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

我脑子里总有这么一幅画面，她在一架紫藤下，用滴溜溜的乌眼珠子看着我，还是年少时促狭俏皮的模样，我一皱眉，便惹得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容放出比紫藤花更绚烂的颜色。挤挤挨挨的紫藤花像是串串油彩，涂抹在淡黄光晕的岁月的背景上，不一会儿，拉洋片似的，背景板上紫的花和黄的光都变了，变成苍茫的一片空白，像是风吹散了所有的颜色，连她红樱似的唇、黛色的眉和水葱绿的洋绉裙都变得苍苍茫茫，被掩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声里……嘉陵江边的风可是紧得很，她脸上泪痕未干，张了张嘴，想向我诉说什么，然而终究是除了苍茫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见。

唉，我空落落地叹息一声，实在拿不出鲜明的字句来定义她，她是怎样形容也不为过的，那短暂的一生抵得上所有的修辞。我垂老的目光抚摸在时间光滑的背脊上，她唯一的旧相片薄而脆，像活起来了一样……

我记得她和别家的女孩一样，到了夏天也喜欢荷花，池塘里或是小河边，亭亭探出碧波的几支莲，能让她痴痴地瞧上好一阵子。不知怎么，我凭空地认为花中君子是那样的俗艳，因此不喜欢她拉着我去看荷花。“红的不喜欢，白的也不好吗？”她极认真地问我，因为我说过，红莲个头大而蠢，开在碧色的莲叶当中，尤其俗气。她问得我张口结舌，我并不知道，自己随口说一句胡话，她竟然当了真，其实什么花我也不爱，我正闹着要参军报国，家里人拦下我，使我攒下了一肚皮的怨气。我踢踢踏踏地往前走，存心拿脚板闹革命，见到河沿上有一颗石子，想也没想，便伸足“嗖”一下踢出去。

远远的“扑通”一声，河中溅起水花，四面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莲，我想象它们都受到震惊一般摇晃起来，方恨声道：“多么好看的花都没有用，就像我们，读再多的书，倘若不能用到实处，终究是空。”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实处？你想投笔从戎，把书都丢掉吗？”我傲然道：“全国的河山都烧起来了，哪里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你知道的。”她长叹一声：“我的书恐怕读不下去了，你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读的。”她知道我父亲正打算送我去美国读法律，我却不买账：“读什么！强盗都打到家门口了，他们可不讲法律。”我们的争论毫无意义，不管是她还是我，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

荷花还没有谢，她就去了重庆。我知道她万分舍不得庐城，然而命运并不宽待她的愿望。她父亲离世后，家境是越来越不堪了，她的大娘倒是够宽宏大量的，给她指出两条路：要么嫁人，要么去重庆投靠她的姑母。“我才十七岁……”她低头轻声向我诉说，垂下美丽的眼睑，长而密的睫毛在脸庞上投下蝶翅般浅浅的阴影。那小小的一对影子颤动着，让我心疼不已，却也难以劝慰她。我也不过才十八岁。

说到为她拿主意，我的豪情便消失无踪了，全然没有为自己作决定时那样无惧无畏。唉，说到底，我连为自己作决定的勇气也不那么坚定，不久之后，我便也在父亲的安排下远渡重洋，去了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迷茫，但我远不及他们那样勇敢。我部分地同意了我父亲的观点，即这个国家有很多我这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然而父亲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十万青年十万军，总还要留下一点血脉，一颗种子，文明的种子，这样等到国家胜利了，民族才有希望。我横渡太平洋的时候，正是抱着这样稀里糊涂的悲壮之情，带着内心汹涌澎湃的恨的波涛。

我不知道，她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重庆的。

那年荷花开得很好，可是到了八月底，忽然下了几场雨，它们就全部委顿地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临行前，我没能去看看她，学校已经放暑假了，我和她就没有了合理的见面机会。虽则我们是朋友，但出了庐城师范的校门，总要约着一帮朋友才能去看她。我的朋友们，大都在那个夏天风流云散，要么西去重庆，要么北上延安，校长哽咽地说，前线吃紧，朝不保夕，学校也不得不暂时关闭，诸君珍重，盼重聚之时，只是——不知重聚何时。

我想象她提着一只小小的藤条箱去车站的情景，她的乳母在一旁抹眼泪。只有这老太太来送她。她母亲在她幼年时便去世了，因她庶出的地位，雇请一位乳母便已经很了不得了，更难得她父亲还肯送她读书。她读书一直很用功，一心要向父亲证明，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差。她开明的父亲倒是很喜欢这个活泼要强的女儿，他嫡出的两个儿子都不如她聪慧，只是他等不到她毕业，就得了一场急病，不过两三个礼拜的工夫，老中医换了洋大夫，终于还是不治。她大娘并没有存心刻薄她，但家里的光景到底不如从前了，这边学校一放假，那边就写了封信给重庆的姑母——老爷生前交代过，这个宝贝女儿是读书的料子，她若愿意继续读书，就去重庆。

姑母嫁在南京，姑父是在总统府上做事的，战事一起，他们全家就和南京政府一起迁往陪都了。这些都是在电报或者信函里得到的消息，她和远嫁的姑母多年未曾见过面，心里很是忐忑，不晓得姑母愿不愿意看在父亲的份儿上，允她读书。这希望多半渺茫，寄人篱下是谈不上前程的，况且兵荒马乱，战时什么都权宜，大娘不过是借着父亲糊涂的遗言，把她“权宜”给重庆的姑母罢了。她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乳母忧伤悲戚的目光，踏上了未卜的旅程。

这一路，必定颠沛流离。

后来我才晓得，车站送别的那一幕，全是我的凭空猜测。她大娘早替她遣散了乳母，她是搭邮车去的重庆，一路上睡在小山似的邮包中间，自己也像被命运投寄出去的邮件。大娘安排得井井有条，说的话也有道理：“一个姑娘，这样总归安全些。”司机都是打点好了的，她叫他陈叔。爬邮车的时候，陈叔还关照她：“实在颠得难受，就上前面来。”驾驶台里已经坐了一个面无表情的邮务员——她明知道战时为了公务和学生便利，邮车是可以正式收费搭乘一两个人的，可是要她和邮务员商量，轮番坐在驾驶台里，她宁愿靠在邮包上打瞌睡。

每到一站，照例是大呼小叫地念两遍邮袋上的地名，往车下掷一包，下面又投一包上来。邮务员做这一切都面无表情，她不敢和他说话，除了核对地名之外，他的嘴巴好像封牢的信件。陈叔唤她到驾驶台来坐一坐，她仍旧摇摇手，邮务员便又理所当然地坐进驾驶台。路上的风景她全看不见。

绿色的邮车载着她到武汉时，她和邮务员已经熟悉了，晓得他面无表情并不是对她有什么意见，而是他临发车前收到老家的来信，得知家中老小全都在日机轰炸中身亡。她这才想到，他在投掷那数十袋邮件时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在他眼里，那一捆捆邮包恐怕更像是一颗颗签上姓名和日期的炸弹。他说到“人命如草芥”的时候，她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才好，只能听他长叹一声，又像封口的信件一样面无表情地沉湎在缄默里。

她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姑母在沙坪坝的家，一个穿香云纱旗袍的中年妇人用询问的目光上下打量她。等她窘迫地开口说“我……”的时候，妇人一下子捉住了她的手：“吓，我就说这几日恐怕就到了，果然不错。”

姑母说十年前见过她，依稀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她诺诺地应着，实则全无印象。

姑父在政府做事，虽是战时，一切权宜，家中倒还宽裕，除司机和厨子外，还有一个粗使的仆妇。那么或许可以让她读书。她窃窃地想。

倘若是这样，我也替她感到高兴，可是事情总不如我们想象得美妙。

我们已经离得那样远了，可我还是关心着她，只是这份薄薄的一层苔藓样的关心不值得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连风吹一吹也不能，只好远远躲在太阳照不到的角落里，潮湿地默默生长。我有一个去重庆的朋友后来给我写信，说在沙坪坝见过她。我回信时想详细地问一问她的情况，然而想到我们并没有可以示人的特别的关系，终究还是扔下笔作罢了。

人的际遇大抵如此，年轻时没有勇气踏过那道界限，一辈子便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最初的不见天日的感情，因为不得已的分别变得越来越微弱模糊，到后来只剩下远方的朋友传递过来的只言片语。

朋友说，再见她已是妇人的模样，烫了时髦的发型，穿香云纱的旗袍和高跟鞋，擦肩而过却装作不认识，一闪身就进了身旁的一辆黑色高级轿车。

我想象不出她已经是一个妇人了，我分明还记得她羞涩地垂下美丽的眼睑，轻声说“我才十七岁”时，长而密的睫毛在脸庞上投下蝶翅般轻颤的梦幻的影子。

后来大抵传出这样的谣言，说她给她的姑父做了小——姑母也是同意的，因为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姑母也觉得对不住一表人才的姑父。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中变得遥远和朦胧，像是哈代小说中的故事，竟然拉开了审美的距离。

她和苔丝一样美，性格中既有柔弱顺从的一面，又有骄傲高贵的一面，她实在是看穿了姑母的老谋深算——渐渐年老色衰，然而还想牢牢地缚住那个坐汽车、拿俸禄的男人，无依无靠的侄女来得可相当及时，妇人的手段再加上女孩的年轻美貌，总能让男人心甘情愿地留下。姑母对她说，读书也可以的，只是学校的安全措施不太好，日本人的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跑起警报来，只能躲到宿舍近旁的沙丘后面；住在家里就安全得多，他们的地下室是连着防空洞的。

保命自然更要紧些，这一路上，她已经看惯了断臂残肢，晓得轰炸机连平民也不放过。况且姑父待她实在是不错，他那样忙，还叫司机特意跑几条街，专去有名的西餐厅给她买起司蛋糕和梳乎厘。她的桃花心木梳妆台带有黄铜装饰的镜子，照得她摩登的云鬓下眉眼盈盈。妆奁匣子里的胭脂水粉也一律是进口货，和姑母用的是同一个牌子，也许还要昂贵一些，因为体贴的姑父说，有些香水和唇膏，只适合她这样花样年华的姑娘。

这花样的姑娘就把读书当作消遣，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经营她的人生了。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实在是需要那些美好的事物来铺垫，如果没有人帮助她，保护她，她怎么去面对又凶险又残忍的世界呢？这也不能怪她，谁在十七岁的年纪遭遇人生重大的抉择，都不能不感到惶恐和疑惑，好像是被不能自已的力量推着向前走去，并不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方才能够好好定义那个未知的自己。

她有时候也哀婉地叹息这样的人生与理想之间的错位，常常在默默流过的嘉陵江边徘徊，让辛涩的夜风吹散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眼泪。她的十七岁，然后是十八岁，十九岁，这青春最好的年华，伴随着大半个中国的沦陷和被蹂躏，绝望地沉湎在自我麻醉和习以为常的血泪里。我很理解她的彷徨和痛苦，记得在美国的同学会，我们也曾激烈地辩论过，我们大声唱着由卢前的《本事》改编的歌词：“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我们讨论的虽是美国会不会参战的问题，实则又何尝不是在拷问自己远离家乡的灵魂？

我想我们相互的错过，是一个时代的痛。

然而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出自己的懦弱和卑劣——我什么都没有做，只能向命运找一个借口。

她在学校的女同学，都爱上了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第一批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云霄的飞行员——举世闻名的“飞虎队”，那些可爱的年轻人驾驶着前舱漆着张开大嘴的鲨鱼头的老式战斗机与日本人作战时，在地面上仰望着他们的女学生都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不管他们的出身、样貌、才情如何，也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很羡慕那些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的年轻人，他们在空中的表现，让他们成为几乎全面沦陷的中国土地上仅有的令人鼓舞的英雄。

如果我回国参战，大抵也能够成为她心目中的英雄。

我只是想想罢了，父亲不久后也来到了美国，他拉着我老泪纵横：“我们的国家完了，我们回不去了。”我忍住心中的悲痛，攥紧拳头低唱：“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然而父亲拉住我的手，他衰老的身体里巍巍的颤抖到底力量更强一些：“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她爱上了一个飞行员，不晓得是谁家的儿子。大约那户人家的父亲不能够阻止他的儿子飞上蓝天，或者做儿子的把飞行在中国西南战场上的任务当作了人生唯一的使命。这使我无比惭愧。我这时已经知道，她从那个无稽的谣言里挣脱出来了，现在要用全部的灵魂去爱一个值得爱的年轻人。

她从姑母家里搬出来的那天，防空警报响得尤其凄厉。她抬头看看灰黄色的天空，那种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此时听来，在惊心动魄之外另又增添了一种凄迷。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忽然嗒嗒的机关枪声在空中响起，从反方向迎战的驱逐机划过天际。周遭都是抱头弯腰逃命的平民，然而匍匐在地上还要忍不住关心空中的战况，见到冒着烟的火球坠地，机翼上隐约是个红色的太阳，人们顿时欢呼雷动。她于是也含着眼泪呼喊，那个年轻人的名字在她的嘴角边狂喜地奔跃，好像每一次击落敌机的英雄都是那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