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的回忆

1924年，时年五十岁的前清翰林许承尧辞去甘肃省教育厅长的职位，从陇海线入京广线到达武汉，又从武汉乘小火轮沿江下到芜湖，在中江桥辗转水路，乘木船从青弋江溯源而上到达泾县榔桥。随后，是近一周的步行，经旌德县的蔡家桥、庙首、白地，翻越箬岭关隘，从绩溪上庄边上滑过，再过歙县的许村，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园小山村唐模。当家乡的山水和村落以一种凄冷却亲切的姿态映入他的眼帘时，许承尧感到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净。是啊，多年前离去的时候，这里还滞重落魄，仿佛镀上了一层阴霾，此番倦鸟归巢，原先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的地方，却能看到一层金色的阳光。这是什么原因呢？许承尧想，还是心与理的关系吧，若内心抖落了诸多尘埃，诸事安之若素，眼前的一切自然会润泽如玉吧？

几天之后，许承尧又觉得自己的感觉开始变得愚钝了，徽州太安静了，太与世隔绝了，仿佛世间所有的变化，都可以湮没在如此的冷清与寂穆中。可许承尧还是觉出这种安静是虚假的、是短暂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即使在偏于一隅的徽州，也会在这寂静的群山中，感觉到某种飘摇。许承尧先去叩拜了一些长辈，也见到了自己昔日的同窗黄宾虹、汪采白，在这些自小一起长大的友人身上，许承尧感觉到了同样的恓惶，那是一种对捉摸不定的未来的担心和恐惧。当夜色如大毡一般笼罩的时候，许承尧仰面看着满天的星辰，经常会油然生出淡淡的失落——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真的远去了，一个变得越来越陌生的世界慢慢来临了。许承尧还隐隐地觉得，接下来的一切，已不可能如从前那样淡定了，而是带着某种极强的不可确定，潜伏着不可预料的熊吼虎鸣。

如果说老家在绩溪上庄的胡适是从徽州走出来的具有全球视野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比胡适大十多岁、早年生长于徽州的许承尧，则更像是传统读书人的代表。许承尧出生在歙县唐模村，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时成为徽州府庠生，二十一岁时成为光绪甲午举人，曾跟黄宾虹、汪鞠卣等人一起，师从当地名声显赫的紫阳书院山长汪宗沂。1904年，许承尧在京中进士，点入翰林庶吉士。1905年，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许承尧作为中国“最后的翰林”，离开京城，回到了老家徽州。许承尧先是改徽州府旧试院为校舍，创立了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即徽州师范的前身），自任监督；又在家乡唐模创设私立敬宗小学、端则女校，这在乡村实属开先河之举。之后他又将两所小学合并，再开徽州男女同校之先河。1906年，许承尧同黄宾虹、陈去病、汪鞠卣等人秘密组织“黄社”，以纪念思想家黄宗羲为名，想积极推动废君，推行宪政。一段时间之后，因被人告发，许承尧不得不辞去二校监督之职，回京重任翰林院任编修，兼国史馆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具有新思想的许承尧不甘寂寞，应安徽总督柏文蔚的聘请，负责督办全省铁路。没过多久，柏文蔚因讨伐袁世凯失败而下台，许承尧只好再次回到徽州。1914年，许承尧受安徽同乡、陕甘筹边使张广建的约请，辞别八十岁的祖母，远行至前途未卜风沙漫漫的大西北，先后担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山道尹、省政务厅长、渭川道尹等职务。

许承尧的西北之行，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文化苦旅。当时西北财政的匮乏、观念的落后、设施的薄弱，政治与社会各种复杂纠缠的关系，让许承尧的变革毫无头绪。后来谈及此行，许承尧认为是“世艰迫促，非鬻力奉生，无以自谋”，加之张广建为人“笃诚肫厚”，且“能用善言”，鼓动了他的西行。这个时候，离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只有十余年，伯希和、斯坦因等多国探险家盗走大量洞藏文献运往西方，清政府也用牛车运回京畿一部分，剩下大量文献在甘肃市面上买卖。饱读诗书的许承尧当然知道这一批文献的价值，为避免大量国宝流失散佚，许承尧节衣缩食加入了收购的行列。在写给桐城派老友马其昶的一首诗中，许承尧谈到了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我业蹉已晚，千百见三四……目眩入宝山，失喜至忘寐。憬然念深兹，襟袖濡古泪。”为了寻觅莫高窟洞藏文书，许承尧的足迹遍布了甘肃全省，有时候他甚至为了几页敦煌文书，辗转数百公里艰难寻觅。公务之余，许承尧潜心研究敦煌文献，抄写经书，辨别字义，将苍茫岁月之留痕化成今日之流水。由于许承尧功力扎实，博闻强识，很快便在经书的字里行间游刃有余，连敦煌学家罗振玉都自叹弗如。

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许承尧又继续在之前创立的徽州师范主持教育工作，他聘请了一批在当时异常有名的学者担任老师，甚至一度说动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准备来徽州。他又跟江彤侯等民间文化人一起，投身于徽州古迹的整理和拯救工作，修葺城郊西干山的渐江墓、披云亭、长庆寺、经藏寺，造漱芳楼，疏浚五明寺泉，叠石千级，使古城的西郊成了优美的景点。家乡唐模村的檀干园，他也曾多次组织乡亲修理，挖塘清淤，种植林木，让其成为了乡邻游憩的好所在。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许承尧遍尝世间的酸甜苦辣，沉郁、忧伤与失望也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许承尧下定决心辞去了徽州师范的教学、管理以及相应的社会工作，搬回了唐模老家。在老家，他一方面整理在甘肃所搜集到的敦煌经书，研习书法；另一方面，又主持编撰《歙县志》，撰写《歙事闲谭》。三年后，《歙县志》共十六卷出版，时人评价此方志搜采广泛、考订精赅，是方志中的精品，此方志亦被评为“民国中国四大名县志”之一。又过了四年，《歙事闲谭》三十一卷付梓，全书共八百四十七篇，近百万字，极富史料、文献和研究价值。在书中，许承尧努力以自己的内心为镜像，不懈地描摹着徽州的山水、风物和人情，既有云破日出的深情，又有着千万人吾往矣的超然。

在最初接触徽州历史文化之时，我对许承尧这个人也不了解，或者说了解得并不深入，以为他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人，兼有“儒释道”的修养，又有“悬壶济世”之理想，不过整体格局（或曰境界）普通，创新力不够，缺乏现代意识。可是在读到他的诸多诗文，了解到这个人的相关事迹和生平后，我改变了对他的诸多看法——这应该是一个学说境界和人生境界不断完善、渐趋于完美的人，既有古典济世“修齐治平”的精神，还颇有现时知识人难得拥有的开放、博雅、创造和宽容。徽州虽然文人迭出，可是真正达到许承尧这般境界和修为的人，其实并不多。

一个历经沧桑的饱学之士，肯定有着复杂的心路历程。从相关作品来看，许承尧的诸多抒怀和感发，是既伤感又失落，同时还掺杂钦敬、怜悯、怀疑及迷惑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许承尧诗文书画俱佳，其诗摇曳多变，折射着因角色转换而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心境的变化，总体上透着一股忧愤之情，悲怆激越，基调如同谭嗣同和鲁迅，同为仰天的长叹和诘问。那一个时代的文化人，虽然看起来是谦谦君子，可都像荆轲一样青衫书剑，恩怨江湖，子夜当哭，迎风长啸。在《剑》中，许承尧写道：“剑光照胆不照心，潸然抱剑空哀吟。欲沁泪痕作新锈，比较血痕谁浅深？”如此剑胆琴心，实为凌云之志。许承尧还有一部分诗是典型的“杜诗风格”，有着强烈的平民与忧患意识，比如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痛定篇》，大多写徽州民间的疾苦，其中《县长来》《老估叹》《乡长寿》《官拥兵》等，就像是杜诗《石壕吏》、白诗《卖炭翁》的翻版，此外，还有“屋小茅如发，田荒草似秧”（《由祁门至安庆道中杂诗》），“龙蛇既已起，鸡犬安得宁？至今闾里间，两日一食并。”（《石壕村》），“今岁秋成原不恶，最怜户户只空仓”（《老农》）……看得出来，许承尧心心念念的，还是世间的苦难。虽然唐朝已过去了一千多年，可是转头凝视，眼前的一切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官府仍在吸血，人民仍在卖炭……读书人所能做的，仍旧是扼腕叹息。

从总体上说，许承尧应该跟历史上诸多大儒一样，在表面悄无声息的思考和实践中，完成了自己人格境界的超拔。尤其是他在西北，以及归来的那段时间。世事浮沉，风云变幻，许承尧很明显从大起大落的蹉跎经历，以及芸芸众生的无奈和彷徨中，彻悟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从而开始“向死而生”的一系列行为。关于这一点，只要看过许承尧的书法，就可以明白。风格是个人心性的表现，以许承尧的博大深厚，其书法葆有雍容沉稳、华美醇厚的庙堂气度是很正常的。至于他的行书，既有质朴性情，又携有浓郁的金石味，清虚而典雅，和美而恬淡，明显是抄录佛经导向朴真的结果。风格和人格，往往是一起成长的，笔迹是可以透露某些心性和情绪的，那种最本质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纤毫毕现。

除了著书立说，许承尧还以个人的努力继续收藏和拯救徽州的文物和古董。因为其具备高人一筹的学问和鉴赏力，很多式微的徽州大族都把自己的珍藏请其帮助鉴定或出售。在得知有些藏品有可能流失的时候，他不得不再次出手挽救。这样，晚年的许承尧又收集了包括米芾、唐寅、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查士标、渐江，以及扬州八怪在内的很多古字画，还有宋、明版的书籍达万卷之多，加上之前收藏的敦煌魏晋隋唐上品经书四十多卷，许承尧的家中堆满了历朝历代的古董和字画，这也花去了许承尧几乎所有的积蓄和家产。1944年，抗日战争临近尾声时，许承尧曾考虑筹建黄山图书馆，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奔走运作的过程中，许承尧深感当局窳败堕落，怕一旦捐赠便会被权贵侵吞私占，最后决定暂缓实施此计划，遂自建“檀干书藏”，将收藏的全部书画古玩集中于此，并订立遗嘱，教谕子孙在其身后不得将藏品分散，要组织专人负责整理保管。20世纪50年代初，安徽省博物馆正是在许承尧捐赠遗物的基础上建立的。歙县档案局珍藏着一本《许承尧捐赠品清册》，单这一个目录便有3册348页，其中所载文物更是达两万余件，件件是稀世奇珍，价值难以估量。

我常常想，站立在新旧世界的分界线上，许承尧可能算是当时徽州最孤独的人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的身世、背景、年龄、个性都不允许他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即使是勉强发声，也不会引起人们观望和拥护，毕竟，身边热血沸腾的“少年郎”都一股脑儿地逐梦前方去了。人们追求的是火车的迅捷，鄙夷的是牛车的缓慢；追求的是派克笔的方便，丢弃的是毛笔的持重；追求的是打碎旧世界的痛快淋漓，摒弃的是成竹于胸的耐心……至于许承尧，他身上不可避免地载负着诸多特点：缓慢、持重、迂执、守旧、清雅、安谧……虽然许承尧心中也有“拔剑”的愿望，可是剑未出鞘，已是四顾茫然。当时代发出尖利的啸声，对往昔表现出不屑，连正眼凝视都不再给予的时候，许承尧只能将剑撤回鞘中，以回应时代对他的冷落。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而是被动和无奈，许承尧变身“最后的翰林”，似乎也是如此。如此烙下的“遗老”印记，使得他不可能像后辈胡适一样，以一个“盗火者”的身份处世，从“火”中源源不断地攫取力量；更不能像鲁迅一样，以不妥协不苟且的批判，成为人们景仰的先锋。当然，这个徽州人也没有效仿苏曼殊李叔同，采取声色犬马自我堕落，或者遁世的方式，他只是心若止水般地止步故园，躲避尘世的纷争和热闹，寻找着独立于时代之外的意义和价值。许承尧知道，与前行的茫然不同，对于历史与文化的深情凝视，才是踏实和有意义的。并且，悠悠的往昔是不确定的，只有将之变成文字，才能成为永恒。追忆昨日的芳华，不仅仅是记录某件事，更是记录徽州繁花似锦的历程……当许承尧饱蘸着墨汁的毛笔轻柔地落在宣纸之上时，无边的岁月开始向四周扩散，云山苍苍，秋水漫漫，鸡声茅店，板桥清辉……那是连接着徽州上下数千年的神思，如烟雨般袅娜了千百年的忧伤和迷愁。这也难怪，每一个冬烘野老，都曾有着青春无敌的躁动期；每一位喋喋不休的白首宫女，都曾有令人一见钟情的美丽和羞涩；每一味散发着乖戾气味的干枯草药，都曾有着鲜花怒放的青葱时光。

随后的二十年中，江河日益破碎、乾坤重复颠倒，人们饱受兵燹之苦，一切都变幻莫测，一切又都在淬火重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场内心的煎熬。身处这样的动荡中，连笑都是奢侈的。唯恐笑声多了会不由自主忘却过去。唯一让许承尧感到安慰的，是透过这千疮百孔去找寻旧日的碎影。他在追溯往日时光时，或许会感到自己所做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过去，而更是为了未来——那些扑面而来的时光，只有跟过去连接时，才能显出生命力。有时候，当许承尧不由自主地提起枯笔画出山水图时，连他自己都感到了冲击和震惊——这分明是渐江绘画的再现，冷寂如是，枯寒如是，奇崛如是，瘦硬如是……所有的画，都是心湖颤抖而破灭的幻象。这很正常，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面镜子，既可以反射世界之光，也可以透露自己的幽暗。在这样的幻象中，他不仅看到了一个全力挣扎的世界，也看到一个全力挣扎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