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代湖畔的炉火

想要记住的就一定要记住

（2024年5月10日）

早早起来，拉开蓝色的窗帘，看到窗外的积雪已经消失不见，但行人依旧步履匆匆，把脑袋缩进大衣的帽子里。我知道了，外边的天气还是很冷。

俄方租了一辆中巴，我们前往瓦尔代。为什么前往瓦尔代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前往圣彼得堡（这是我们俄罗斯之行的目的地），会路过诺夫哥罗德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古代罗斯的起源地，而瓦尔代就位于诺夫哥罗德州东北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另一个原因则比较有趣：奥列格在瓦尔代有乡村别墅，他要带我们去看看俄罗斯的乡村风景，他已经兴致勃勃做了规划，说要带我们划船，带我们体验俄式澡堂。当然，至于这样做是不是也有省钱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估计大概率是有的。能承办这么多人的大型文学活动，奥列格并不容易。想到这里，返观中国的作家，其实还是很幸福的，每年都有各种政府机构参与、作协主办的文学活动，著名作家、评论家们甚至忙得无法分身。有好几次，不同的编辑朋友都跟我开过同一个玩笑：“作家不够用了。”当然，这只是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而对广大的写作者来说，成为作家要比过去更加艰难。俄罗斯的文学状况显然更加艰难，他们又没有所谓的“网络文学”，反而是中国的一些网文小说给俄罗斯带来了一阵热潮。据说俄罗斯现在也有一些艺术基金可以支撑真正作家的写作，我想这是必要的。

言归正传，我觉得这样的安排非常好，如果从莫斯科直接飞到彼得堡，将会是一种巨大的省略。而坐车，驶过每一寸土地，望着路边的无限风景，虽然更加疲惫，但注定也会受到更多的信息冲击。这种信息冲击，不就是我们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麻木感而去寻找的东西吗？更何况，大城市的结构都大同小异，中小城市以及乡村反而形态各异，保留了更多的本土文化形式。

郑体武教授作为奥列格的老朋友，已经多次去过瓦尔代，他给我们描绘了瓦尔代的美景：那里森林茂密，有一个美丽的湖泊，而奥列格的别墅就在湖边。我立刻就想到了梭罗写《瓦尔登湖》的地方。这一字之差，让我幻想起自己住在木屋里，正在写一篇关于内心生活的随笔。我确实还记得《瓦尔登湖》里边打动我的那句话：“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是的，我们都过得越来越复杂了，我们都需要简单，再简单。其实，旅行就是让人实现简单的最有效途径，尤其你拎着行李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生活只需要这点东西。

车很快离开了莫斯科市中心，但它的郊区非常辽阔。郊区很少有三层以上的楼房，都是精心设计的各种小别墅，有整洁的院落。终于，房子越来越少，树林越来越密集。到了某一处的时候，郑老师提醒我们，二战的时候，纳粹就打到过这里。这样实地看来，还真的是非常凶险，真可谓兵临城下。

我坐在中巴的倒数第二排右侧，右侧的风景属于我。俄文看久了，也觉得熟悉了，但依然不认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你知道那些符号是文字，你看着那种文字很熟悉，可你依然不知道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于是，你继续认真看着那些文字，仿佛看久了就能看懂似的。我想起了我的朋友余泽民老师，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人经由俄罗斯，去到了匈牙利，谁也不认识，更别说认识匈牙利语了。匈牙利语是小语种，他得靠第三方语言来学习，他当时也不怎么会别的外语，那种难度可想而知。但他现在已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把匈牙利那些文学大师的作品直接翻译成了典雅的中文，包括我特别崇敬的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因此，我相信，所有的语言背后都有一个元语言，它内在于人类头脑中。这就是神话巴别塔的故事，如今也是AI语言大模型的原理吧。所以，说到底，巴别塔已经快要建成了；可是，人类依然四分五裂，争斗不休。

车开到小镇克林的时候停了，原来柴可夫斯基故居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下车参观。

如果有人让我用最短的时间说出对俄罗斯的印象，我估计脱口而出的是：文学、音乐、黑面包。俄罗斯不仅有着伟大的文学，还有着伟大的音乐，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我爱很多作家，谁排第一还颇费思量，但我最爱的音乐家却从未改变过，那就是俄罗斯的拉赫玛尼诺夫。可惜的是，这次的行程似乎无法与他构成交集，留下少许遗憾。

而对柴可夫斯基，我也是很有感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的《第六钢琴协奏曲“悲怆”》，我有好几篇小说都是一边听着《悲怆》一边写的。一个小说家不懂悲怆，何以写小说；一个人不懂悲怆，何以懂得人生。

1892年，柴可夫斯基搬到克林来住，原来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国际法专家萨哈罗夫。这里远离莫斯科，安静优美，不被打扰，可以专注创作，他在这里写出了《胡桃夹子》等多部歌剧。目前房子里的陈设还是当年的样子。我看到衣柜里还挂着他当年穿过的衣服，是一件华丽的礼服，我的心情忽然变得比较激动。我想这是因为衣服较之于房间，跟生命的气息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仿佛他留在衣服上边的生命信息与我的生命还可以发生量子纠缠。

他的书房里还摆放着书柜，里边装满了文学作品。他同时代人的文学必然影响了他的创作，一百多年过去了，如今回望，他音乐中的力量几乎没有损耗，尤其比他同时代的文学来说，艺术力量的损耗要小得多。音乐是超越语言的，而文学的载体是语言，只有极少数伟大作家的作品可以超越这一限制，它们一方面构成了文学的母题与源头，让后人不断回溯；另一方面，它们构成了河堤，决定了文学史的流向。

我来到户外，专门站在故居后边的马房前照了张相，这里就相当于当年的车库，只不过能有这种待遇的人可谓少之又少。我想象着这个伟大的作曲家坐在马车颠簸的车厢里，在马蹄声中寻找着灵感的乐符。

我终于在这里的文创前台买到了指甲刀，上边还印着老柴的头像。看来我的俄罗斯之行就连一把小小的指甲刀也要跟文艺沾染关系。

到了瓦尔代，大家饥肠辘辘。奥列格说，瓦尔代的市长会亲自接待大家，已经预定好了饭店。这是一个两万多人人口的小城市，但据说每年也要阅兵的，这也是俄罗斯民族骨子里的东西。

饭店是一座二层楼的木头建筑，我们上到二楼，里边靠窗的位置已经摆放好了长条桌。这里很少有包间，更少有圆桌，这些细节都属于文化差异，里边的心态都值得文化人类学研究。但有一点这里跟中国很像，就是领导很忙，等了快半小时，领导打来电话说实在过不来了，让我们赶紧吃饭，账单算他的。

有这句话就行了，我们开始用餐。长条桌对有些位置相当不友好，需要“长臂管辖”才可以。所幸，菜的品种允许重复，看似一大桌，其实只是几种重复的菜间隔摆放。因此，不能说圆桌就没有等级制，只是圆桌可以容纳更多的菜品。长条桌的等级制更加鲜明，但坐在桌头的主人取菜是最不方便的。不过，过去的贵族应该都有仆人服侍。餐桌礼仪流传下来了，可仆人没了。

俄餐当然是一言难尽，但黑面包、土豆沙拉以及红菜汤，我们吃到的频次应该最多。饱餐之后，我看到旁边坐着年轻的一家三口，他们非常安静，父母各自玩手机，孩子面前摆放着一个平板电脑。唉，全世界的年轻家庭怎么都这样？

餐后，在一个路口看到了巨大的马蹄铁形状的纪念碑。自古以来，这里就处于交通要道，类似古代中国的驿站。奥列格给我们解说了几句，然后带我们参观了当地一个很有特色的铜钟博物馆。

作为中国人，对铜钟肯定不陌生，那是古代最为重要的一种礼器与乐器。但俄罗斯人对铜钟的爱，还是超出我的预料。博物馆里边详细展示了铜钟的起源和各种各样的相关故事，以及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铜钟（小到一定程度中国人就叫铃铛了）。当然，博物馆也提到了中国人拥有最早的铸造铜钟的技术，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二战时期的铜钟故事。德国纳粹占领瓦尔代后疯狂搜刮当地的铜钟，准备运回国内，作为一种胜利的象征，因此当地人把很多铜钟藏在地下，等到二战胜利之后，这些埋在地下的铜钟才得以重见天日。我心想，这是多好的题材呀，不仅可以写成小说，而且非常适合拍成电影。因为铜钟的意象、和声音都具有强烈的隐喻色彩。

我琢磨着，自己今后是不是可以写篇关于这些铜钟的故事，但且慢，这么好的题材还能被那些俄罗斯大师们放过吗？我不相信。

我预感到苏联时代的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就不可能会放过这样的题材，我立刻把脑中还有印象的他的片子搜索了一番，《伊万的童年》《潜行者》《乡愁》《牺牲》《飞向太空》和《镜子》，一时没有发现铜钟的踪迹。但我不想放弃，我一边看展览，一边搜寻着他的更多电影，终于，我找到了线索：《安德烈·卢布廖夫》。故事时间虽然不是二战，但依然是一个被侵占的时期：15世纪的鞑靼统治时代。卢布廖夫是个宗教画家，但他失去了绘画的动力，而他身边的一个小铜匠，则在父亲完全不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一口精美大铜钟的制作。这件事让卢布廖夫重新燃起了作画的激情。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宗教、艺术与救赎必须统摄在一起，能够完成这种统摄的，只有故事。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被同一种力量所激励着，向故事的深处挺进，从而成为伟大的小说家。

轰！馆长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演示敲击铜钟，震人心魄。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里就能捕捉到钟声，那种震碎泥泞的浑厚之音。我想告诉面前这位极为认真的老太太，但可惜我不懂俄语。老太太优雅而严厉，像是班主任一般，那深邃的眼神不断提醒我们要认真听讲。但实际上，我们听的是郑老师的翻译，他这回可够累的。一边翻译，一边还得做引申阐述。

终于到了奥列格的家。原以为瓦尔代是他的故乡，询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因为喜爱才留在这里的。这么说来，他比仅仅在瓦尔登湖旁边待了两个月的梭罗要强得多，他会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时光。

奥列格的家已经不能用大来形容了。在这片院落里面矗立着三栋别墅，先让女生选了一座比较新、也更加暖和的屋子，俄方作家和郑教授住在主屋里，我、侯磊和甫跃辉住在了一个稍微有些小的客房木屋里。侯磊住外间，我睡客厅，离火炉很近。跃辉住在里面一间，他脚下的那面墙正是火炉的一侧，肯定是非常暖和的。奥列格带着我们看房间，然后反复交代，在烟囱的地方有一片铁片，控制着火焰的大小。他反复说这个铁片不能插到最深处，否则你会死。最后这句话他是用俄式英文说的，语气强烈，非常吓人。

我们全部人都回到主屋。主屋前厅有个飞盘，大家可以进行投掷游戏。进门后，右侧的木架上摆满了世界各地的装饰品，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摆放着黄铜铸造的毛主席半身像。主屋烧着大量的木材，非常温暖。从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那里堆垒着小山一般的木材，足以支撑整个漫长的冬季。任何人见了这场景都会感叹只有在俄罗斯才敢这么干。

奥列格跟小说家安德烈以及另一位俄罗斯作家格里高利帮我们准备晚餐。格里高利跟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他还要连夜赶回去，明天还要上班。凌晨1点多有一辆夜车从瓦尔代返回莫斯科。这浓浓的人情味儿，让人深感亲切。

晚餐也很丰富，吃了一只鸡。奥列格又拿出一大块采来的大蘑菇，形似灵芝，说是明天做给我们吃。大家喝着伏特加，气氛越来越热烈。好几位朋友背上采蘑菇的篓筐，装上那个大蘑菇，上演了一出出好戏。幽默、滑稽、逗乐，在哪里都最受欢迎。

酒喝完之后，气氛到达了一个高度。奥列格招呼我们上二楼。二楼放着一个大音箱，连着黑胶唱片机。他拿出珍藏了五十年的披头士唱片，说是从利比亚弄来的。前面已经说过，奥列格是学阿拉伯语出身的，所以他年轻时一直在中东活动。

奥列格问我喜欢披头士吗？我说当然喜欢呀。他追问哪首，我说Yesterday，他比了个OK的手势，就给我播放了。伴随伏特加的醉意，听着熟悉的Yesterday，一时觉得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在俄罗斯吗？这种感觉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艺术，哪怕是一首歌，它都可以超越边界、超越时间。

听完Yesterday，简直热泪盈眶。我最爱的电影之一《美国往事》里，德尼罗饰演的面条听着这首歌，一刹那就从中年变成了老年，曾让我泪流满面。而如今，我似乎也是一刹那从青年变成了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