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当代性与在场的“零度现实主义”

一、序语：独具风姿的“新生代军旅作家”

《垄堆与长夜》是我最早读到的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时在2014年，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别样与另类。小说中的刘志金是一个普通士兵，却更像一个符号，在其他人的生活和话语中活着与死去。这样的小说怎么读，感觉都有点儿冷酷，似乎缺少一种温情与关怀，而且它的思想内蕴也与崇高和英雄不相关。迥异于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创作的主流风格与方法，董夏青青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甚或相反的路途，形成了不同于前辈军旅小说家的崭新风貌，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中独具风姿。

董夏青青的小说与21世纪以降军旅小说普遍沿袭的官场/职场与社会化的叙事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她擅长在有限的时空中叙述和描摹边防官兵与普通小人物那种粗粝、焦灼的生活，营造沉郁悲壮的情感意绪。事实上，“即便是在军人与战争的范畴里，英雄叙事也是一种特殊化的存在，或言之，是人在特殊环境与情势里的极端化表现。从文学角度论之，它是理想与想象的产物。任何人在面对炮火与死亡的时候，都不可能没有恐惧，内心的斗争或纠结都会是一种复杂的状态。那一瞬间，既是对性格与理想的考验，也是人性与反人性的冲突。人们对英雄的渴望，恰好反证了人的内心的脆弱与怯懦。现实生活里，人们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怀有英雄的元素与情结，这些元素与情结在日常经验中不可能聚积为英雄的行为；因此，从文学角度论之，或者当我们强调文学真实性的时候，非英雄叙事就有了经验的依据”①。

2018年，我曾写过长篇评论《任性地涂抹苍茫辽远的命途底色——董夏青青中短篇小说批评笔记》，多角度地论述了董夏青青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独特性。近日，又读了她2018年之后发表的数个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学观念与叙述风格，这不禁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虑。脑海里迸出几个关键词，与董夏青青的小说紧密关联，并向着当下小说创作的状况蔓延开去：现实主义、零度叙述、作家在场以及小说的当代性。

由此，我产生了对董夏青青小说创作进行整体命名的冲动，将她的零度叙述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称之为“零度现实主义”。我当然知道，所有的概括与命名都是蹩脚的、有缺失的，这是没办法的事。它的好处是易于读者辨识，也可能会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它对作家创作的暗示与影响。我将自己关于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对董夏青青小说的批评、阐释对接起来，部分地释放我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不满与焦虑，对过于现实平静、波澜不惊的文学场或许也会有某种触动。这是我能思考却无法尽言的，当然也是不敢抱以期许的。

二、写作的伦理：真实地记录与还原

董夏青青的小说当属现实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与她所描写，或者说极力想还原生活的真实境况有关。在董夏青青的小说里，没有浪漫的想象与诗意的情境，边防地域的自然环境险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从写作伊始似乎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写作伦理，即绝不像“伪现实主义”那样掩饰边防官兵们生活的粗粝与晦暗、困顿与艰辛，绝不将自己主观的信念与理想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

当下作家中，写历史的要多一些，那些历史并非他们的亲身经历，依凭的大多是历史资料。这样依凭讲述和描写建构起来的历史，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文学的角度看，其实都大有可疑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的真实与否，当下的很多读者并不关心，读者要的是精彩好看的故事。相比之下，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并不多，即便有，也是靠采访或其他间接方式获得的故事与经验。具有直接经验与体验者寥寥，更不要说作家沉浸其中，真正是他所讲述和描写的生活中的一员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在小说中读到出人意料、令人拍案叫绝或者难以想象的细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不曾生活在他所描写的生活之中，好的细节是单纯靠想象，或者刻意编织所无法达成的。

董夏青青在十余年的军旅生涯里，多次前往博尔塔拉、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边防连队，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真实地体验和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戍边生活，感知了边防军人的人生、命运、家庭、情感等多重面相。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董夏青青在写作小说时不肯去更多地进行文学性的想象，或言小说的虚构，尤其是不肯轻易地模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地塑造英雄形象；相反，她只想尽可能真实地记录、还原戍边军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人物群像。董夏青青坦言：“在写作时，我尽力掩藏自己，在文中呈现生活的自然流动。如果我要进行概论和抒情时，就会马上警惕起来。我不能用三言两语遮蔽他们十年五载的生活，不能假装洞察一切，把自己的声音安在他们嘴上。我更倾向于在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情节安排，让人物们自己行动，自己说话，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如此，既是对这些人曾经如是活过的纪念，亦是对一种荣誉生活的尊重。不让他们在作者的陈词滥调中，失去击打人心的力量。”②当下的中国作家里，很少有像董夏青青这样从道德与伦理的角度认知写作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更似一种文学的宗教观，体现了她对写作的虔诚，也表达了她对所接触过的边防官兵们的尊重与敬意。这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经验与方法，而是一种别样与另类的小说写作宣言，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语境中颇值得回味。

中篇小说《冻土观测段》（《收获》2021年第4期）是以我边防部队与某邻国的一场边境冲突为背景的。这场冲突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所有战斗手段，都比战斗还古老”，也就是说没有运用现代化的热兵器。小说的核心情节围绕着班长许元屹的牺牲而展开，但是没有如传统军旅小说那样，精心塑造许元屹这一英雄形象，甚至没有正面去写许元屹。作家只是讲述、描写或者说还原冲突的种种细节。许元屹的死以及他的事迹与过往经历，是在上等兵、排长、营长、教导员、军医等人的讲述中拼接而成的。因为都是片段，事件当然就不完整，甚至不那么明晰。小说是通过许元屹的死牵带出其他的人和细节，由此还原一个边防军人的真实存在，包括在这场冲突中的战斗情况。

在诸多人物中，排长应该是跟许元屹接触比较多的，当然还有后面那个精神失常了的上等兵。有一次，给水车抽水，许元屹双手托扶水袋，手掌冻在了水袋上，肿得发紫。营长跟排长回忆起边境发生冲突的情景，连长和指导员都受伤了，他把一包没拆封的软中华扔进河流里，叫着许元屹的名字说：“有的人贪图安逸，有的人蝇营狗苟，好像仗是他们打的，长城都他妈是他修的。我要是不操练这些人，就是对不起一线，对不起你。”在车上，驾驶员劝营长收敛点脾气，别再怼人。营长说：“翻达坂的时候，那怂晕车一直吐。吐完了说就这鬼地方，给他一个月发五万块钱都不来，我说对，我们都是冲沟里那点儿补贴才干到现在的。我跟那怂说，不是谁都能和这么好的弟兄死在一块，比方说你就没有这个福气。”这样的语言和细节在1980年代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里倒是读到过，之后的四十年间，我们在军旅文学中似乎很少读到这种对话。不是说作家写得越大胆、越尖锐作品就越好，而是在那样的气氛里，只有这样写才能真实地表现出官兵们的心境与性情，毕竟他们刚刚经历过性命相搏甚至付出了死伤的代价。文学真实的感染力陡然间在阅读中炸裂，它的回响久久地在我身边有限的空间里弥漫、延宕。

边境线上自然环境的恶劣有时是难以想象的。蹲坑的时候，许元屹让列兵隔半分钟就站起来前后甩一甩、晃一晃，不然你的那根小短腿就用不成了。大家伙儿都胡子拉碴，手上、脸上结了一层黑紫色的硬壳。太阳一晒，皮爆开了就露出小块发红的嫩肉。列兵说：“那天早上，要不是许班长将我从睡袋中拉出来，就死啦。”教导员跟排长说：“许元屹的父母来过，到烈士陵园，在儿子墓碑前站了几分钟，也没说话。母亲只是问，我儿子表现是不是勇敢，他是英雄吗？”许元屹每月万把块钱的工资，五千打给妹妹，三千给家里，两千来块钱自己存着。修光缆时，许元屹被冻僵了，两颗脚指甲冻黑脱落，手上被玻璃扎穿的一个地方后来变成一个死肉疙瘩。许元屹之死，让他带过的上等兵的精神突然崩塌失常，排长带他回山上时，家庭富裕的上等兵却说他想留下。他对家里人说，自己病了，他要替班长把他的活儿接着好好干下去。干明白，病就好了。而此前，许元屹因为上等兵校报时窜行而骂了他，他则回骂了班长许元屹，说：“我从当兵的第一天就是等着退伍的，在这鸟地方气喘不上来，尿撒不出来，他妈的我脚上全长了冻疮，头也疼得不行，你还骂我。”许元屹把上等兵喜欢的女孩当作国家边界的轮廓，这个轮廓不要改变，要一直像我们心里记得的，还有那些死去的战友们记得的。从头到尾梳理一下，这个小说大致就写了这些东西。董夏青青想以这样的样态还原边防官兵们的真实生活与生命存在，而不是简单地歌颂牺牲了的许元屹，以及那些看似平凡的官兵们。

这便是董夏青青的小说写作伦理，真实地记录与还原，而非经典现实主义的塑造，她并不试图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小说技术的层面讲，她有意无意地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结构。她的很多小说，非但没有当下作家千篇一律的、精心结构的故事，甚至连完整点儿的情节也没有，有的就是一堆生活的片段，或者说是碎片，是一种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场景的还原。不得不说，董夏青青的小说观念与叙述风格在当下的文学场中，彰显出了一种异质属性。说董夏青青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也未尝不可。

三、“零度现实主义”：方法，还是观念？

从《冻土观测段》这个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它在诸多方面已经溢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或者说我们通常认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范式。在中国，现实主义实在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思想与方法，似乎是很实在，但每个人的理解又都有些模糊与暧昧。现实主义甚至超越了作为一种文学方法与思潮流派的意涵，成为一种正确文学路向的标签。所以，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只有现实主义。

1980年代中期，曾经傲视文坛的先锋作家们一度将现实主义挤压得几乎没有了安身之所，但五六年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他们在21世纪初年改投现实主义的怀抱，且普遍梅开二度，大放异彩。我们的文学场偶有其他主义，或其他前缀的现实主义，基本上处于无人理睬的状态，这是一个让我颇觉奇怪的现象。我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忠实拥趸之一，只是不喜欢我们的文学场只有现实主义而已。

我查阅了南帆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一书，由练暑生编撰的“现实主义”词条中大致有这样几方面的概括：第一，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概念是“忠实地摹仿显示提供的原型”的原则。第二，艺术史家尚弗勒里在论文集《现实主义》的序言中称，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创始人。第三，恩格斯所下的定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第四，卢卡契提出了“大现实主义”概念，“只有现实主义才符合所有艺术本性”。布莱希特反对卢卡契的观点，认为，“这样一种艺术，它发掘社会的规律与发展，站在最能解决社会问题的阶级的立场，揭露盛行的思想意识”。罗杰·加洛蒂论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也强调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所有伟大的作家，就其犀利而审慎地批评他所了解的生活而言，都可以算是现实主义者的一员”。第五，以胡风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家则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作家要具备“与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把自己的“血肉”融入现实，才能“达到沉重的历史内容的我不喜欢而又坚强的深度”③。结合上述定义来对照分析，董夏青青目前所有的中短篇小说，与第一条有点儿接近；第二条所言巴尔扎克等19世纪现实主义，于我们而言是有个前缀的，即高尔基加上去的“批判”。所以，董夏青青是不符合这条的，与后边几条就更是无缘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概念来定义董夏青青的小说就显得很不贴切，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某种悖谬，因为她的小说已经有了诸多的异质性，或者说包含着其他的元素；而这诸多的异质性，或者说其他的元素恰恰符合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所提出的“零度写作”，或“中性写作”的概念。于是，我将董夏青青的小说写作称为“零度现实主义”。但这个命名绝非“零度”与“现实主义”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内蕴了董夏青青小说的异质属性与叙述风格。

事实上，罗兰·巴特对现实主义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中性写作是后来的事，它是在现实主义之后由像加缪一类作家在探索一种最终是纯洁的写作的过程中，而不是在一种明哲保身的美学的作用下出现的。现实主义写作远非是中性的，相反，它带有加工制作了的引人入胜的标志。”④在随后论及“零度的写作”时，罗兰·巴特说：“比较起来，零度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非语式的写作；如果准确地讲，新闻体裁一般并不产生表示愿望的形式或表示命令的形式（也就是说感人的形式），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记者的写作。中性的新式写作就处于这种喊叫声与判断声之中，而不参与其中任何一个；准确讲，它是在这些喊叫声和判断声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这种不存在是完整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和任何秘密；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无生气的写作；这更可以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⑤罗兰·巴特在这两段论述中强调，一是现实主义的加工制作的表演性；二是“零度的写作”是一种直陈式的，像新闻一样的不表达作家的愿望，也就是不介入判断，不掺杂主观性的纯洁的写作。

再来看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人民文学》2019年第8期）。小说的中心线索是在南疆服役的营长来到当班长的弟弟所服役的北疆阿吾斯奇。弟弟受伤住院，他帮弟弟收拾一下物品。在营区，营长碰到一位40年前因伤去世的战士的弟弟，他来将哥哥的遗骸接回家去，营长帮忙挖土开棺。再后面，是介绍营长的弟弟受伤的经过。弟弟是在给一辆来拉煤渣的拖拉机送汽油时，被一辆拉粮食的大半挂车撞进路边雪堆里的。下午，营长在指导员的陪同下，跟随弟弟带领的三班战士去巡逻。在车上，营长讲述自己去塔吉克斯坦参加演习的情况，那边的生存状况很差，但军人强悍，有实战能力。后边的一句对话很有意思，指导员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营长说：“优势不就是你吗。”“他们训练完做祷告，我们就找你们啊。”“教导员可以，我不行。”指导员笑着说，“不过我们有军医，他是阿吾斯奇的优势。”因为军医爱读书，战士们包括营长的弟弟，有什么想不开的，甚至没事儿时都经常去找军医。营长回忆弟弟青少年时去少林寺习武的情景，以及儿时在村里的生活；指导员和战士回忆他们的班长在军营时的艰苦的生活细节。营长又回忆自己在军训时的艰险遭遇。营长走了，军医送他一幅字，写的是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营长说，自己还没成家呢。军医摇了摇头，说：“这哪是写给相好的？苏轼七年没见着苏辙了，苏轼想他的弟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