暝色入高楼

当年，这爿酒店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瓦砾场，附近孩童常于黄昏时分到此“探险”，围观人群中偶尔也有她的身影。此刻，从八楼窗台望出去，街道纵横，楼房林立，宛如水泥森林。蒙城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了，某些地段的繁华程度与省城相比也毫不逊色。站到酒店顶层平台上，大概还能望到法院后面那幢七层小楼，它早已被笋群般密集的高楼摁进底部，那破旧的蓝灰色外墙——想必蓝色部分早已暗淡不堪，灰色却在加深，已然辨不出本色。

而她的小姨还住在那七层楼房的顶楼，没有电梯，每日徒步上下。

上一次见小姨还是六年前，廖青回蒙城过中秋节，恰好小姨来给母亲送月饼。几年不见，小姨见老很多，原本大而水润的眼睛无端缩小了几分，杏仁眼儿垂成三角眼，看人时神情恍惚，好似眼前蒙着一层阴翳。这些年廖青目睹身边亲人的老去，头发逐渐花白、稀疏，原本紧致的脸庞像沙丘那样塌掉，双眸瞬间暗淡下去……好似有神秘光照从他们身上移走。那次，静默不语的小姨似有话要和她说，但直到离开她们也没能找到安静的角落坐下。母亲屋里来了很多人，亲戚间的交谈大多夹杂隐隐的炫耀与排斥，早已不再纯粹。

自大学毕业定居外地，廖青与家人聚少离多，小姨和姨父的事还是母亲在电话里陆续告诉她的，民政局都去过不下十次，吵吵嚷嚷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是照旧。在亲戚们眼里，小姨付出太多，俩人只要交换位置——如果倒霉的是小姨，姨父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不是单位来此地举办业务培训会，廖青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回老家。所幸课程安排极为松散，小半日学习，大半日考察——说是考察也就是去本地新造的景点看看玩玩，她倒想趁此机会逛逛老城区，在那些仍保留着原貌的角落里或许还有过往记忆的残留。

这是九月，时令已过白露，但夏的余威尚存，两股势力来回交战，暑热和寒凉此起彼伏，让人颇有些坐立不安。那日下午，廖青请假在酒店房间睡到三点多，醒来时，窗外传来闹闹哄哄的声响，一些声音夹杂在另一些声音里，好似童年的早晨听见屋外有大人在说话，诉说着她入睡时外面世界发生的事。

小姨的脸忽然浮现于脑海，鲜明如昨。恍惚中，廖青起身推开房门，下楼走出大厅，走到那条通往大坝的路上，被汹涌的车流拦截在逼仄的某处，她才想起房卡还遗留在酒店房间里。那几年，她经常遗忘的是钥匙，小姨家的钥匙，被一根红布头拴着，或放在书包边上的侧兜里，或被她丢在学校宿舍里。

小姨住大坝附近，丁字路口左拐，走一截水泥路便可看见。小区在右手边，外墙贴蓝灰色马赛克瓷砖，所有窗户外都装了铁丝笼似的防盗窗，她每次都能不喘气地走到四楼——那个高度恰好可眺望大坝那边的珠游溪，褐色飘带似的恍惚的一条，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泛着不同程度的波光，只有下雪天才会出现那种杂乱交错的闪光，让人分不清何处是雪、何处是岸。

蒙城很少下雪，一旦空中有雪花飘落，学校八成会停课，大人小孩过节似的躲在家里看雪。那些夜里，小姨会做火锅给她吃，煮一大锅骨头汤，放入肉丸，大虾，土豆片，冻豆腐，白菜叶子，粉丝……各种菜肴在锅子里乱闯乱撞，水蒸气也在屋里游荡，升腾，直到被天花板截住去路。窗户玻璃上尽是淋漓的水珠子，奔走，破碎，又重新聚拢到一起。雪花的到来让廖青莫名地兴奋，每次看见都像是第一次见。小姨在做手工，手持钩针上下翻飞，不一会儿工夫便变出一簇簇艳丽、繁复的绒线花瓣，就像窗外雪花的游戏，飞舞，盘旋，弹起，最终归于广阔无垠的大地。

亲戚们眼里小姨的好日子在住进这幢七层楼房前就已戛然而止。可她依然每天穿着高跟鞋爬上爬下，一路发出清脆、明亮的声响，实在匪夷所思。“我们就不上去啦，楼太高，爬不了。”每次，他们奉外婆之命给小姨送来东西都站在楼底下如此仰脖说道，好像那不是人间七层楼，而是天上广寒宫。

没有电梯的七楼全城大概只此一处，但小姨的七楼比一楼便宜，还有赠送的阁楼面积，大不了走到四楼，歇会儿，喘口气也就上去了。年轻嘛，力气还在不断长出。那会儿，她和小姨都不怕走七楼。

七楼之上的阁楼上有天窗。

某些夜里，月光与星光垂直照下，洒落在床榻和地板上，就像天外来客。婚前的小姨有过一段好时光，人人都说她很像挂历上的某知名女明星——头发乌黑，一支独辫垂在胸前，杏眼微露，含情脉脉——小姨也是标准的杏眼儿，也喜欢梳独辫，或将辫子放在脑后甩来甩去，或含蓄地盘在胸前。小姨比那个女明星还多了几分古典气质，廖青读《红楼梦》读到“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那几句，感觉说的就是小姨。

当年，小姨还是那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环保局的技术员，周末会骑自行车来找她玩。她带小姨去后山，满山满谷都是果实和花香。春兰，杜鹃，栀子是她们的采撷对象，柿子，青梅，枇杷以及不知名的红色野果都在山风中恭候她们的到来。蒙城既靠山也临海，而小姨家住海边，很少见到这些，稀罕得不行。有一年春天，俩人上山采茶，茶树排列似几何造型，每列间都留有空隙，她们摘累了便铺一张席子坐在那空隙中吃东西，聊天。小姨向她倾吐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回到家，好几天都没缓过神来。没想到小姨会和她说这些。她似乎明白了小姨脸上忧郁表情的由来，一个人经历过那种事情，终归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给小姨做媒的人很多，但她要看过照片才决定是否见面。小姨订有《电影画报》，里面的明星照被她悉数剪下，分门别类贴在牛皮本上，多年后那个泛黄的本子才落到廖青手里。

遇到姨父之前，小姨正式处过两个男朋友。一个是中学数学老师，分手的原因居然是那个人在陪母亲看病途中，还和黄包车夫讨价还价，为便宜区区几块钱平白浪费宝贵时间。小姨认为自己不能和那种情况下还锱铢必较的人生活在一起。另一个是医院里的外科大夫，手指白皙修长，像捏绣花针的女人的手。这次分手，小姨的理由是闻不惯那人身上的消毒水气味，什么时候都有那种味儿……可她怎么能要求一个医生不携带来自医院的气味呢，这分明是找茬儿。

二十九岁上，小姨才结了婚，算是晚婚了。姨父在国营酒厂当推销员，天南地北地跑，不仅口才好，赚钱多，朋友遍天下，更重要的是相貌惊人，就像从《电影画报》里走下来的，甚至比那上面的人还要俊俏几分。

这次小姨似乎心满意足了，只有廖青知道是怎么回事，姨父和那个人实在太像了，不是具体的眉眼，而是身上所携带的气息——哪怕她只瞥过一眼集体照上露出的一个灰蒙蒙的人头。当年，小姨和同宿舍的女孩爱上同一个人，可那个人似乎谁都爱，又谁也不爱，不明朗不拒绝。同宿舍的女孩轻生后，小姨烧掉三大本日记，算是与过去告了别。这是茶山上小姨附在她耳边说的。此后，她背着小姨的秘密前行，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小姨下班后哪里也不去，就坐在姨父单位分的公房里打毛衣，还用钩针编织帽子、茶杯垫和沙发巾。房间里除了带流苏花边的装饰物，最醒目的还是结婚照。镜框里，小姨双目含情，脸颊灿若桃花，而姨父一身正装，戴着金丝平框眼镜，一副大明星派头。人人都说，这结婚照更像电影剧照，好像这俩人不是真结婚，而是表演结婚。

车厢式结构的爱之小屋很快被姨父单位里的人收走了。那是他们结婚两年后，小姨做了母亲，一岁的小表弟刚刚学会走路，姨父将采购款挪作他用，且数额巨大，即使把所有亲戚的钱都凑到一块，也堵不上那窟窿眼儿。

某个春天的下午，廖青一家三口乘坐出租车去邻县看望姨父，他还是那么帅，甚至因脸庞、身形都瘦了一圈带了些憔悴和落魄的神色，还更显帅气了。姨父在里面自学会计，帮着他们记账，还教一屋子的人读书、认字。那些人没有文化，而他有。管教警察器重他，对他很好，他吃得也好，顿顿有肉。说这些话时，姨父脸上甚至洋溢着笑意，似乎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优待而得意。姨父没有戴镣铐，没有苦大仇深的表情，除了剃着过短的板寸头，衣服灰扑扑的，似乎和在外面没什么两样。

回来的出租车上，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那是临走时姨父偷偷塞到她手里的，嘱咐她务必带给小姨。廖青看到白软的纸巾上，有几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那些字好似踩在云端里随时可能粉身碎骨。她只记得其中四个字：泪如泉涌。眼前浮现出姨父站在高墙内黯然垂泪的模样，那俊俏的脸庞因糊了眼泪水而有了强烈的戏剧意味，让她忍不住想笑。

后来，据母亲说，当她将那张轻飘飘、软绵绵的餐巾纸交到小姨手里，小姨哭得像个泪人。那套七层楼房顶层的房子就是小姨在那时花光所有积蓄买下，只装修了阁楼、卫生间、厨房、餐厅等必要的几处，其它仍保持毛坯本色。作为闯入者，廖青每次路过那些黑黢黢、没被装修的角落，总有种窥见“黑洞”的悚惧感，后来即使整个房子被装修一新，光线均匀洒落各处，也无法消除最初的印象。

小姨搬到七楼那年，廖青在县一中读高二。父母亲开始外出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祖父母，自顾不暇。她在小姨那间装修了一半的房子里度过了整个高二和高三的所有周末，直到离开县城上了大学。

二十一年后，廖青又走在了这条靠近大坝的路上。远远望去，深绿色草木占据两岸，溪流被推挤到中间位置，某些河段甚至不见流水的影子，褐色飘带再也飘不起来了。听母亲说，蒙城已经三个冬天没有下雪了，她所在的城市也如此，即使偶尔飘来一阵雪花，很快就会消散无踪。

来这里之前，她以为还能找到少年生活的蛛丝马迹——只要用心寻找总能有所发现，但她忽视了时间的力量，它把所有县城都变成同一座，似乎只有溪边吹来的风还留有一丝当年的余味。当然，那幢七层楼房还在，小姨也还住在里面，老小区面临改造可以加装电梯，但一楼的住户说什么也不肯装，其它楼层的诉求也不一，事情就这么拖着。

廖青还记得那锈迹斑斑的扶手，一旦上了四楼，就需要它的辅助才能顺利走完全程。而沾了铁锈味和石灰气息的手无论放在哪个容器里都洗不干净，就像贫穷给小姨带来的耻辱感。小姨不止一次地在母亲面前哭诉，说姨父那边的亲戚嘲笑他们要在那间破房子里待一辈子，别人都换过不止一套房子了，只有他们还在原地打转。

那天，还没走到丁字路口，在大车扬起的尘灰中，廖青忽然掉转头走回了酒店大厅。但第二天吃过晚饭，她又沿着大坝方向慢吞吞走去，走到一处岔路口，桂花的香气飘来，她心神陡然一振，似乎抓住了从前日子的一角。暮色在身边迅速聚拢起来，将她推至那条熟悉的路上。

那几年，每个周日的傍晚，从小姨家出来路过国营酒厂门口，隐隐的酒香在晚风中飘荡，下白班的人陆陆续续从里面出来……可这些身影中再也不会有姨父这个人了。后来，姨夫从里面出来，外婆让他跨了火盆，去了澡堂，在蒙城最好的酒店吃了一顿大餐，亲戚们都包了红包……亲戚们的助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之后，姨父做过车床工、保健品推销员、仓管员、私营企业会计、民宿合伙人等，赚过一些钱，也被人骗过。姨父与人合伙开民宿那一年，廖青已参加了工作，小姨兴冲冲打来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入股，廖青不知道她给别的表姐妹也发了协议书——她们干脆每人给姨父发了一万块钱做启动资金了事，这让小姨觉得自己被羞辱了，逢人便说，“我们又不是乞丐，要这一万块钱做什么”。可谁都知道一万块钱在当时并非小数目。

只有廖青什么也没做，一味躲避着，比表姐妹还不如。此后，小姨不再主动和她联系，她们只在亲人葬礼、过年聚会以及表哥表姐们的婚宴上见过几面，既没有更热情，也没有过分冷淡。母亲总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她早就忘了，哪里会责怪你呢。你应该去看看她的。”廖青也想去看她，但每次事到临头，都退缩了。廖青也有过艰难时刻，也曾把希望寄托在亲人身上，也都一一落空了。

当年，姨父不仅没能在开民宿上“捞一票”，还差点儿亏得倾家荡产，前期投入太大，后面无资金做创意推广，把小姨的工资折进去不说，还不得不向银行贷款，都是小姨用工资卡帮他还清的。那以后荒唐事更多，用炒股软件炒股，跟人学习如何饲养甲鱼，都一一泡了汤——财神爷离他不止十万八千里。

七层楼比想象中更为陡峭，像是爬一段垂直而上、漫无尽头的的天梯，天梯的顶端住着小姨一家。从前是三口之家，现在固定住户只剩两口人，他们的孩子早就搬出去住了。廖青还记得那大得近乎空旷的客厅，除了倚墙而立的电视柜，一排三人座的木头沙发椅和配套的茶几，便没有别的家具。又由于它的装修时间晚于厨房和卫生间好几年，好似一个从天而降的空间——本来是为了招待客人而准备的，却很少有人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