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世典周史

一

近代以来，地不爱宝，偶然的出土发现和有意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诸多此前博学硕儒从未见过的材料，不断出现于山椒水涘。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是出土物本身），这些材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的认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给出了许多古书定本形成前的面貌，让今人有幸看到经典逐渐演化变迁的痕迹，甚至有可能复原出某类古书较早的形态，比如《老子》帛书本和竹简本的出现，比如清华简中保存的《尚书》类文献。某些看起来早已在岁月里封印的文化标本，因新本的发现而涌现（aufgehen）非凡的活力，有心人会因此获得巨大的启发。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那些陆续出土的龟甲、简牍、帛书，或许记录和提示的并不只是帝王的伟业或哲人的高见，亦是琐细的人间事务，它在某种意义上把过去时代人的生活和具体形态呈现了出来，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具体生命在日常中的喜怒哀乐——很有可能的是，对具体喜怒哀乐的理解与洞察，才是书写的本义所在。

经典或准经典述说的主要内容，金克木称为“有文的文化”。那些被记载或未被记载的人们的日常形态和行为，展现了“无文的文化”。两者并非绝不相干，无文的文化离不开有文的文化，有文的文化里也记载着无文的文化。1997年，金克木把考察“有文”和“无文”的心得，写成《学史三疑》中的一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献内外的文化异同，要不要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注意？不仅是文物（如碑铭简帛等）与文献互证，而且是不是还要更重视无文之物的可靠性和意义？（例如现藏台湾的六千年前的半颗蚕茧）是不是需要突破上层书面通行语文献的局限？对于器物、语言、文献作为史料进行分析理解而不仅是搜集排比，这是不是需要有基本训练？过于重视官方文书和所谓正史，或者反过来过于重视民间私记，总是过于尊重通行书面语文献，会不会产生片面性而不见历史特别是文化史的全貌？”

当然，无论发掘出多少材料，搭建起怎样完善的分析系统，在拥有可以穿透时空的望远镜之前（甚至即使真的能制造出来），人们其实不可能完全复原出所谓历史的全貌。最终，我们只能在有限的信息里，试着摸索出某些核心的东西，从而有机会让那些不绝如缕的种子保存下去。话说远了，暂且回到某些具体的情形，比如，一件偶然得之的木觚。

1977年，有人在距酒泉西北七十余公里的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支有字的木简和几枚素简，即刻报告了嘉峪关市文物保护所。该所派专人调查之后，共获木简九十三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七棱觚。该觚长三十七厘米，七面均有书写，共二百一十二字。照学界相对公认的看法，前四面抄录的是西汉早期某皇帝的遗诏，一百三十三字；后三面是与遗诏无关的私人书信，七十九字。下面，先综合相关专家的释读与研究意见，录出遗诏全文，并据以梳理大意。为免繁琐，觚上的错字和异体字径直改过，只在括号里标明假借字的正字——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祠），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听譋（谏）士。尧舜奉死，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次（恣），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久（疚）。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主。毋责天地，更亡更在。厺（去）如舒（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忌）。

开头表示得很清楚，这诏书是老皇帝写给太子的。随后说明下诏的原因，老皇帝自知大限已到，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接下来，是对继任皇子的各项嘱托。首先是重视对皇天的祭祀，要比自己做得更好。其次是善待百姓，赋税的征收要合理。再次是亲近贤圣，听得进谏言。三个治国要点之后，是一组对比，尧舜能够尊奉已死者的优良传统，自己积累功劳而做了天子；胡亥刚愎自用，终于身亡国灭。对比之后强调，好好思考并执行我说的话，便可以终身避免重大错误。叮嘱完，老皇帝说回自身的状况，从此要与天地相别，永远离开世间了。最后的“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更像是对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安慰——时日匆匆，（因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忧惧不断，怕见到先逝的君主。用不着责怪天地，死亡与生命本来就不断交替。离开世界，就像舍去暂住的房子，到必将久居的另一个世界。人总是要死的，不必太过忌讳。

遗诏风格舒缓质朴，交代事情井井有条，关键处要言不烦，对离世的伤感也适可而止，没有久处至尊的人易有的冷酷或轻慢。总体看下来，老皇帝显得从容不迫，对政事和生死仿佛都有所准备。读来读去，我觉得遗诏有那么一点黄老气息，要确认时却又没那么自信了。照王应麟的说法，武帝之前的汉代诏令，往往“人主自亲其文”，则这诏书内容应是汉前期皇帝自己的手笔。关于遗诏究竟出于哪位皇帝，结合同时发现的其他材料，目前主要有高祖、文帝和武帝三种说法，各有其立论依据，这里暂不讨论。按通常的理解，无论遗诏出自哪位皇帝，不都应该郑重其事地抄录吗？可让人意外的是，这支七棱觚上，误字和缺漏所在多有，书法也不像老成人所为，没有重大文书应具的庄重意味。这里肯定有什么原因，是不能用我们惯常的思维来理解的。

不妨就从觚说起。觚本为古代的饮酒器，青铜制，口部与底部呈喇叭状，细腰，圈足，多用于商和周代初期。汉代开始，觚用来指称多棱的柱状木牍，棱柱的每面都可以用来写字。唐颜师古注《急就篇》云：“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盖简之属也。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谓之觚。今俗犹呼小儿学书简为木觚章，盖古之遗语也。”木觚的用途主要有两类，一类用于文书，一类用来习字。这支写有遗诏的七棱觚，显然不是文书（行用的文书如此错漏百出，恐怕当其事者要被革职甚至砍头），而是用来习字的（无论怎样威严肃穆的东西，在人世的末端都不得不迁就实用）。用日人籾山明的话说，习字之觚，大体相当于“儿童习字用的笔记本”。守卫烽燧的吏卒初学写字，也应该是用觚。应该就是出于这些考虑，胡平生推定，这枚七棱觚是用来练字的，“因此，前后抄录了几种不同的内容，字也写得稚拙而拘谨，有不少错别字，很明显出自初学者之手”。

更有意思的是，与这支七棱觚同时发现的其他简，与遗诏相关的内容有四片，分别是“百姓赋敛”“苍苍之天不可□”“舒□庐下□”“□固当□”。发掘报告指出，这四片简“木质、内容、笔迹与此觚全同，系用削刀从此觚上削下的柹片（按木片）”。不止如此，另有五枚写《苍颉篇》的简和一片篆书风格的“甲子表”，“均为初学书者的教科本，其风格、字迹与此觚亦属一人手笔”。由此，也就不难判断，这支七棱觚“当是烽燧某戍卒反复摹写、笔削过的一篇练字的习作”。这些习字的断简残篇，固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贡献，却能让我们看到当年初学者接受教育的基本情形，过往生动的场景徐徐展现在眼前。如果再具体一点，我们是否能在这些场景中放入一个具体的人，看他怎样一步步成长为某个独特的自己，比如，这个人是司马迁。

二

数年前读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才意识到，以往习见习称的“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最早的来源是德语，作者译成“修养小说”：“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由‘修养’（Bildung）和‘小说’（Roman）两词复合而成。……Bildung含有人格塑造、成长发展和教育的意思，任何单独的翻译或释义都不免偏于一隅。”书中引《德语文学史实用辞典》的定义：“修养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述主人公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主人公首先接受家庭和学校教育，然后离乡漫游，通过结识不同的人、观察体验不同的事，并通过在友谊、爱情、艺术和职业中的不同经历和感受，认识自我和世界。主人公的成长，是内在天性展露与外在环境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影响作用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促使他不断思考和反思。错误和迷茫是主人公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因素，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黑格尔调侃过这种首尾具足的修养小说，“出身市民的青年，抱着寻找自我的目标，走上人生旅途。到后来，他的棱角被磨平，那位宛若天仙的女子成为妇人。到最后，人人都找到一位如意的婆娘、合适的市民职业，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尽管如此，如果试着去勾勒一个古代人物的成长过程，却禁不住会羡慕那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在修养完成的每一个关键点上，作者都用足了力气，描画出他们完整的人生发展轨迹。跟这些年越来越厚的近代名人们的传记不同，诸多较早时代的伟大心灵（甚至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留下的记载都太少了，有些差不多只能算一鳞半爪。司马迁应该是这个太少系列中的一个，考虑到他的著述留下了无数人的事迹，这情形显得有些像含义复杂的反讽。当然，司马迁用不到后人来鸣冤叫屈，《太史公自序》毕竟属于《史记》，把自己遥远的家世放进长远的历史中，恐怕也只能是个提纲——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司马家族走过传说时代，来到了记载渐渐明确的周，有名于当时的是程伯休甫。程伯休甫主要活动时间在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期间，《诗经·大雅·常武》写到过他。史游《急就篇》“司马褒”下注云：“程伯休甫，周宣王时，有平徐方之功。赐以官族，为司马氏。”照这个说法，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的主语该是程伯休甫。可程伯休甫明明应该立功受赏，是什么导致的“失其守”，仿佛犯了错误一样？另外，既已失其守，为何后面又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推测起来，或许就是这个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去了家族世代相守的职掌天地之官，变成了主管武事的大司马，并自此以官名为氏。程伯休甫去世之后，司马家族的后人不再继任司马，于是重操旧业，“世典周史”。不过，另有一种兼备的情况，如《索隐》所言，“司马，夏官卿，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也就是说，即便在程伯休甫担任大司马的过程中，司马家一直有人熟习旧业，从未离开史官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前面文章提到过的史官与军事的关联，《韩诗外传》所谓“司马主天”：“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

到周代，司马迁追溯的无比尊贵的天官，已经逐渐变为世俗官员，受尊重的程度也大幅度减低。不过，这个下落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惠襄之间”。周惠王（前676－前652在位）、周襄王（前651－前619在位）之前，无论掌武事还是典周史，司马家族都在中央任职。惠襄之间，已经是春秋时代，东周早就衰落得不成气候，变乱不时发生，子颓和叔带的叛乱就是其中较大的两次。高层难以避免地震荡，作为中央官员的司马家族自然难免会被波及。时代的雪花落到司马家，他们只好“去周适晋”。雪崩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调整，适晋的司马家族每况愈下。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卒，随会入秦迎接作为人质的公子雍继位，司马家的人一同出发。没想到，派随会入秦的赵盾改了主意，决意拥立公子夷皋，发兵阻挡公子雍回归。随会只好奔秦避难，后来又曲折地回到晋，任中军统帅。跟着随会至秦的司马氏，却没有这样幸运的戏剧性转折，他们奔秦后再也没有回去，定居在秦的少梁（今陕西韩城一带）。

跟随会奔秦的司马氏，正是司马迁一族的本支。交代完这些，司马迁忽然笔锋一转，写起（相对自家来说的）司马氏旁支。分散在卫国的一支，曾有人做过小国中山的相。去赵国的一支，或许是受到程伯休甫的鼓舞吧，习于武事，“以传剑论显”。当然，也许并非跟祖上的老成典型有关，只是受地域影响，所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某地习与性成的谣俗，切切实实改变了一个家族的传统。更有意思的是，传剑的这一支，后来有一个很知名的司马蒯聩，《正义》引如淳云：“刺客传之蒯聩也。”但《史记·刺客列传》里并没有蒯聩的名字，有人认为就是与荆轲论剑的盖聂。接下来穿插了几位在秦的司马家族人物，然后又回到蒯聩，其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成为陈胜部下武臣的将领，经略殷的旧都朝歌。秦灭，诸侯争相称王，项羽封其为殷王。据《晋书·宣帝纪》，则蒯聩还是司马懿的远祖，看起来后世颇为辉煌，只是不知道这种帝王（或配合帝王）重写家谱的行为，算不算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