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的莫斯科

缘 起

这不是一场事先精密规划的旅程，甚至一开始多多少少有些被动的意思。

我的小说集《野未来》在意大利翻译出版后（意大利文版书名为《行星与记忆》），引发了一些反响，翻译家兼出版人皮克女士（她的中文名叫雪莲，后文都将使用中文名）邀约我去意大利参加文学活动，时间就定于2024年的五月底。没多久，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罗季奥诺夫教授（他的中文名叫罗流沙，同样，后文都将使用中文名）邀请我参加第四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他早在第二届时就邀请过我，当时我有事没能成行，而这次的活动时间正好定在2024年五月初，可以跟意大利的活动连在一起，我便应允了。

但我感到了一点焦虑：手头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外边待那么长时间，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侈。是的，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这次出行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认为它是文学工作的一部分。

此外，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日益增多。尤其俄罗斯，还是一个正在战争状态中的国家。2024年3月22日，莫斯科近郊的音乐厅遭受恐怖袭击，根据俄方事后统计，死亡人数为144人，受伤人数为551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很多朋友知道我要去俄罗斯的时候，都表示了关切。但人是很奇怪的，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去现场进行观察的心愿。

我也不免揣测，在这种大环境下，俄方会不会取消本次论坛？事实证明，俄方没有，甚至没在工作群里表示出某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直积极通报活动的准备情况。这个论坛由著名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和俄罗斯作家协会外委会主席奥列格共同发起，2015年首届论坛在上海举办，此后由中方和俄方轮流举办。由于疫情和战争等原因，距离上届论坛已经过去了四年。我在这里提及这个论坛的小史，是想说，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活动，而是来自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长期的文化交流。可能还得普及一下：俄罗斯作家协会跟中国不同，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以，他们为了这次活动，在筹集经费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是不容易的，活动的后半部分由圣彼得堡大学支持，才有了更好的保障。

随着活动日近，需要办理机票、签证等事务，这才发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直航取消了，需要从土耳其中转。此前知道俄罗斯被各种制裁，但没有触及到这么具体的问题。这下好了，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有了一个“不得不”的理由，这座古老的城市被纳入行程表，让我感到惊喜。我开始同时办理三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这是前所未有的，促使我下定决心：既然都如此了，那这趟就再多走几个地方吧，干脆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走到西头好了。于是，法国、比利时、荷兰也被纳入了行程表。这几个国家保持了我在路线上的延续性，而且各自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法国是欧洲内部在战略方面最自主的国家，比利时是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所在地，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实际上大部分历史演变都集中在亚欧大陆上面，因此这片大陆上面有着最为沉重的历史负累。很多扭结的现实问题都来自于历史的积累，所以不能在一朝一夕化解。我从中国出发，正好历经四大文明板块：中华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冲突或说竞争最激烈的几种文明形态。欧亚大陆也被称为“世界岛”，它是面积最大的一块陆地，在战略学家看来，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世界。所以这里战争不断，苦难深重，是大国博弈最惨烈的场域。如今，能够只身横穿这片大陆，我应该感到足够的庆幸，并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除了空间上的考量，还有时间上的契机。很多人说2024年是世界大变局之年，研究玄学的朋友说2024年是“九紫离火运”的开端年，好吧，那无论从现实政治层面还是神秘文化层面，今年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个作家打开头脑中的天线，把欧亚大陆走一遭，是一次难得的亲眼目睹世界状态的机会。虽然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信息很发达的时代，我们似乎对于外在的世界并不陌生，但是信息的背后少不了舆论场的权力斗争，一个地方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除非亲身前往，否则也只能是来自于视频与新闻塑造的某种想象。更重要的是，媒介上的信息永远也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在很多时候，面对面一句话都不用说，都能胜过媒介上的千言万语。

有人会说，仅仅是走马观花，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吗？我对此从不担心，我原来学过好多年的人类学，知道“文化震撼”就发生在你接触异文化的那一刻，随着你对异文化的逐渐熟悉，你对很多的事物将重新变得习以为常起来。这在我随后的旅程中得到了印证：当我对某些事情感到震惊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却觉得稀松平常，不值一提。因此作家只要能捕捉到“文化震撼”的那个关键性时刻，就足以发掘出很多的东西。而在此之前，其实并不用作过多的知识准备。过多的知识会拥塞我们的感官，会提前形成某种偏见的立场。而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立场是质朴和简单的，那就是永远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所以，千万不要给我贴什么标签，我前往这些地方，不代表我就完全认同这些地方的一切，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这原本是常识，但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的芜杂，身份认同与观念立场越来越敏感。每当想到这种状况，我就感到文学依然如此重要，它让我们可以暂且悬置价值评判，只是去看、去听、去想，甚至去行动。

我没有过留学经验，此前去过的国家也不算多，因此对于异域还保持着足够强烈的兴趣和敏感度。尤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由美国主导的持续多年的全球化趋势开始加速收缩，中美在各个层面的博弈都在呈现出新的形态，这给我带来了观察世界的基本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不过且慢，这么说，好像我要写一本学术著作似的，实际上我并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我是一名小说家，我最熟悉的是故事、人物和细节，还有抒情与沉思，我就是希望以这样的轻松方式来记录行走的过程，我作为叙事人将扮演好自己，力图真实呈现我这个主人公的现实经历与心理活动，也会穿插讲述别人的故事。文学将成为一种取景器，贪婪地吸纳所能望见的一切，将个人、历史与世界杂糅在一起，不分彼此。因此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也不是那种关于异域知识的文化散文，但它究竟是什么我不想去定义，我想的只是它不是什么，因为“它不是什么”会给我带来充分的自由，也会给你们带来秩序之外的惊喜。文学的本质就是可能性，不是吗？

那么，让我们忘了所谓的文体，就这样开始吧。

——题记

突如其来的大雪与导弹般的地铁

（2024年5月8日）

早上五点就起床，去广州白云机场候机。趁着这个时间，用手机写好了《科幻立方》的栏目主持人语《远未完成的地球科幻》。虽然带了笔记本电脑，但是使用频次越来越少，很多工作都用手机来完成，尤其是小工作。大工作指的是超过五千字的文章，我则喜欢使用台式机。一个大屏幕有利于我看清长文章的结构。

本次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经停北京，我跟作家侯磊汇合，结伴同行。这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原本我订了经停乌鲁木齐的航班，被取消了，他也是从别的航班转过来的，居然凑到一起了。我们实际上距离上次见面并不久，广州作协的一个青年作家研修班年初请他来讲课，我们还一起吃饭聊天。他这几年的写作都围绕着北京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生长，他是一个怀旧的人，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他的精神盛宴。

在北京才正式过海关，出关的人并不多，很快办完了手续。国际登机口的区域，商业设施很少，只有一家星巴克。我们吃了点心，喝了咖啡，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旅程。对于写作的人而言，俄罗斯意味着一种文学的高度，因此，我们的心情是兴奋而愉悦的。我想，一个不爱文学的人士前往俄罗斯，一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种心情。

在飞机上读加拿大作家沃茨的科幻小说《模仿》，一部设定非常复杂的小说，还有高科技造出来的吸血鬼，很烧脑，不知道何时能读完，可这也是我带它的原因。另一本是法国作家布朗肖的《最后之人》，晦涩而美妙。我带这两本书，就是知道我读不完它们。一本容易被读完的书，会让旅途变得寂寞。如果这书故事性太强，还会干扰旅途的空间，让你跌进另一维度的文学空间。也正是出自相同的原因，我没有选择携带俄罗斯文学书籍，我需要获得一种疏离感。我不想营造一种文学朝圣的心理暗示，我希望能够轻松自然地抵达俄罗斯，从而用感官直接接触它。这会让我更敏锐。

飞机上还提供了伏特加，我喝了一杯。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飞机的广播提示：莫斯科快到了。我急忙从舷窗望下去，晴空万里，大地上铺满了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这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位于寒带的莫斯科能有如此苍翠和浓郁的绿色，而且那种绿色富有层次感，不像热带植物那样芜杂。数小时前从舷窗望下去，都是冰封的雪原，尤其是经过乌拉尔山的时候，能够看到极为萧瑟却壮观的雪山群落，黑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冰河像是怪兽被切开的肌肉纹理。

此刻是当地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有了一种偷窃时间的小欣喜，五个小时的时差，就是我此刻偷到的。但我也深知，我迟早得还回去。时差给予我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空间的重要性，空间不仅带来了时差，而且还带来了时间的秩序。我们正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才能定义时间。这一点，当我们仰望星空，以及今后进入星空的时候，将会越来越重要，凸显为人类新文明的核心问题。

下了飞机进机场，看到了墙上的大画，应该是致敬军人的，但使用卡通的方式，淡化了那种现实层面的严酷性。排队过海关，这里中文的语言标识似乎比英文还多一些，仅这个细节就已经蕴含着太多的东西。过了关，在下电梯的位置，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中国银行宣传人民币，一双手在刺绣。上边写了一个短句：共襄锦绣。不知道这句话是如何翻译成俄文的。

拿到行李之后，走出机场，发现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大雪，而且越来越浓密，拦住了我们望向远处的目光。寒冷，给人迎面一击。幸亏带了羽绒服，临行前还犹豫，因为广州已经热到穿短袖了，看莫斯科的天气预报，似乎也还好。经过一番理性思考：羽绒服虽然占据空间，但并不占多少质量，不如带上。

此刻的我是如此感谢彼时的我。

郑体武教授和作家甫跃辉已在候机楼等候多时，跟他俩汇合后得知，前来接应的车因为等不及我和侯磊，已经拉着大部队先走了。显然，这里的出租车不像中国机场，出门排队就行，郑教授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搞定车辆。我们等了许久车才来，我们刚走到户外，头上、身上就被白雪覆盖，如此大雪是久违了。上车后，我留意到，这个车是中国产的哈弗。都说俄罗斯人酷爱这个牌子的车，看来所言非虚。

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莫斯科市中心的商务中心（CBD），也是一片玻璃幕墙大楼林立的地方。我们入住的地方在莫斯科大学附近，外观看上去还不错，门口立有雕塑（应该是一个仆人，他的腰上挂着酒壶，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人的喝酒文化），门楼也颇具厚重的历史感。郑教授告诉我们，这个老宾馆是很有名的，叫体育运动宾馆，附近便是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曾经也叫列宁体育场。进到前厅，是手持旗帜的少先队员雕塑，作为中国人感到很亲切。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柜台，那是苏联时代的产物，柜台之宽阔像是一片平原，需要眺望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那是一个老太太，她得知我们没有打印电子护照，让我们把相关文件发到一个邮箱里。我们发送了好几次才弄成功。老太太有些手忙脚乱，被困在宽阔柜台围起来的小空间里，就像是一个在战场上驾驶坦克的士兵。

这里基本上是一个英语失效的地方，因此，这一切的交流都有赖于奥列格先生的帮助。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腰板非常直，走路稍微前倾，步伐有力。他的身上有一种质朴的气质，让我有时会想起中国民间的老者。人老到一定程度之后，种族什么的就没什么差异了，再老下去，甚至性别都没什么差异了。所以说，人类应该以老人的尺度去建设文明的秩序，以此获得足够多的宽容和慈悲。太多观念、立场的差异所带来的仇恨，在这样的尺度观照之下，你会发现，都是细枝末节的，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进电梯之前有个小插曲。电梯非常狭窄，一次最多只能承载三四个人，里面凸起的按键显示着上世纪的美学风格。一个大个子的俄罗斯青年和他的女朋友本来已经进了电梯，但他又带着女朋友出来了，一定要让我们先上。

终于来到了房间。如果是上个世纪，这一定是非常好的房间，甚至门廊的装饰还有点贵族气息，但如今来看，就显得比较简陋了，尤其是桌面上的小电视，还是敦厚的立方体，让我完全没有打开它的欲望。我准备洗漱一下，结果发现自己马虎大意，忘记带电动剃须刀了，房间也没有提供刮胡刀，甚至牙刷也没有。我想等会可以去超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