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 it rain, 让雨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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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着车在那几条空无一人的窄马路上来回绕了半小时，四只眼睛外加无路不通的定位导航，楞是找不到地图上显示就在附近的艺术空间。

“苏珊自己也知道这里不好找，我前两次来，她都建议我打Uber，结果每次都把Uber司机折磨得够呛。”史蒂夫这探险家显然不甘心在这小阴沟里翻船，急着给自己找辄。他曾组织人马前往洪都拉斯的原始丛林，用先进的Lidar技术发现了被遮蔽了四千年的“猴神之城”，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百个人类考古发现”之一，却在这洛杉矶凋落的旧厂区迷了路。

他说最后一次来这里是几年前，那时还没有新冠病毒，至于为什么这沙龙要在美国的Super Bowl（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当天举行，他说可见沙龙主人苏珊的浑不吝的性格。

“她是地道的社交名媛，生在有钱人家，祖父是一种建筑保温材料的专利持有者。她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都有房产，不定期搞些沙龙，请文化、艺术、时政精英人士聚聚。”史蒂夫说这次的沙龙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邀请了一位纽约的娱乐记者谈中国与好莱坞的文化竞争。

我特意上网看了一下苏珊的沙龙视频，初步印象并不好，标准的外表光鲜感觉良好的美国女人，一颦一笑都带着美元那硬通货的底气。

即使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也并不情愿放弃懒散的大好春日坐火车赶过去见一群陌生人。好在，我可以顺便看看老友彼埃尔。我和史蒂夫约好，他去格兰岱尔的火车站接上我，直接先去旁边的鹰岩看彼埃尔，逗留一小时左右再去洛杉矶Downtown参加沙龙。

八十二岁的皮埃尔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当了一辈子中学美术老师，省吃俭用，热衷于到世界各个角落探访即将消失的部落文明，已经到过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他家里像个小型博物馆，尽管不是锈迹斑斑，就是蒙尘结垢，在他眼里却件件都是宝贝——各种看似不值钱却已经或正在消失的农耕文明下的手工艺品，包括中国贵州山区的刺绣和银饰，以及种稻的农具。中年离异的他独身一人生活了大半辈子，因为有自己执着的走遍地球的小目标，他活得很快乐充实。为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开始一本本写书，Pebble in the Sands（沙里的石头）是他的书系，从埃及、蒙古、柬埔寨、印度、中国，他一本本地写出来。他去找出版社，对方让他把部落女人的裸体照片放封面以吸引读者，他气得摔门就走，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行，有一本书居然卖到了七万册。

我们说好结伴一起去中国，重走他当年的贵州之路，重回“他的村子”枫香寨去看望他八十年代就在那儿结识的乡亲。疫情来了，行程受阻，而且更糟糕的是，彼埃尔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医院人满为患，他只得到断断续续的治疗就被打发回家。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没想到他竟然恢复了许多元气，张罗着让我们带他去公园烧烤。他自己的解释是，“唯一的奇迹来源于我的意志力。我不想死，我要看看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可不久前，打了三针疫苗的他还是感染上了新冠，在电话里咳得喘不上气来。某天下午他竟然倒在书房旁边窄小的厕所里，六个小时不能动弹，虽然手机就在十几英尺外的书桌上。住得不远的史蒂夫打电话没人接，去敲门没人应，便果断拨打了911，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带着爆破装置破门而入，才把僵卧在地板上的彼埃尔架到床上。

史蒂夫打了急救电话给医院，医护人员到了，粗略检查了一下，却拒绝带他去医院，理由是他虽然染上了病毒，但还没有性命之虞，医院住满了重症新冠病人，目前床位不够用。

于是他只好继续在家躺着，食物靠一家慈善机构Meals on Wheals（车轮上的食物）送上门。“七块多钱就有五样饭菜，实在是太便宜了。这是给那些经济不能自足的人准备的福利。我不想占便宜，可实在是不能自己弄吃食，我女儿从外地给我联系了他们。”虽然一向以吝啬闻名，在旧货市场买个小熊还会为省一块钱跟小贩磨破嘴皮子，彼埃尔仍是不想被朋友小瞧，满是歉意地见人就解释。

然后好景不长，几天后的凌晨，从洗手间到床也不过几步路，他又跌倒了。这次幸亏手机离得不远，他挣扎着给史蒂夫打了电话，救护车来了，医生再次检查了他一遍，仍说他还不能被拉走。

彼埃尔的女儿从旧金山飞来为他亲自面试了两名菲佣，每天八小时陪护，负责食物、清洁、监测体温血压等。他挑了年轻好看点的那位。“你知道我不该抱怨，可是这护理真的很贵，每小时二十五块，一个月就是六千美元，我的退休金才两千五！”听我为他有了专人护理而高兴，他病恹恹地道，声音是那种老年人没有底气的细弱。

与彼埃尔认识三年了，我喜欢这位倔强的老人。我们在他种满了多肉的花园里闲聊，他喜欢讲那些旧事，“我不想某天把它们带进坟墓里”。那株自他年轻时搬进来就有的柚子树，一到秋天就挂满明黄色果实。他踮脚小心摸到最成熟的那几个，像个中国的瓜农摸索着摘下最滚圆香甜的西瓜。我们走进厨房，他把那黄灿灿的果实切开，瓤朝下放在凸起的玻璃榨汁器上，踮起脚尖用手使劲一摁，“这可是真正的有机果汁！”看我小口喝下，他镜片后的目光自豪得像个总打胜仗的将军。我们有时坐在后院快散架的木椅上，看那两只他插在小池塘上的竹竿，上面起起落落的红蜻蜓像一架架迷你飞机。或者，他眼巴巴地仰头，望着我在二楼阳台上伸手折断那些枯枝丢给他。树下，那台老式铸铁烧烤架火苗正欢，等着燎香盘子里的香肠和玉米。“Relax！（放松！）”问到我的近况，他总爱打量着我，来上这么一句。即便我从不诉苦，饱经世事的他也能看出我活得不放松。

他是那么节俭，这带着学生扩建的老屋几乎与他同龄。没有暖气，冬天降温时冷得只能裹着两床毯子；没有空调，夏天西晒像火炉。他甚至没有洗衣机，每月花二十块钱把衣服送到街角一户巴西邻居家里去洗一次。舍不得买木柴，每次在院里烧烤，用的都是从院里树上寻来的枯枝。可是他，却舍得每年花一笔钱资助柬埔寨的小学校。

“如果你死了，我是不敢再上你家这条街上来的，甚至看到马路对面那叫鹰岩的巨石，我都会难过呢。”我们隔着四五十公里，不见面时，就打电话聊会儿天。他原先只有一台座机，生了病后才被迫买了一个手机。这是我自私地总结出来的一条消减遗憾的法宝——告诉还活着的老弱病友，一旦他死了我是多么难过。让对方知道我的心意，也许可以缓解一点他真死了之后我的遗憾和痛苦——至少，他死前知道了他是会被我想念的！

可是这一招显然对彼埃尔不灵，“那你就应该多来看我！而且，我不需要被谁想念，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和死后的世界。我想活着。十年？不行，怎么也得二十年！我不打算就这么放弃。”我好像看到电话那头他固执的薄嘴唇和那火苗一样冲天燃烧着的白发。“你知道，现在有两个彼埃尔，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身体那个已经形同朽木了，精神那个还是个不服输的小伙子。”我告诉他我要回中国了，他立即用警觉又沉思的眼神望着我，喃喃着像是自言自语，“我知道，这个家伙不会回来了！”

听说我周日要去参加沙龙，路上会顺便去看他，他开心得像个孩子，“什么都不要给我带（虽然他盼望着朋友带些小礼物给他）。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吗？我还没得这个C（Cancer，癌症）打头的病的时候，在阳光下坐着和你们东拉西扯。”听说我打算给他带盒巧克力，他的声音立即高了几调，顽皮得欢呼起来，“耶，巧克力！太棒了！”他一生嗜爱甜食，尤其是巧克力，曾跟我戏谑地说，“你不知道，晚上躺下后，从床头摸一块巧克力放嘴里，天哪，好幸福，比身边躺着个女人还幸福！”

我离开家前半小时，接到了史蒂夫的短信：取消去彼埃尔家的计划，他刚被急救车拉到医院去了，菲佣发现他的血液含氧量不足80%了。

火车上，我接到史蒂夫的另一条信息：彼埃尔前几天在家自测的新冠结果转阴不准确，医院检测他仍是阳性。

我心一沉。我知道有老年基础病的人是美国新冠死亡的主要人群，何况彼埃尔还患着血癌！

我乘坐的那节车厢空荡荡的，近百人的座位除了我再无一人。人们或去亲朋家或请亲友来，扎堆守着电视和酒肉看全美橄榄球决赛（Super Bowl，超级碗，有人戏称是美国“春晚”）。午后四点的阳光特别适合拍照，是史蒂夫这专业摄影师所说的黄金光线。虽然沿途都是见惯了的电线杆、棕榈树、卡车、仓库、店铺，我仍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着。这四十分钟似乎比以往漫长许多。我不时想到在救护室里挣扎的彼埃尔，也不时想象将看到的夜间派对动物们。

2

那个艺术街区各种废弃的车间一般的建筑庞大、平庸，像长相让人永远记不住的中年妇女，间或被人多瞧一眼也是因为上面的涂鸦和壁画。把那些建筑串在一起的是同样单调乏味的路和两侧的木头电线杆，黑色的电线五线谱一样悬在空中，松松地，像撑得太久开始失了弹性的毛线。

我们像困兽一般绕了半天，终于，史蒂夫嗡声嗡声地说了句，“就是这儿了！”他辨认出了路边一块极不起眼的空地，铁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五彩的英文写着：艺术聚居地——活着，干着，乐着。开进去二百来米，才看到一扇大铁栅栏门，厚重森严得让人以为里面是军事重地。角落有扇小侧门开着，旁边立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保安模样的黑人男子。他仔细地在两页纸上核实我们的姓名后放行，那郑重程度让人疑心这是保密程度极高的地下聚会。

穿过权当停车场的空地，看到一排排简陋却结实的平房，都像被踩扁了的大纸盒子，纸盒上开着许多更不起眼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门。我们举着请柬对门牌号，找到了那道蛋壳色的小门。门口站着一位着考究西服的老年男子，与大门口那位黑人大叔比，这位戴黑方框眼镜的先生更像老电影中有钱人家的管家，他气宇轩昂，一举一动颇有绅士风度，体面得让我不由得也挺直了身子。他再次核实我们的身份，表情看似谦恭实则暗藏锋芒，只那么不动声色地打量你一眼，你就知道他在心底已经为你划分了等级。

走进那扇小门，我们立即被电子音乐的声浪包围，伴着变幻色彩的灯光，像掉进一个被无数泡泡包裹着的深潭。仓库一样高的房顶下，原本空阔的空间被填充得恰到好处：一边是实用又现代的厨房，有人正在那儿忙碌饭菜，满足口腹之欲；一边是错落有致的花卉、油画、雕塑和书籍，在这里它们和空气一样似乎是主人必不可少的陪伴。最吸引我的是门右侧那面主墙，那是一整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一只黑色金属梯子与顶层相连，下面有轮子可来回移动让人方便取阅任何一本书。书架下是两排巧克力色的旧皮沙发，印度风格的绣花靠垫东一块西一块地扔在上面，中间长长的古董木桌上也放着书和一大花瓶丰盈的粉色芍药。

门的左侧靠墙则是两排超长的实木餐桌，一端整齐摞着盘碟刀叉与在木桶里冰镇着的酒水。“苏珊，我带了些冰激凌。”史蒂夫冲一位身形瘦高着黑色露背紧身背心的女子打招呼。“放冰箱吧。谢谢。”那女子显得很忙，只略微侧脸淡然答了这句，便继续在厨房与大厅间快步走动着。不断有刚到的人跟她打招呼，她都是匆匆应一声，不跟任何人多说话，很有沙龙主角的威仪。

“我建议你先去洗手间看看，你会喜欢的！”史蒂夫看我举着手机东拍西照，笑着提醒我道。

我沿客厅几排书架与厨房间一条窄长过道走到底，果然看到两间相邻的洗手间，除了各自有一个白色旧式马桶和洗手台，那里更像两间小小的画廊兼阅读室，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黑框照片，全是黑白人物旧照，全是20世纪初的美国人。也许他们只是普通人，因隔了岁月之河，那些模糊了的旧日痕迹让现代人有了仔细打量的欲望。

照片，图书，杂志，鲜花，在暖色灯光下，都让人想到一个词：享受。

自由空间往往给人自由的灵魂。有了金钱，品味这芳邻似乎也就住得不远。而人类都是嗅觉灵敏的动物，像蜜蜂一样四处寻觅着那一点点诱惑。

这里，从空间上离彼埃尔并不远，可是，这天堂般物质丰沛的世界与他完全不像在同一个星球。

当晚的主讲人已经在场，帅气的年轻小伙，他单手插在裤袋里，一手端着红酒杯，挺拔地立在那儿，目光睿智得像个政客。

听说我来自中国，他立即把旁边正与他聊天的一位瘦小精干的白人老妇介绍给我，“艾卡可是牛人，好莱坞头牌电影公司驻中国总裁，正是她，三十年前把一部部大片送进了中国市场呢。”艾卡啜一口杯中红酒，矜持却礼貌地向我点了下头。

室内的音乐太响，不适合展开任何对话，我和史蒂夫决定去后院透透气。

后院不大，一半又被搭了凉篷做成另一个小客厅，有趣的是这半开放的客厅靠墙处，摆着一张大床，铺着松软的床垫和枕头。“如果客人不想走，可以睡在这儿过夜。”史蒂夫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