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下：残缺时代与残缺的人

1995年，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在大陆出版，因“私人写作”和“个人化写作”备受瞩目，相继在香港、台湾出版，反响热烈①。在此之前，陈染创作了《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嘴唇里的阳光》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从《不可言说》《没结局》《我的人生旅途》等对话集、散文集中，不难看出这些小说的情节与陈染的个人经历几近重合，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精神相通、气质相似②。与作者的个人生活经历之间存在互文性关系，带有明显作者个人生活印记的小说，被称为自传体小说。因此，这些小说被认为是自传体小说。虽然，陈染与同时代的虹影、林白不同，从不承认自己作品的自传性③。但是《私人生活》在出版时，因其风格和气质的延续，细微情节相仿，也被打上了自传体小说的标记。

自传体小说包括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私人生活》以第一人称、回忆、内心独白式的叙事为主。“公开性叙事中的叙述者主要以‘我’的身份出现，向某个身份不明、带有读者意味的‘你’说话，这样就显得与非虚构自传体的叙事状态没有两样，促动读者把作者和小说人物合二为一。”④《私人生活》中的“我”（倪拗拗）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还常被认为是作者陈染本人的化身。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小说更贴合“叙作合一”的传统叙事特点，叙述者和作者的紧密关系和重叠关系，在叙作关系上将自传性特征表现得更明显，读者接受时也更容易将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者合为一体⑤。相比戏剧性效果极强的《与往事干杯》和包含了第三人称叙述的“黛二系列”⑥，《私人生活》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写法上，更具有自传体小说的特质，也更满足读者对于自传体小说的期待与要求，即使作者否认再三，没有给予态度上的支持。

批评家常认为女性小说的“自传性”源自女性视野、经验受限，无法摆脱自身影子，在创作中有意回避重大的社会议题、宏大的历史背景，这种归咎忽略了自传体小说本身的价值。自传体小说与一般小说最大的不同是，虽然所有小说都需要使用作者的主体经验和生活感受，但一般的小说都只是“比喻性的借用”，而自传体小说不是借用，而是依赖⑦。女性自传体小说从写作者自身出发，切实书写当下的个体命运、女性困境与时代困局，创作背后深层的话语符号与文化隐喻都依赖于作者经验和感受而达成。

陈染说：“中国‘大文学’以往的模式都是写国家的政治革命等大题材，对于很个人化的、生活局部的作品认为是小，所以我的长篇小说叫《私人生活》就是想反对以往模式的一个题目。”⑧《私人生活》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倪拗拗从少女时期到成年之后的生命旅程和内心感受，历经身边人的离合变化后唯有孤独生活。

一、“我”与“父亲”

《私人生活》以回忆开篇，从“我”（倪拗拗）的童年写起，写出了强烈的对抗性。奶奶（保姆）、禾寡妇、母亲都拥有传统女性的特质：善良、隐忍、温柔、坚强，以及不幸。她们的不幸总和男人有关。奶奶曾被她的丈夫打瞎了一只眼睛，几年后又被“我”的父亲赶出家门。母亲一生隐忍、坚韧、果决、善良，父亲暴躁、专制、蛮横，常年压抑着“我”和母亲，母亲在争吵不断的婚姻中屈从丈夫，直到离婚。禾寡妇遭遇了丈夫的出轨和离世，成为寡妇。她们都不曾以激烈的斗争方式对抗，而是选择忍耐或离开。

对于年少的“我”（倪拗拗），“父亲无论在地位权力上、性别的生理优势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无疑都是家中的绝对权威”⑨，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父亲的粗暴、专制与绝对的权势，正是母亲、奶奶和幼年的我，自动赋予他的，我们用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他压制我们的力量，我们越是对他容忍、顺服，他对我们就越是粗暴专横。”⑩“我”曾梦见父亲被警察带走，也曾做出反抗，故意剪碎父亲的裤子，内心对父亲充满了仇恨。但这些反抗都没有溅起太大水花，随着母亲与父亲“文明”地离婚，父亲彻底离去“使我在这一文明战场的废墟上，真正像个成年女人一样站立起来”11。在这场战役中“我”不战而胜，父系权威也自然而然无声无息地被消解。

陈染说：“我热爱父亲般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的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我就是想要一个我爱恋的父亲！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思考。”12她在过往的许多小说中都让女主人公与年长的、带有父亲属性的男人相恋。在自传体小说《与往事干杯》中，女主人公“我”和中年男邻居发展出爱恋关系，多年后“我”喜欢上了一个年轻男孩，并跟随去了澳洲，却偶然发现这个男孩是男邻居的儿子，“我”带着愧疚离开，同时无法忘怀与男邻居之间的爱恋13。这与《私人生活》中的爱恋情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无知少女懵懂地被年长男性侵犯，又像是自我选择般地坠入情欲之中，离开年长者后与年轻的男孩相恋，并以失恋告终。这是作家主体经验的映射，也许是因着童年父爱的缺失，一面反抗着父亲的权威，一面又渴望一个理想的父亲填补进自己的生命，矛盾而纠结。

《私人生活》中父亲离开的同一时期，T先生像父亲的替代者，无缝衔接地填补进了“我”的生活，当“我”反抗的权威消失时，“我”让另一个权威进入“我”的生活，再次与之抗衡，这种父权下的挣扎成了“我”被动承受却又主动选择的宿命般存在。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亲和老师的身份，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男权与父权在父亲身上合二为一，老师T先生更是男性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双重叠加，社会性的身份地位是大众权威的集合，他们的话语权力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权力，而是在社会公众领域具有权威性的话语与权力，“我”只是在这个权威力量之下的渺小的个体。“我”与父亲和老师之间的抗争与拉扯，不仅是女性与男性、子辈与父辈之间的反抗与拉扯，也是个体与权威之间的抗衡。

在和T先生的男女博弈中，T的权威性在对“我”的侵犯性的爱恋、低姿态的纠缠中已经被弱化了，又在“我”的自我意识觉醒与欲望的掌控中，被彻底消解掉了。“我”看似无处可逃般地被他占有，实则却带着“想要看他因肉欲的痛苦备受折磨的样子”的报复心理。他空有父亲的权威的外壳，却没有任何能把控和压迫“我”的实质。当T不再是“我”的老师时，他的身份权威就消失无踪了，而也不再具有掌控“我”的权力，两人成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抗衡从个体与权威之间的抗衡回到了男性与女性之间。

在离开了T之后，“我”与同龄人尹楠相恋，他不再带有任何“父”的特征，相反，他是权威的颠覆者，热衷学生运动，是诗社创始成员之一，这个诗社起初命名为“颠覆”。就这样，在一次一次对“父”的迷恋和反抗之后，“我”选择与权威颠覆者站在了一起。

二、残缺时代里残缺的人

《私人生活》中出现的男性具有承担创伤记忆的载体作用。“我”的父亲、T先生的父亲、伊秋的父亲在“文革”中受牵连或被牺牲，时代的伤痛造成了父亲暴躁和压抑的性格，扎根东北建设兵团的伤痛经历在T先生之后的生命中暗流涌动，无法消弭，如T先生嘶哑的嗓子是“历史强加于他的残酷纪念”14。“我们从政坛、商界、战场乃至情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他们（或以他们为多数）聚集的地方，都是斗争的手腕最为高级、尖锐而残酷的地方。”15男性不仅代表着社会中心的、主流的声音，也承受着主流的、核心的、集体的文化创伤。

如果说在《私人生活》中“文革”这段历史给男性带来的伤害是直接的、残酷的、赤裸的，那么给女性的伤害就是间接的、隐喻的、遮掩的；如果说时代记忆集体性和社会性地存在于男性群体中，那么女性则是边缘的、个体的；《私人生活》中的女性似乎在主流的文化中不曾出现，因此仿若逃过了“文革”一劫，但“创伤后遗症”却以另一种方式让她们无处可逃。

一方面，晚辈的伤害来自长辈，女性的伤害来自男性，“文革”给男性精神上带来永久的创伤，男性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将伤害转嫁到女性身上，在长辈对晚辈（父亲和T先生对少年的“我”）、男性对女性（父亲对母亲、奶奶，T先生对成年后的“我”）之间延续着“权威性”压制。伊秋和T先生一样，因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受牵连，她受到的身体伤害是最直接的，她的父亲带着伊秋母亲自尽前，在伊秋身上捅了数剪刀将她扔入湖里，伊秋因有幸得救而活。而“我”、母亲、奶奶（保姆）受到的伤害是精神上的，这种伤害绵长持久，更为隐蔽。T先生发动全班同学孤立年幼的“我”，对“我”母亲说“我”脑子残缺，甚至对“我”性骚扰。父亲暴躁地对待“我”、母亲、奶奶，把奶奶赶出家门，让“我”和母亲长期在惶恐与压抑的精神压力下生活。父亲和T内心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都发泄在了身边的女性身上。《私人生活》不写女性受“文革”的迫害，却用迂回的方式呈现了女性间接地承受了来自男性中心文化的、集体记忆的精神创伤。

另一方面，与精神相对应的“身体”成了象征性隐喻。《私人生活》中的女性没有陷入残酷的“文革”阶级争斗中，长久地受到过往的精神折磨，但她们都带有身体的残缺，承受肉体的损伤：奶奶瞎了一只眼睛，同学伊秋因小儿麻痹症瘸腿长期忍受嘲笑，邻居葛家女人身患乳腺癌，母亲最终因左心功能不全诱发急性心率衰竭离世，禾寡妇美好的胴体被大火灼烧成模糊的人形肉身。如果说精神创伤是时代、社会、历史强加于人的历时性记忆伤痛，那么身体则归属于每个个体，由个人的主体意识掌控，具有个人化、私人化的内核。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思想、个人生活、私人空间享有独立操控的权力。

随着女性的自我成长，“我”、母亲、禾寡妇都离开了男人独立生活，争斗戛然而止，没有输赢，随着对抗关系的结束，男性的个人权威被消解。女性躯体的残缺和损害不再由男性，尤其不由男性个体对女性的压迫造成。然而她们肉体却依然不可避免地遭受摧残，这预示着她们个体的权威遭受了来自外界的侵犯。如果说男性的失控是群体性的，是主流的话语对中流砥柱们的权威性摧毁，那么女性肉体的损伤就象征着女性个体在个人的生活空间的主体性失控，即使没有记忆的创伤，也无法享有不被挤压的个体生命和私人生活。

对于陈染而言，这是个残缺的时代，这些都是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16。女性的身体损害，隐喻着男性权威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压迫，隐含着公众权威对个体的主体意识的侵犯。男性精神的损害，所呈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中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被开放与繁盛的市场文化、多元话语所消解，但其背后的政治与权力关系却不应被忽视。

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关注，通常围绕着90年代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背景展开讨论。然而陈染、林白、虹影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70后的卫慧、棉棉不同，她们不仅有意地回避了市场开放的在场描写，而且更多地带有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记忆，她们看似“私语化”“个人化”的书写背后，离不开流淌在每个个体血液中的生命创伤与文化记忆。虹影、林白曾在《饥饿的女儿》《一个人的战争》等自传体小说反映五六十年代的贫穷饥荒、生存困境。这些来自个体的创伤回忆成为这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他们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寻找对曾经遭受的精神创伤的疗愈方式，然而却终究逃不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命运。

三、叙述者与信中的“我”

《私人生活》的最后出现了一封信。父亲、大学同桌、邻居、心理医生祁骆认为“我”患有“幽闭症”，把“我”囚禁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外力强压下节节败退的“我”，出院后不愿复查，只能用一封反叛的信进行回击。在这封信里，叙述者塑造了一个“我”的形象，这个“我”以谦卑和低贱的姿态感谢医院，为自己曾经在医院的不良表现深深抱歉，详细汇报了出院以后“我”的美好生活状况。信里语言客套、谦卑、重复、夸张、激情满溢、清晰流畅，构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一个谦卑、恭敬、积极、顺从、语言清楚、逻辑清晰的“痊愈者”形象，一个在生活和工作中游刃有余的强者身份，信里的“我”自我总结：“我的思维是多么的清晰、缜密和富于逻辑啊。”17

但是，这仅仅是文本通过表面语言塑造的表面形象，之下隐藏着截然相反的隐含形象。从信中细节可一目了然信中的“我”是个笨拙、愚蠢、马虎、疯疯癫癫、志存高远却又无法胜任简单工作的弱小者。隐含形象之于表面形象的巨大反差和矛盾，让那句自我总结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性，表面清晰流畅、积极乐观的语言，也愈发显现出夸大其词、逻辑混乱、毫无自知之明。而“我”这个信中的形象，也就呈现出一个毫无逻辑、谎话连篇、头脑笨拙的“病人”形象。不管是表面上谦卑感恩、积极乐观的“痊愈者”形象，还是愚蠢笨拙、思维混乱的“患者”形象，都共享了同一个弱者的声音，也就是该信叙述者（写信者）的声音，即小说主人公倪拗拗的声音。写信者故意在信中采用弱者、顺从者的语言、姿态、立场，暴露自己的谦卑、服从、笨拙、无助等具体细节，来夸大这个所谓“痊愈者”的病态特征，从而获得颠覆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