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评肖江虹小说《南方口音》的城乡书写

肖江虹一直关注贵州民风民俗，关注时代变革，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他的创作始终聚焦贵州风土人情，着眼于“民俗”和“底层”生活，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深层次思考。《南方口音》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风格，但又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小说以朴素自然的笔法，书写了老秦夫妇客居在城市儿子家中的各种尴尬生活。作品通过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描述，探讨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文化问题。当新时期的文学将城市与乡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南方口音》既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因城乡差异带来的认同危机，也写出了处于认同危机中的城乡群体对彼此的包容及期许。

当前学界对肖江虹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与传统文化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索良柱《肖江虹民俗写作的五副面孔》[1]、韩春燕＼周鹏《民俗视阈下的肖江虹乡土小说创作》[2]、许雅倩《肖江虹小说的文化书写》[3]；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关注其小说的人物与叙事，如杜国景《肖江虹的底层叙事与突破》[4]、李海音《被抛弃者和被侮辱者——肖江虹小说论》[5]、颜军《在城市与乡村边缘游走：肖江虹小说人物的存在境遇》[6]。对本文所涉及的城乡书写话题，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肖江虹是在乡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展开民俗、乡土、城市叙事，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邓榕《文化语境变迁下的乡土叙事——肖江虹小说论》[7]、汪青梅＼陈斌《肖江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变迁》[8]、刘涛《肖江虹的世界：乡村与城市》[9]等。这恰恰证实了从“城乡书写”角度分析肖江虹作品的价值意义，因此本文拟从语言、地域、人物三个维度层层推进，通过文本细读方法解读小说《南方口音》的城乡文化主题，进而探究肖江虹在时代转折背景下对城市与乡村的独特思考。

一、语言：普通话与方言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得以进行沟通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是社会集团得以协作的有效途径，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历程相生相伴。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态，也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命题，被社会广泛关注。有研究者表示“在和谐城市化建设中，如何同步实现语言的和谐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小事，而是国家的战略大事”[10]。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语言问题也进入了作家视野，他们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去呈现这一现象，并探索解决路径。肖江虹的《南方口音》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小说将视角投射在普通城市家庭中，从最平常的人和事展开，将方言与普通话的矛盾、说话与不说话的矛盾呈现出来，及时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语言冲突问题，并试图寻找出路。

小说一开始就把普通话与方言割裂成两个对立面。普通话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广以来，一直备受重视。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明确了普通话的法律地位[11]，2000年10月出台了第一部有关语言文字的专项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确立了普通话作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12]。小说《南方口音》在处理“普通话”问题时，也将“普通话”置于“权威”地位去打造，而与之相对的“方言”则处于“弱势”地位。先看“普通话”的“权威”解读：韩晓蕙作为秦家的女主人，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评员，长期从事普通话培训工作；作为南方人的秦顺阳也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分享普通话学习心得时曾表示要学好普通话就要和方言一刀两断；老秦因为说普通话“蹩脚”专门到普通话培训机构学习普通话；老徐女儿就读的大学人人都说普通话，并以普通话说不标准为耻。这些描述都表明了“普通话”的地位。再看“方言”的“弱势”阐释：老秦夫妇因说不好普通话不能和孙女闹闹正常交流，使得祖孙关系产生隔阂；老徐女儿因普通话夹杂着浓浓的“方言味”不能融入社会，甚至导致了极端的心理问题；“方言”不能光明正大地作为餐桌上吃饭的聊天语言，成了普通话群体中的“异类”等。将“方言”与“普通话”作为对立的一组关系进行表述，是《南方口音》最先展现的冲突问题。

然而，小说对“普通话”与“方言”的描述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彼此的冲突上，而是试图寻求一种融合的路径，以求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这种努力可以从小说中的两次饭局谈起。秦顺阳第一次邀请同事在家吃饭，来自天南地北的同事“酒量参差，共同点是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老秦因在饭桌上说方言，无法用普通话和大家交流而处于“被动”地位。小说对这种“被动”作了生动的描述：秦顺阳想暗示老秦在饭桌上少说话，于是说“都话语霸权了，关键是你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还找母亲奉劝父亲离场；在老秦离桌时“特意看了儿媳妇的表情：满脸堆笑，就差敲锣打鼓欢送了”，这表明儿媳妇韩晓蕙也迫切地希望老秦离开。显然这次请客吃饭是普通话群体的主场，老秦代表的方言成了普通话的对立面，被忽略、被歧视、被排挤；老秦也因此备受刺激：“几十岁了，居然遭人家从饭桌上撵下来，还是自家娃儿。”在这种刺激下，老秦决定要学普通话。当老秦的普通话小有所成时，秦顺阳第二次在家请客吃饭，请的还是上次的人，但与第一次请客不一样的是代表“权威”的普通话不再是“主场”，第一次吃饭时被“排挤”的“方言”转为“主场”：秦顺阳和他的朋友们在饭桌上都不说普通话，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家乡的方言。唯独老秦不再说方言，改成了说普通话。同时，一向强势的韩晓蕙也作了妥协，她从饭桌上悄悄来到阳台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里说出了久违的方言。小说通过两次聚餐的描述，告诉读者，秦顺阳、韩晓蕙代表的普通话群体在向方言回归，而老秦代表的方言群体也在努力向普通话群体靠拢，“方言”与“普通话”都在彼此让步，并努力相融。

值得关注的是，展现方言与普通话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还有老秦的话语权问题，这主要表现在老秦在家中的“失语”和话语权的“失而复得”上。一方面是老秦的“失语”问题。小说在第二节对老秦的身份作了说明：老秦退休前是老家镇中学的语文老师，这为小说表达老秦“失语”给读者带来的震撼做了铺垫。从教师应需具备的学科素养来看，语文老师在“口头表达能力”方面就比其他学科老师要求更高。语文学科教学论研究者认为“语文教师的语言，应有比其他教师更高的要求，因为语文教师讲课，要精确地描摹形象，严密地阐述事理，准确地讲解知识，不仅要引起学生的兴趣，还要启发思维，感染学生”[13]。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的于漪老师也说过：“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加强教学效果的有力手段，而且能给学生以熏陶，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理解语言，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14]。从传统意义上看，语文老师是“能说会道”的群体，他们肩负着传递文化的重任，影响着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引领学生了解大千世界，博览古今。然而，老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退休后在儿子家居住时却“失语”了。老秦因说不好普通话，在家里话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孙女闹闹从幼儿园回家后想和爷爷分享幼儿园里的开心事，老秦也只是点点头，不说话，只通过手势表达对孙女的关爱。从小说叙述的情节来看，老秦在家的“失语”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一开始，造成老秦“失语”的因素是来自外界的，主要源于儿媳妇韩晓蕙的暗示。韩晓蕙为了给女儿营造一个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悄悄给闹闹说要“少和爷爷说话”，并在家制定了全家人在家不许说方言的家规，对老秦少和闹闹说话的事情表示窃喜。后来，老秦在公园认识老何，在与老何的交往中得知老何的女儿因说不好普通话被同学冷落、被男友抛弃、被城里人嘲笑后，老秦在家的“失语”从被动转为主动，“少说话”不再是他人的期许，而是来自自身意识的“觉醒”。也因为这种“觉醒”，老秦决定要少和孙女说话，自认为少说一句，影响就少一分。另一方面，是老秦的话语权回归问题，对此小说也有外界和内在两方面的阐述。从外界看，小说以老秦孙女闹闹被电瓶车撞倒住院为转机，秦顺阳和韩晓蕙开始意识到老秦为这个家做出很大的努力和付出，也关注到了老秦主动学普通话的事，于是在第二次聚餐时秦顺阳刻意让所有人都说自己家乡的方言，这无疑是为了给老秦制造一个说方言的机会，让老秦的“方言”不再被忽视。从内在看，老秦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可以将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在餐桌上，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很多敬酒词，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寻求普通话群体的认同，也进而标榜了自己的普通话能力，老秦自身的话语权失而复得。

“方言与普通话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不互相冲突，而是互相补充”[15]。小说《南方口音》将“普通话”与“方言”聚焦在秦家家事上进行描述，从老秦在家不说话到说普通话，秦顺阳说普通话到说方言，都可以彰显出作者试图让方言与普通话走向融合的努力，在方言与普通话共存的问题上作者也进行了探索，那就是期待使用方言的群体和使用普通话的群体彼此认同、相互靠拢。

二、地域：城市与乡村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作为新时期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始终活跃在当代作家的视野，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路遥《人生》、铁凝《哦，香雪》、关仁山《九月还乡》等。大量关注“城乡关系”的文学研究也呈井喷之势涌现，不少研究者从城乡冲突角度展开论述，如崔莉莉《“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人生〉写作》[16]、傅逸尘《城乡二元对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评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创作》[17]、穆罕默德·阿里《城乡文化冲突——以贾平凹创作为个案》[18]等，着眼于城乡之间的对立、分离和冲突。然而，文学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仅仅是二元对立，更是一种复杂变动的多元存在。

对于肖江虹，评论界多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视域阐释其创作和作品。的确，城市对乡村的干预，渗透在肖江虹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即便是他的以“民俗”为题材的小说，也或明或暗地展现出城乡对立的叙事立场。但是，在《南方口音》中，肖江虹的创作视点有所转移，不再把城市放在乡村的绝对对立面，而是试图在城乡二元对立外寻求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呈现对于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如果说方言与普通话的融合是肖江虹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语言文化的考量，那他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地域文化的思考则表现为对城乡关系的复杂书写。整体上看，《南方口音》展现的城乡关系呈冲突到融合的走向，这种走向不仅体现在作家小说创作主题的转变上，也表现在《南方口音》的文本叙事之中。

贵州民俗文化与城市边缘人物一直是肖江虹关注的对象，“民俗”与“底层”作为主要内容，多次在他的小说中得到阐释。“民俗系列”以“民俗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百鸟朝凤》及《喊魂》为代表，将质朴的贵州民风民俗呈现在读者面前，力求“通过民俗叙事展开对人的存在困境的追问”[19]。“底层系列”主要包括《阴谋》《求你和我说说话》《天堂口》《喊魂》等，主要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现象，“皆以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的入侵和干预为线索，揭示城市与乡村在复杂的文化语境变迁下的矛盾冲突” [20]。作者试图将“人性”置于城市与乡村的剧变中去讨论，在这种剧变中，城市与乡村往往显得是不相容的。

肖江虹笔下的城乡矛盾冲突，大多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的入侵和干预。《求你和我说说话》 （2008年）写了来自乡村的王甲乙被城市的冷漠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表明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语”状态；《百鸟朝凤》（2009）中唢呐匠们在陌生的城市里挣扎，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喊魂》（2010）写了农民出身的范马义在城市里“丢了魂”，成了“失语者”；即使在“民俗三部曲”中，他也是把城市放在乡村的对立面、当作一种异化存在来书写。《南方口音》也是乡村与城市这一主题的深化，但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作家不再把城市置于乡村的绝对对立面，而是努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寻求某种和解。

《南方口音》是一篇关于城市的小说。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城市叙事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以“城市”为主题的优秀作品也层见叠出，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等。肖江虹以往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写到城市，但将视角完全投射在城市这一空间的，《南方口音》应该算是第一次。肖江虹在访谈中曾提到城市与《南方口音》的创作关系：“城市书写一直是我写作上的短板，很多小说在乡下如鱼得水，一旦写进城市就瞎了”，“我和城市的关系，跟我和农贸市场大姐的关系相似，处久了，理解了，也信任了，才有书写的冲动”[21]。肖江虹在这里谈的虽然是作家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但是访谈内容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南方口音》。整个故事通过“我”的眼光来看我的父亲老秦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从进入城市的不适应，到后来努力在城市扎根，诠释了作家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思考：“我们的城乡，在不断的对立中，最终走向的也是和解，比如现在的乡村消失了，下一步城镇可能又作为一种原始的乡村存在”[22]。有学者就指出肖江虹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将城乡关系理解为‘冲击—回应’模式，而是理解、同情甚至认同乡村积极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23]。

《南方口音》虽然书写的是城市，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这里的城市拥有更多的乡土色彩，形成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新城市形态。《南方口音》里的“城市”是立体的。一方面，小说中的“城市”具备典型的城市标签。“东山巷”位于贵阳市云岩区，“东山”是贵阳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包括东山寺、东山书院等景点；“南明河”是贵阳市人民的母亲河，贯穿贵阳的城南地区，多年来已经成为贵阳的文化及地域标志；“黔城故事”是贵阳的知名餐饮连锁店，以打造“贵阳的缩影”而深受顾客喜爱。无论是“东山巷”“南明河”，还是“黔城故事”，这些地点都与“贵阳”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个城市又不单单是城市，城市中处处透着浓浓的乡音。走进“东山巷”，可以看见老石板、老门框，可以听到地道的方言，可以感受传统的花灯戏，可以买到裹着泥的折耳根和胡萝卜；在“人民公园”里能听到铜仁话、遵义话、都匀话、毕节话，各地方言在此汇聚。作家在小说中塑造这样一个包含乡土气息的城市，一定意义上是在告诉读者，城市和乡村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可分离。

《南方口音》中城市体现的“乡土气息”也表现在叙述语言上。新时期以来，“民间写作”“普通话写作”“方言写作”等写作时尚在文坛兴起，“方言”作为一种写作手段被广泛关注。“方言，本质上是一种地域语言，它是相对古代的通用语、现代的普通话而言的”[24]，“任何一种方言都是地域文化的符号，不同的方言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25]。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彰显着特定地域独有的民俗风情，是当代作家书写文化乡土的有效路径。基于“民俗”和“传统”的影响，肖江虹在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品时将贵州地方方言融入其中，呈现出独有的地域文化色彩。《南方口音》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城市，但讲故事的语言却带着浓郁的乡土色彩。小说中除场景需要的对话用方言表述外，作家在进行客观陈述时也使用了许多带有乡土特色的方言。如描述老头老太太们进城时写道“儿女成了器，进了城，脚赶脚跟来的”；评价老秦普通话说得不好时用“前后鼻韵更是捋不抻抖”“普通话说得太崴”来形容。这里的“脚赶脚跟来”表示“父母随子女落脚城市”、“捋不抻抖”表示“分辨不清”、“太崴”意味着“非常蹩脚”，都是以贵州地道的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小说的人物风貌。类似的词句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就不一一列举了。《南方口音》中出现的多处方言，不论是肖江虹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流露，都能体现他试图将富有乡土特色的地域文化融入城市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