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与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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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大部分科幻小说写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身为波兰人，或者更宽泛一点，身为东欧和中欧人，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由决定论的未来所规训的当下。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美好未来面前，过去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存在，现在也变得无足轻重，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桥梁，一切过去和现在皆可牺牲，为了抵达美好的明天。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愤而反对这种对未来的拥抱，“以前，我也把未来看作唯一能评判我们的作品与行为的审判官。后来，我明白了，与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是向最强权者懦弱地献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时更强些。确实，将由未来评判我们。但未来一定会不胜任它的评判权。”

昆德拉返身走向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作为一个小说家，他相信我们能够依赖的不是空洞的未来，而是由全部过去所构成的复杂性和持续性的经验，这种经验中依旧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我们去发现。而这种朝向过去的返身，也几乎是所有被二十世纪的野蛮暴行所惊骇过的艺术家共有的认知，即便在本雅明笔下，那个被进步的风暴吹向未来的新天使也是面朝过去的。

但莱姆认为，出问题的并非未来本身，而只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认知。仅仅凭借艺术家对过去的回望无助于更新这种认知，唯有透彻理解此时此刻最新的科学，才能避免任何以未来作为借口的恐吓性机制，“一个人越接近科学界，就越能够让自己的人性保持沉默，好让自然本身说话。相反，一个人越接近艺术家，就越倾向于将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们，包括他作为独特个体所有的伟大与弱点”（《技术大全》）。莱姆感兴趣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而不是个体的命运，但也因此他嘲笑大多数现有的打着未来名义的科幻小说，认为它们的写作仅仅属于幻想题材，“一种反向的十九世纪历史小说”，“就像以前人们会把当代君主的动机和心理特征赋予法老，今人对三十世纪的海盗船和海盗的表现的预测也是如此。而历史和这种简化的呈现毫无关系。它绝不会把任何线性的发展路径展示在我们面前，只会用曲折迂回的线条来展示非线性的演化轨迹。”（《技术大全》）

线性的发展，犹如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抑或“开端-发展-结局”的闭合性框架，可以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简化性认知去预测未来；而非线性的演化，就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演化中，未来也并非全然不可知，但一定不是按照我们能够设想的那样。莱姆对罗素充满尊重，“数学家清楚知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伯特兰·罗素，一个能力非凡的人物，他就说过：‘数学可能被定义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的学科。’”（《技术大全》）这种“自知其无知”，本属于最古老的哲学传统，却也连通最前沿的科学进展。当然，这种“不知道”，又不能简单地诉诸于诸如“测不准原理”的通俗演绎版，并不是因为主观参与了客观才导致种种的模糊和偶然（这种想法只能导致艺术家进一步的自我膨胀，以测不准之名行种种预测之妄），相反，是要消解所有诸如“主体-客体”“精神-物质”“内容-形式”的二分法思维，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认识论。

“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描述的演变方向是放弃主人公那种不恰当的完全自知，因为不符合现实，这种完全自知简而言之就是：作为存在，他永远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技术大全》）。我们会发现，莱姆的这种认知完全与昆德拉乃至后来的詹姆斯·伍德所谈论的现代小说精神吻合，而与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小说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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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和刘慈欣都喜欢做思想实验，但其精密程度显然有别。刘慈欣在某次现场讨论中提出过两个思想实验。一是吃人：他假想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女主持人，这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他和江晓原必须吃了女主持人才能够生存下去。他问江晓原该如何选择，江晓原选择不吃，而刘慈欣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吃掉她。另一个思想实验是芯片控制。刘慈欣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他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使用芯片，而江晓原则表示反对。在这两个思想实验中，江晓原的反对理由都是基于人性，于是从表面上来看，刘慈欣和江晓原的对立似乎是生存理性（兽性）和软弱人性（文明）的对立，因此在科幻迷中刘慈欣的选择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拥戴，这使得类似的思想实验直到如今还以各种变体活跃在诸多新锐科幻小说写作者的头脑里。

但我们完全可以不借助人性，单单只从科学理性和动物性的角度就可以驳倒刘慈欣。

在第一个思想实验中，首先暴露的是刘慈欣对于女性的奇特态度，他仿佛认为男性是一种自体繁殖生物，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即便这个二男一女的思想实验成立，那也应该是其中一位男性被吃才是。因此这个思想实验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该是问两位男性是否愿意为了拯救人类文明而成为食物，而非是否愿意去吃掉唯一一位异性。刘慈欣设置了一个自我参与其中的情境模式，但他在选择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剥离于这个情境模式之上，成为一个置身事外的绝对主导者，他要作出决断的是这个情境模式中他人的生死，却仿佛是在做出崇高的牺牲。类似的思想模式在他的小说中也反复出现过，所谓不怕（他人的，个体的）牺牲，争取（我们的，集体的）胜利。换句话说，刘慈欣缺乏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反思性判断”，也不懂得何谓复杂系统的“递归性”。他头脑中的科学与技术仅仅意味着一种控制和治理的机械主义，而这种机械主义早已被当代科学和技术哲学共同抛弃。

递归，是将自身作为一个运算参数，而非孤立在运算程序之外的运算者，这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对自身的反思，从系统的角度就是反馈机制，即调用自身以改善系统，总而言之它导致的并非一个事先就已决定的终极结论，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循环，其中每一个决定都会回归自身并改变自身，从中再由这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身来产生下一个决定。“递归性是一切真正科学知识的条件，通向科学真理的路总是对计算的计算，对思考的思考，对观察的观察”（许煜《递归与偶然》），同时，它也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条件，是由具体的有缺陷的人走向普遍的健全的人的桥梁，“以递归的方式达到普遍性，我们称这一普遍性为道德目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现代文学强调关于叙事的叙事，关于书写的书写，强调对于现实的感知和描述同时也是对于感知的感知，对于描述的描述，这种落实到文字上的递归也被称为自我指涉，它同样也出自此种道德目的。

以生存作为最高法则的名义，刘慈欣接受并拥抱恶，拒绝康德的道德律，并赞美人性中的兽性。但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便在自然中亦有它的限度。莱姆指出，对演化的粗浅理解往往导致对发展形成幼稚的想法。他以哺乳动物和爬行类动物为例，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强大的智能，但它们却能够长期共存，而非为了生存展开灭绝性的杀戮。用简单的你死我活来形容兽性，是对动物界的侮辱；用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伪霍布斯主义来预言宇宙文明，则是对宇宙的无知。在莱姆的最后一部长篇科幻小说《惨败》中，一个人声称要选择次要的恶，通过杀人来救人，但另一个人反驳道，“在我的末世论中，没有什么叫次要的恶。每一个被杀的个体，都代表着一整个世界的死亡。算数不能丈量道德，不可逆的恶也不能被丈量”。在《泥人十四》中他更是借超越人类文明的智能体泥人之口旗帜鲜明地讲道：“邻居犯了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能犯法。事实上，假如全星系都发生了大屠杀，无论数量多少，都不能让你的屠杀合理化。”

终其一生，莱姆一直在思考宇宙中某种通往和平的博弈论，在《宇宙演化新论》中针对我们一直无法发现其他智能生命的困惑，他假定了两条宇宙法则：一，任何低级文明都不能发现高等博弈者；二，高等博弈者不会向年轻文明发送有关爱和支持性质的信息，但祝福年轻的文明。如果拿这两条法则和刘慈欣《三体》中的两条宇宙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相对照，就可以看出区别。

“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人）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刘慈欣如此劝告江晓原。在刘慈欣的逻辑中，对善与恶的判断要绝对服从于目的论，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重新陷入义务论和目的论的永恒争吵，而是要反对一种出于对系统的无知而自行设定的虚假的目的论。刘慈欣似乎认为文明就是类似金银财宝式的东西，可以在不考虑主体特性的情况下随意占有，这暴露出他对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和歌德都不曾有过任何深入的阅读。事实上，一个人阅读和体验的文明会改变这个人，同时这个被改变的人也会参与到他所浸淫的文明之中，文明不是一样可以随意携带的东西，而是一种人类社会长期演化而形成的内稳态系统。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苟活而吃人，但不可能为了背负人类文明而吃人，因为当一个人决定为了背负人类文明而选择吃人的时候，这个人类文明就已经在他身上湮灭了，他因此也就不可能拥有背负人类文明的机会，就像一个文盲抱着一台出故障死机的电脑，就只是抱着一个砖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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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控制是刘慈欣的第二个思想实验，某种程度上它也正在成为我们的现实，这仿佛是刘慈欣的胜利，但让我们再回到目的论。刘慈欣设想的芯片控制，据说只是手段，而其目的是为了更高效地抵御人类面临的巨大灾难。但这个美好的目的真的能够通过芯片控制思想来实现吗？

莱姆写过一部小说叫做《未来学大会》，他设想了一个和芯片控制异曲同工的药理统治的未来，人能够想到的各项需求都可以通过药物实现，药物产生幻觉，而所有人都接受的幻觉就不再是幻觉。然而，每一种药物都会带来意外的后果，于是新的药物又要不断发明。比如，为了阻止人口大爆炸造成的骚乱，政府发明了和善剂，通过自来水系统释放给每个人，激发人的向善本性，但众多高层警官和军官纷纷自杀，因为突然觉醒的良心承受不了已犯下的恶行，于是只好再服用愤怒醇；为了让人们释放内心的邪恶欲望又不产生愧疚感，就让他们服用虚构剂和邪恶醇，“我们的客户并不满足于折磨孤儿寡妇——他必须沐浴在自以为是的正义光辉里。你必须把神圣感赋予客户，必须把他塑造成名副其实的天使，让他感觉到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他的责任，是神圣的信任与托付”；更高级的药物是梦饰宝，雾化在空气中，可以篡改人所感知的世界，让一个悲惨世界瞬间变成天堂，而这种化学骗局“正是出于对人类最深切的同情，出于最高的人道主义理由”，为了掩盖梦饰宝遮蔽的真相，遗忘剂和反幻盐也必不可少，后者制造出的幻觉就是让你觉得没有幻觉。总而言之一切人能够想到的都可以通过药物解决，而为了解决药物的副作用，就要继续再服用超级梦饰宝和固化剂……

借助一种狂欢化的又无比清晰的逻辑推演，莱姆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技术决定论的扩张所导致的算法灾难和系统崩溃。在手段（药物/芯片控制大脑）和目的（抵御人类灾难）之间，是一个漫长的由不可逆的时间所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数的偶然和意外出现，这些偶然和意外既无法通过预先设定的方式去完全规避，也无法简单地用临时增加的修补机制和“额外实体”去完全消除。而人的自由意志会是这种种偶然和意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最初设计系统的时候不把偶然性（包括人的自由意志）作为系统的必要条件来纳入程序之中，那我们就只能生活在一个被决定论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目的实际上是为手段服务的，而非像目的论者宣告的那样。这种对偶然性的漠视绝非一种技术进步，正如利奥塔所言，“现代性不是一个时代，而是容忍偶然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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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生活在一个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刚刚诞生的时代，而他对控制论的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也超过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科的大多数从业者。

“控制论”的英文原名是cybernetics，并非control theory，前者是如今“赛博”一词的由来，它本身的词根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舵手和掌舵者。对古代航海者而言，大海是他无力统治和控制之物，但他可以不断地通过各种来自船只和观测仪器的反馈信息，通过预判和对预判的随时矫正，找到船-风-水之间的某种动态平衡。脆弱易毁的船只，变幻不定的风和涌动不息的海洋，这些种种无机物（人造物和环境）因为人的介入和信息的沟通，被重新组织成一个自洽的整体，同时也不排除任何偶然因素的介入和干扰，且把这种种偶然性（比如风向忽然改变，鲸鱼出现等）随时纳入这个整体中。因此，“控制论”从根本上首先是一种信息传递和交流理论，它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某种单向度的操控和制约（一种单纯的治理术），正如“算法”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初等数学中的四则运算或算计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