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之城的凡人歌

换窗记

称他为男孩并不准确，他二十四岁，从哥伦比亚来美国一年半，英语却已经相当够用，且没有讲西班牙语的人贯有的绕舌口音。门开了一道缝，他那张帅脸就闪现在那儿，眼睛和浓眉一样黑亮，是黑头发版的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只不过更年轻。有意垮到腰下的破洞牛仔裤，白帆布鞋，黑帽衫，一抹微笑在嘴角浮现又散去，神态笃定，略带不羁。他似乎深知自己的资本，年轻，好看。他说他叫Edison。爱迪生？这名字让我忍不住想笑。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个大男孩，只比我儿子大一岁。

干起活来，我才发现爱迪生还真不是绣花枕头一只，不声不响，身手利索。同伴比他年纪略长，留着板寸，透着市井的混劲儿，偶尔看我一眼，带着鲁莽神气，那笑意也带着嘲弄。不会英语让他处于劣势，所有细节都得靠爱迪生与我交流。

他们是门窗公司派来的安装工人。

一个月前我在信箱取邮件，在那一摞广告宣传册中有一页是门窗玻璃业务。赶紧拿给房东杰伊看，我知道他一直盘算着把这三十岁老屋的玻璃窗换掉。双层玻璃，七个窗子，报价2999美元，还含安装费，免费上门估价。“这价格听起来挺诱人。马路对面的约翰家，几年前花了将近一万五千美元换窗子，跟我诉苦说压力太大，只好分了两期完工呢。不过也得小心，这只是吸引眼球的广告，真正来报价估计就不止这点钱了。”

杰伊打电话预约了估价时间，他白天上班不在家，接待的任务交给了我。

波兰裔的理查德如约上门。他长相斯文，白衬衣配棕色西装，柔软的头发三七分，中规中矩，像个中学英文老师，也像电影里看着眼熟却记不住名字的三四号配角。他的英文鼻音极重，我得连猜带蒙才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测量后，他拿出计算器摁了一会儿，9500美元，包括七个窗子和两个推拉玻璃门。“窗子没有超过报价的标准尺寸，可如果想用稍微好一点的玻璃则要加一定费用……”我暗想，这销售的套路来了。我心理上开始抵触，他那口里含着一块软糖一样的英语更听不懂了。好在他游刃有余，经验丰富，像个脾气极好的父亲熟知如何应对小孩子的不满情绪，不慌不忙回车里拿来一盏灯，插上电，把两种不同材质的玻璃紧挨着灯放好，微笑着示意我把手放过去感受温度。都是双层玻璃，一种让我丝毫感觉不到灯火的热度，另一种则灼烫得像挨着火炉。没有比较就没有贪欲，虽然贵一些，隔热效果太不一样了。“Once in a life time（一辈子就一回的事），当然用好的啊。”杰伊在电话里发话了。

“你是作家，多美好的职业！我那天去一个客户家，听说我是波兰人，他拿出一本书，居然是莱蒙特的小说《福地》，还是波兰语的，他一定要送给我。当晚我就读了一半，那本书我会珍藏一辈子。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读到你作品的英文版……我也偶尔写点像诗一样的东西，为生存所迫，没有太投入精力，实在写不好。”他说二十年前他来美国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的，虽然欧洲离家更近，但他喜欢美国，就留了下来。“波兰和中国一直情感深厚呢……”

看到老猫火球进屋，他蹲下打招呼，同时掏出手机让我看他的两只猫。爱猫又爱文学，可为五斗米和居留身份折腰，他七八年来一直在这个犹太人开的门窗店打工。聊着天，我眼里的他不再只是个推销员，而和我一样是漂在异乡的过客。

“你不用非今天作决定不可，我知道七千美金也不是小数目，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但这真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我保证。”他信誓旦旦的折扣价和真挚的情谊让我不忍看他空手离开。一单生意，对他不仅意味着提成，还有打拼下去的信心吧？我再给杰伊打电话，当下敲定。

告别了文学爱好者两天后，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大叔上门来量尺寸。他身形敦实，面相憨厚。登高爬低，一手尺子，一手本子，他熟练地把所有门窗测量了一遍，一丝不苟，像个严谨的科学家。量完了，他已经出汗气喘，我递给他一瓶水。坐在沙发上，他笑眯眯地跟我拉了会儿家常。“我当年是过来投奔我哥哥的，算起来在美国也有二十几年了。本来想看看就回去的，可是我太喜欢这儿了。洛杉矶，遍地都是机会啊，就留了下来。如今三个女儿有两个都工作了。偶尔也带孩子回老家去看看，变化是不小。孩子们喜欢那儿的文化，可真要选择，她们还是宁可在美国，毕竟，这里的许多东西是故乡没有的。因为美国强大富裕？好像也不只是，我说不清是啥……”看得出来，在无数个来美国寻梦的拉美人中，他是个幸运者。

第三拨就是爱迪生这哥俩。说好十点钟到，十点半还没有人影。我有些气急，电话打到门窗公司，一位女士说在路上了，可能塞车，请耐心等一会儿。又过了一刻钟才响起了敲门声。我提醒自己不要埋怨，反正也是晚了，被抱怨带着坏情绪干活儿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们也没有为迟到道歉，径直进屋，让我指认哪些窗户是需要更换的。虽然头天晚上我就已经把窗外所有可能碍事的家具花草都搬开了，爱迪生仍客气地告知我，室内靠窗的沙发也要移走。看我一个人费力地挪动那三人沙发，他主动上前搭了把手。

旧的门窗都是铝合金框架，虽然没有锈迹却也日晒雨淋变得相当难看。他们又敲又撬，摧枯拉朽一般，眼看着一扇扇窗户都只剩下空洞。还没到安装新窗那一步，他们已经大汗淋漓了，我拿出来的瓶装水却一直放在桌上，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们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我有点小小的感动。

“要不要来点音乐？”我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新到的史密斯森尼杂志，想起以前安装木廊的墨西哥人喜欢边干活边听热闹的西班牙流行歌曲，我边问边打开电视上的潘多拉音乐盒。

我们偶尔也聊几句。

“你叫哀米粒？很可爱的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爱迪生说。他正切割着一道过宽的门框，打量我的眼神似乎真诚又漫不经心。

“你来了一年多了，回去过吗？”我问。

“没回过。原因？你知道的。”

“没有身份，回去怕回不来了？”

“嗯，当时以游客身份来的。”

“听说你们那儿毒贩猖獗，是吗？”

“嗯。”他没多说，只微笑了一下，似乎见怪不怪。

他说他24岁了，梦想能多挣点钱，有个自己的家自己的住所。现在他和另外三个老乡租住在洛杉矶市中心一处民宅里。为了挣钱，他几乎没有周末，去过的几个观光点也都是星光大道、好莱坞山、圣莫妮卡海滩这种不要钱的地方。发了照片给家乡的伙伴，仍是被万分羡慕，他可是在洛杉矶啊！

“我现在只会安门窗，没别的技能。每小时十块钱，真不够花。”

我有些吃惊，记得理查德说这两个推拉门的安装费就需要1600块，公司却只付这两个没有身份的小伙子每小时十块钱？！

我忍不住告诉了爱迪生。他仍淡淡地嗯了一声，没有一丝吃惊或沮丧，手脚不闲地干着活。

我说洗手间的三个窗子其实也需要换掉，如果他能自己接活儿，就可以交给他做。

“嗯，可以的。”他并没对这赚钱机会显示过多热情，只说他确实可以找到更廉价的玻璃。

“那你量一下尺寸。”

“等我干完活儿吧。”

看表，已经快两点了。我问他还需要多久才完工，他说至少还得四五个小时。

“午餐你们怎么解决？”我问，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我们去买个汉堡填肚子。”他答道，半立半蹲在厨房柜上，正给刚拆掉的门框补腻子。

“我打算做鸡蛋三明治，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可以为你们每人也做一个。”

他翻译给正在用切割机裁切门框的同伴听。

“谢谢。”板寸笑嘻嘻地望了我一眼。

半小时后，我们仨在厨房围桌而坐。除了三明治，我还给了他们每人一罐冰啤酒。

“哇！太好了，他喜欢喝啤酒。”爱迪生指指同伴，也痛快地呷了一口。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过去。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远离家人，独自漂泊过。别灰心，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实情，之所以说出来，似乎是想给他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仨坐在一起吃我做的三明治。

在世间行走，从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到遍尝人情冷暖的中年，每逢看到年轻的生命，回顾自己的来路，我都忍不住放下戒备，暗自提醒自己——要藏起身上的伤疤和心底的坚冰，让这羽翼还未丰的小鸟感受到同类的温暖和善意。就像那次我在网球场捡到一个钱包，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那心急火燎的失主——一位刚参加了毕业典礼的高中生，那还温热的两千块钱是亲友们送他的毕业祝福。为表达失而复得的感激，少年送我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壶，还发来信息致谢，我回复他：“不用谢我。我希望，我相信，你也会做同样的事。请把善良的种子传递下去。”

我希望这两个异乡寻梦人，有朝一日过上了期许的生活，某天递给陌生人一杯啤酒时，会想到这次夏日的午餐。

啤酒，两人都喝光了。三明治却都剩下了，里面夹了煎鸡蛋、西红柿、奶酪、生菜叶，我猜因为没有肉，两个干重体力活的人吃得有点勉强，又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剩下的一小团都包在餐巾纸里放在桌上。

我洗刷碗碟，他们继续干活儿。

“Do you like dancing（你喜欢跳舞吗）？”爱迪生在客厅窗前清扫着切割下来的碎屑，抬起头，黑眼睛匆匆瞥向我。

“我不喜欢，也不会。”

“我可以教你。我的家乡人人都会跳舞。”

“你在哪儿教我？”我有点莫名其妙。

“哪儿都行，沙发，床上……”他微笑着又望我一眼，继续专注地干手里的活儿。明明是在调情，却一点也不轻浮，真诚得像真的在谈舞蹈。

我假装没听到，去后院清扫一地的碎屑，有点后悔给他喝了酒。

我曾在这座城市大学修过一学期英语写作，班里一位女生就来自哥伦比亚，她在美国嫁了一个黑人，不时跟我们秀恩爱，“我才不敢从我家乡找丈夫呢。许多人在那方面太随意，我受不了不忠诚的两性关系。”可我万没想到这在美国的“黑户”小伙子竟随时随地可以约人“跳舞”。

近四十度的暑热让人昏沉欲睡。门窗洞开，没开空调，T恤湿透了。我上楼去换了短衣短裤，心中奇怪对这陌生男孩的挑逗我竟没有丝毫气愤。年少轻狂，有他吃亏的时候。我甚至有些为他担心，不由得想到我那远在家乡的儿子。

“你穿牛仔短裤很可爱。”他正用清洁剂擦玻璃，扭着脸欣赏地打量着我，似乎很自信他的夸赞会打动任何女人。

我笑笑没接话。

“要是我说have sex with me（和我上床），你会说什么？”

“我会说不。”我哭笑不得。写作者的好奇又让我想知道究竟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我长得不好看吗？”他仍没停手地在干活，口气单纯得像在问我为何不喜欢看美式足球。

“你都不了解一个人就……”我反问。

“那怎么了？如果有人跟我这么说，我就不会反对，只要觉得对方可爱就行。”

“那之后还见面吗？”

“没机会就不见了呗，俩人在一起快乐就好。”

“你不担心自己被染上病啊？”

“不会，我会小心，有保护措施。”

“那对方要是怀孕了呢？”

“那就当爸爸呗，我会尽力做一个好爸爸。”

……

我心里明明已经大叫荒唐，可表面上还假作镇定，跟他若无其事地聊着，只不过我的口气越发认真得像个规劝儿子的母亲。

我知道，他妈生他时才十六岁，几次想来美国都被拒签。

“我和你不一样，我如果与某人have sex，一定得是与我相爱的人。”我试图纠正他的三观。

“当下的快乐多容易得到，很简单。爱一个人就复杂得多了。”

“抱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将来你会受伤的，也会伤到别人。”我觉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仍是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儿，声音不疾不缓。那干净真诚的微笑如烟头一般若有若无，总是那么笃定自信，像一棵在沙地上扎了根的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