但是一旦“出土”,你看到里面保存完好,未经时间侵蚀和人为修改的心灵印迹,真的有一种惊喜;就像琥珀里保存的栩栩如生的昆虫的生命形态。这些诗真的很特别,很可贵。
另外一点,重视这些作品,因为它们不仅是个体特定时期情绪、思考的记录,而且联系着广阔的时代。我用“爱简”来命名这个诗选,就像刚才孟繁华说的,这些诗里有几首都用了这个题目,是写给陈素琰老师的,表达了在个人的小船遭遇“惊涛骇浪”的时候,爱情的“拯救”的力量。不过,这个书名容易被理解为是一般的情诗集。不是说单纯的爱情诗歌的价值就一定低于“宏大主题”,而是说这些诗在情感、意念上就具有个人情感的超越性。所以。诗集名字也可以用“告别”来替换。《告别》是诗集里最重要的一首,有一千二百多行。在20世纪,在人的精神道路层面,有若干“关键词”,“告别”就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罗曼·罗兰写过著名的《向过去告别》。《从巴黎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都是不同性质的告别。从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怀着理想激情,投身创造新生活、新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但是运动出现原先未曾预料的挫折,历史发生断裂,这些知识分子也普遍遭遇信念、精神上的挫折和危机。谢老师的这些诗,就是在“文革”期间出现精神危机的记录,“告别”也就可以看作它们的主题,是对曾经选择的道路进行反思的时刻。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思想历程。就如法共党员、作家罗杰·加洛蒂,他是著名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作者,在《时代的见证》里说的,“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在它内部动摇了”;“我们曾自豪地把自己关闭在里面的水晶球被砸碎了,神奇的戒指断裂了”。但这种反思、告别,我说过既是决绝的,也是依恋的:这种看来矛盾、缠绕、复杂,无法真正清晰的思想情感状态,在《爱简》里面,得到有血有肉、有生命热度的呈现。告别,并不意味转向虚无,而是一种在“内部”的修正,正如加洛蒂说的那样,“决心相信睁开的眼睛”,“去重新获得我们的确信”。这是因为原先道路的选择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有一种生命的“内在性”;对谢老师他们来说,“人对现实的把握,不是凝视的,而是被经历和支配的现实”(加洛蒂)。
关于这些诗写作的个人背景,我也简单说几句。谢老师“文革”期间经受的挫折有这么几次,一次是1968到1969年被诬陷为“反革命”,我亲眼看到他和严家炎、唐沅等老师被批斗的情况。另一次是在五七干校,被检举,无端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成员,被审查批判要求交代“罪行”。还有是1975年“反右倾回潮”运动,他在中文系被作为批判重点,说他在教学中贩卖资产阶级思想,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带队到京西农村斋堂和云南西双版纳“开门办学”,学习写作,一个学生的作业写了一个爱唠叨的农村老太太,老太太讲些牢骚的话,很生动,谢老师批注说“唠叨的好”。这便被揪住上纲上线,说是腐蚀、毒害工农兵学员。
特定年代造就的“心力”
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感谢洪老师编出《爱简》这本诗集,读后确实对谢老师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谢老师浪漫精神、战斗精神,还有坚韧的生活意志,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本来想再好好读读谢老师的文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诗歌、散文、评论和工作笔记,再来参加讨论。但时间有限,最后还是只读了这本诗集,好在洪老师的《谢冕四题》和编选说明,已提供了基本的理解线索。
《爱简》中最让我震惊的,应该是《告别》这首长诗,没想到谢老师能够写得这么好,一开头就是大诗人的手笔,开场就非常从容、开阔,甚至有点聂鲁达的味道。而且这不完全是一首抒情诗,内在层次非常丰富,能看出谢老师多方面的才华,抒情的、幻想的、叙事的、思辨的……诗中有一个段落,谢老师暗示自己的写作受到了艾青的影响,但我觉得在某些方面,谢老师写得比艾青还好,艾青诗歌的空间是比较宏阔的,大气又舒展,《告别》的空间感也很强,也在个体经验和历史时空之间作大幅度的转换,但又有许多绵密的细节呈现,包括少年时代的记忆,曾经的山川自然。谢老师还常常会写到草木的气息,诗中弥漫着树的气息、花的香气,带给读者非常丰沛的感受。放在当代诗歌史上看,我觉得《告别》可以称得上是一首杰作,在经验广度、思想深度和感性浓度方面,和艾青、郭小川至少是同一个级别的,甚至某些方面比他们的诗更好。如果向后看,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比较,也能看出这首长诗的独特。当代先锋诗人对个体经验的表现,当然是非常复杂、丰富的,但一旦涉及较大的时空和历史构架,经验呈现又往往是碎片化的,因为写作者的心是散乱的,本身就缺乏整全性。谢老师当年的气场很大、也很充沛,个体和历史之间有种内在整体性,所以经验的呈现一方面细腻鲜活,另一方面又非常连贯通透。
刚才洪老师提到在20世纪的精神史上,“告别”这个主题具有普遍性,面对革命遭遇的挫折,左翼知识分子普遍会经历不同时代之间的对话。在当代诗歌中,“告别”或在历史回溯中检讨自我、反思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延伸的主题,像50年代何其芳的《回答》、穆旦的《葬歌》,八九十年代之交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的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要跟过往的时代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并由此重新校正自我的位置。洪老师在文章也谈到,谢老师当年的“告别”和“新时期”之间存在某种精神关联,我们确实也能在诗中读到谢老师当年的精神姿态,和后来的朦胧诗人是有些接近的,比如不断回到内心中去,拒绝无聊的、混乱的外界,比如塑造一个和大历史对峙的、英雄化的自我形象。像《告别》中的这一段:“即使是宣判和唾弃的日子到来/周围的目光冷箭逼人/我的灵魂依然庄严而傲然地昂首而立”。这很像后来北岛诗歌的口吻,然而其中的差异更重要,谢老师的“告别”或与大历史的对峙,与朦胧及后朦胧的诗人很不一样。比如,北岛有一首名作《雨夜》,写了一个危险的下雨的夜晚,一个时代的叛逆者“我”要和爱人告别,诗中有这样著名的一段独白: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在这段决绝的独白中,“我”好像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依托了什么和历史来对抗,这个底牌不过是“青春、自由和笔”,还有不可剥夺的真挚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