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能否“扶起”及其他

1921年12月—1922年2月，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以下简称《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2021年，为纪念作品发表一百周年，我编纂的《〈阿Q正传〉笺注》（以下简称《笺注》）分别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和商务印书馆（2022）以线装和平装方式出版。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谈了一些零星粗浅的心得体会。书出版后，得到读者不少反馈意见，惠我良多。现就几个问题做些简略说明。

一

人们在讨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时，佩服之余，不免埋怨他将中国国民性看得过于卑劣，甚至还有人说他这样描写中国人，成了外人欺侮中国的口实；有人说这思想本来就是从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那里借来的，虽以愤激之谈逞一时之快，却被人利用，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具体到《正传》，其发表伊始，就有批评者指出这一点，就连周作人（仲密）的评论文章也指出鲁迅的创作手法是冷嘲，但他紧接着做了挽回：“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恣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最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①

周作人评论这篇作品，在这一层上似乎拿不定主意，所以一段话里竟有好几次转折：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昧”。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satyric satire（山灵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了。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②

接下去，周作人又加了一句肯定的话：“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接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社会里。”③言下之意，虽然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冷”的，却也正适合现代中国的情况。在全文的结尾，周作人更做了一次巨大的挽救，在将鲁迅的小说同西方和日本作家的名著比较以后，特别拈出俄国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借用托尔斯泰的评论，将鲁迅与契诃夫的人物塑造做了比较：

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④

如果社会一片漆黑，文学作品应该给出一点儿亮色。周作人写文章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这一点，但他在《正传》中实在找不出亮色，找不到能给人鼓舞的力量——阿Q的觉醒意识并不突出，甚至还以一种滑稽可笑的面貌出现。

《正传》中没有正面形象，所有的人物，除了老尼姑和小尼姑以受欺侮的更弱者面目出现，其他人物均有欺凌他人的行为表现。但两个尼姑只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虽然“只有小尼姑和老尼姑是比阿Q更可怜的，在未庄是受侮辱和损害者，连阿Q这样卑微的人都对她们耍无赖”⑤，但没有加害别人的人，并不能就等同于正面人物，鲁迅对她们也只是没有加以漫画化而已。最终，如果寻找亮色，就只能从阿Q自身去找，他在一众反面人物的衬托下，就有了正面的可能——阿Q最正面之处在于他虽然不乏各种劣根性，却真实不做作。阿Q与作品里其他人如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相比，就算不上道德上的“恶人”了——他丑陋，但有时候还实诚，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比赵太爷这些所谓正人君子好得多。

周作人一方面说阿Q是坏品性的结晶，鲁迅思想中含有虚无主义的因素，作品中的没有亮色是厌世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却又说鲁迅最后将他扶起来了，似乎矛盾，但也基本合乎鲁迅那时期的思想状态。对国事鞅掌的无奈，对人性的失去信心，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状态。但周作人显然不愿将鲁迅称为一个绝望的人，或是有一种病态，而是说得比较隐晦，为此特地做了几次挽回。这一点关乎人生态度，决定作品的主调和总趋向。鲁迅也许看到了周作人的迟疑和曲折，在《正传》俄文译本序言中有所回应：“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⑥

《正传》发表后，读者在作品中找到正面形象没有？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激烈批评，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从鲁迅的作品中找到积极的因素，看到光明的前景。在革命者的坟头上安放一个花环的《药》和不写单四嫂子没有做看见孩子的梦的《明天》尚且都不能得到认可，遑论没有一线亮光的《正传》。

按照周作人的批评，鲁迅在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生出救助这个卑微的灵魂的愿力。鲁迅在回答戏剧改编者有关阿Q相貌的询问时说：阿Q“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⑦。从“愚蠢”“狡猾”这些负面词汇描述来看，鲁迅并没有把阿Q写得一无是处，的确可能有“扶起”的意识。

话虽如此，我们要在作品中找到作者扶起阿Q的明显线索，或者找到鲁迅把怜悯的柔光打在阿Q身上的迹象，仍然是困难的。很多批评者注意到小说的结尾，鲁迅让阿Q唱起了戏文，似乎并未觉醒，仍然懵懂、颟顸。只是到了最后，当阿Q在刑车上与看客对峙时，双方对立起来，阿Q内心恐惧，感到震动，似乎有所觉悟，感到了站在刑场周围的人都是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这样的觉悟并不意味着清醒的他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想再加害别人——当然，阿Q没有机会加害别人了。这描写是精彩的，只能说明作者或许动了情——对阿Q的同情。但作品的结局是客观的，还是恢复了平静：时间流驶，街市太平，看客很快就会忘掉这一幕——读者很快也会忘掉这一幕，而且还会忘掉自己也曾经是看客。站在围观人群中、坐在观众席上的并不一定是正面人物。可以把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你笑你自己！”改成“你看你自己！”对读者而言，这种觉悟意识的获得，也许是阅读作品的一个重要收获。

那么，这部小说的正面形象，就只剩下序言中的那个“我”。在这部小说里，鲁迅最后表现出一些对阿Q的同情甚至理解。而鲁迅为这样一个贫苦雇农作传，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人们之所以给阿Q找亮点，给予扶植，是因为对国民性仍有信心，还是因为革命观念带来了突变作用？西谛（郑振铎）认为鲁迅写阿Q参加革命不合乎性格逻辑，是人格的不一致，“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地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⑧。

对此，鲁迅解释说：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⑨

在鲁迅看来，阿Q 的革命只能是那样的革命。所以，阿Q参加的“革命”应该打上引号，但无论如何，阿Q想要理解革命，渴望参加革命，性格是要按着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思维逻辑发展下去的。归根结底，鲁迅和郑振铎对阿Q“革命”的认识还是一致的，只是对作品中应该具体怎么表现有不同意见。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理论家否定鲁迅及其作品，不纠缠于作品的细节，而将《正传》视为旧时代的产物，指责鲁迅污蔑农民，不相信阿Q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他们将阿Q农民视为革命的积极分子，从其朴素的富强愿望中找寻价值。《“醉眼”中的朦胧》《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对鲁迅的批判是相当严酷的。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断定鲁迅的代表作“究竟不能说是代表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坛的时代的力作；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所以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式去看，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 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 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⑩。《太阳月刊》在介绍该文时说：“很多人总以为鲁迅是时代的表现者，其实他根本没有认清十年来中国新生命的原素，尽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淆乱青年的耳目。”11在他们看来，鲁迅和郑振铎关于阿Q性格逻辑发展的争论都不值一提。

此后的一段时期，阿Q形象的诠释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毛泽东多次谈到《正传》，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以阿Q及其命运来比附现实中的人事。1937年3月1日，他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以阿Q影射敌对政党及其辩护者：“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作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12但在1945年4月2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却说：“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13阿Q又成了自己人。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情节评论说：“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14不同时代，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评价说明阿Q面相的多样性和解读的灵活性。

得出《正传》里无好人的论断，固然要小心，但说阿Q终于被扶起来了，站起来了，更要谨慎。这一类诠释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有一定合理性，却都不必作为《正传》的决定性论断和标准答案。

二

鲁迅在四十岁创作的《正传》，不但成为他的代表作，而且还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实际上，创作《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观念还处在形成阶段，仍在发展之中。《正传》发表后，鲁迅发表了与作品相关的论述，除了反思自己的创作得失，他对作品的评价也随着读者对《正传》的批评和自己的感悟而变化。

我在《笺注》后记中说，鲁迅的有关论述是笺注的基础，我将这些论述当作笺注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也注重同时代人和后人对作品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理解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严格地说，鲁迅本人的意见是基础资料，但并不是绝对权威的指南。作品一经发表，就成了独立的存在，正如鲁迅在了解王乔南电影改编的意图后说：“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15但无论怎么改编，阿Q这个人物还是主角，所以鲁迅仍摆脱不开与作品的关系，但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结合现实的需求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产生新的感悟。

总之，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在创作过程中还是发表以后，对作家的思想发展都是一种干预因素。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可能因为外界的干扰和刺激调整思路、改变情节。比如鲁迅1922年创作《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的中途，因为看到“含泪的批评家”对情诗的攻击，就信笔在女娲的两腿间增加一个着古衣冠的小丈夫，并让小丈夫讲了一大段义正词严的话，攻击女娲裸体伤风败俗。鲁迅在《正传》写作中，也有调整情节甚至改变人物命运的可能性。例如，《正传》中阿Q被捕入狱接受审判，审判的情节叙述描写生动，但监牢的情景就十分简略，几乎是一笔带过。其实，鲁迅本来是设计了情节的，他曾在1927年8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当作《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16实际生活中这计划没有实施，自然就加快了阿Q走向“大团圆”结局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