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于夫子

一

一个作品成为经典之后，随之而至的光环会慢慢弥缝创造物本有的针脚，让我们忘掉其初生时灰扑扑的模样，只记得光环围绕中宛如琥珀的完美织体。那个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也逐渐在传言中脱离了在世的辛劳，只剩下了跟不朽媲美的从容自若。然而，忘记了经典必然的世间属性，会同时忘掉其生长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阳光，忘掉任何经典和写作者都无法离开的具体世界，忘掉那耀眼的光芒可能是从近乎密不透风的阴影里透射出来的。大概需要记住，文化天空中的繁星点点，正因为很多时候，背景是无边的暗夜。同样，一个人无论怎样聪明绝伦，都不可能完全生而知之，大体仍需要从识字、学书这些最基础的教育开始，经历如《学记》所谓的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等过程，甚至在某些时刻也需要“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天才或许可以适当缩短这一过程，却很难绝不经过就躐等而进。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后世很容易把读经典这件事高推圣境，忘记了高明的读书人也是世间的辛劳者。比如，我们往往会觉得，书香世家的子弟就该以读书为天职，出入经典而心怀天下，忘记了这四个字背后有时近乎残酷的生存竞争。金克木上辈至少四代书香，他却坚称，这并不高人一等，家里只是靠啃字纸为生的，其中有种种难为人道的艰辛。在《私塾》一文中，他提到书香背后与生存相关的情形：“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作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无数的诗文书籍出自他们的手下。书也由他们而生。这一行怎么代代传授的？这也像其他手工业艺人一样，是口口相传成为习惯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

金克木说的，还是后世的情形。秦汉时期，不但转行困难，有些职守，比如“史”，甚至不得不遵命世袭。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曾谈到这问题：“云梦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内杂史》有一条称：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即规定只有史的儿子才能到专门培养史的‘学室’去学习。”黄留珠《“史子”“学室”与“喜揄史”》，则给出了世袭的原因：“盖三代时，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办，一切官书典志也都出自史官之手；从广义上说，大凡卜筮、天文、历法、地理、医术等等，几乎全属史官的业务范围。这样，‘史’便成了从事文字工作官员的统称。迨秦汉时，‘史’虽然已不再享有《尚书·酒诰》所记载的被国王称‘友’的崇高地位，但由于‘史’之所职全是起文书草一类机要性工作，因此，‘史’不仅‘父子畴官，世世相传’，而且‘史子’从小要受读写文字的教育，以便更好地继承‘史’的职务。”总其实质，即“史”因所职之重要，必须世代相传。

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也涉及了这一问题，不过对世袭的必要性存疑：“太史的职责在于记录国家大事和自然现象，考虑到记录的连续性和记载方法的一贯性，这一职务的父子相传有其合理的一面。或者说，在识字教育尚未普及、学校制度还未确立的情况下，父传子习的家学教育才是最现实的。此外，从另一方面理解，国家典礼、祭祀和天象的记录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只有特定的血缘家族才能代代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就负责下层行政文书的书记官而言，账簿、名籍的书写果真也必须在世袭制之下进行吗？”这疑问后面还会提到，暂且不议。需要考虑的倒是，“史”从小是怎么学习的？这一情况文献有记载，但过去没有官方文件背书，多是根据记载的推断和猜测。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发现竹简《二年律令》（行于吕后二年前后），其中就有一部《史律》，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初级史官的学习和选拔方式——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

照李学勤的理解，简文的意思大体如下（摘引，不用省略号）：“《史律》讲的学习者是‘史、卜’子，即有史、卜专职的人的儿子。‘年十七学’，意思是年满十七可以入学，接受专业培养，从下文‘学三岁’看，学习期一共三年。史、卜、祝三种学童于结束培养以后，由‘学佴’率领，分别送往大史、大卜、大祝处。按‘佴’训为贰、次，‘学佴’大约是学室里辅导学习的人员。至于各郡，只有史学童，则送往郡守处。两者均在八月初一日进行课试，这是因为汉初和秦一样，以十月为岁首，八月初课试便于在当年内上报。其课试分先后两项，先试以‘十五篇’，再试‘八体’。‘十五篇’者就是小学书《史籀篇》。‘八体’即《说文·叙》的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关于史学童试后的任用，简文所言非常明白。学童能讽书《史籀篇》达到标准，即取得为史资格，再试以八体，选最优秀一人为尚书卒史。”

相似的内容，传世经典也有记述。《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又《说文解字·叙》：“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两段引述与简文有同有异，讽诵的字数也不一致，但主要部分可以相通。文中的“书或不正，辄举劾”，应该可以部分回答富谷至的疑问——账簿、名籍之类的行政文书，因为需要下发和登记，一旦有误，会影响到具体人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后果，因此用举劾来规避。世袭可以让史童从小接受训练，很大程度上避免各种可能的错误。不过，随着汉代文书行政的大规模发展，富谷至推测，“被称为‘某史’和‘某令史’的下级文书官吏在各个机关部门中的人数已攀升至相当规模……不可能都是世袭就职的”。李学勤也通过比较指出，传世经典“只说‘学童’，不再限制其先世出身，可知这种限制在那时业已解除”。

汉代儿童就学，早者六岁，晚者八岁，史学童十七岁开始学习，应该是基础教育之后的职业教育。照富谷至的说法，汉代识字教科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吏员以撰制行政文书为目的使用的文字学习书”，另一类是“初学者以学习文字或获得教养为目的使用的教科书”。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以学习文字或获得教养为目的。汉代史学童必修《史籀篇》，是为了熟悉相对于隶书而言的“古文”，以便任职时能识读过往的文字记录。他们另需学习的《急就篇》和《苍颉篇》，也不是为了获得文化教养，因为两者“由文书行政中使用的制度用语构成，习得这些词汇，就能撰写行政文书”。我们现在看到汉简上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文字和书法，很多属于当年等因奉此的官方文件，是“史”为维持生计反复训练出来的技能，只因久历岁月而有了斑斓的色彩。

《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段文字通常作为项羽志大才疏的明证，说不上错，但“学书”“学剑”的具体意思，大概要到劳榦《史记项羽本纪中“学书”和“学剑”的解释》才得以明确。照劳文的意思，项羽开始的“学书”“学剑”，不过是为了备为文武吏。“汉代的文书中，确实可以看到具有人名的占绝大部分”，所以项羽才会讽刺性地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而武吏的职务，在于逐捕盗贼或其他有关罪犯的追逐”，所以是“一人敌”。跟项羽文武两种吏职都没做过不同，刘邦任的亭长是武吏的一种，“这不能说两人的抱负有任何根本上的差异，而是两个人的家境是完全不同的。汉高帝只是出身于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做了吏就可以在乡下有了相当的地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当然不在乎。这就可能是项羽连学不成的一个原因”。让人好奇的是，后来做了中央史官的司马迁，是否也受过史学童的职业教育呢？

二

在秦“以吏为师”的大背景下，除了跟项羽类似的旧贵族或新权贵，学书做吏可不是文字风雅，而是关涉生存的基本技能，所用的教材也就不能太抽象玄远，必然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急就篇》起首：“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总共罗列了一百三十六个姓名，“并非实有其人，只是把常见的姓和名，都举出来，以备将来的应用”。《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根据出土的残简，推测“《苍颉篇》与《急就篇》一样，可能有一个‘书人名姓’的内容。准确地说，应当是《急就篇》仿效了《苍颉篇》罗列名姓的编辑方式”。如此一来，张金光《秦制研究》中的结论，就非常可能是当时的实情：“秦之《仓颉》《博学》《爰历》，汉之《急就篇》，皆为当时学吏者识字、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不止如此，上节引文中的“［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臧知非《〈史律〉新证》就认为这“十五篇”并非《史籀篇》，而是包含法律文书在内的薄书之类。

除此之外，引文未及的“［卜学童］能风（讽）史书三千字”，其中的“史书”，因在多种文献中出现过，所涉语境不同，有解为隶书者，有解为文书者，上引臧文即认为是称为薄书的公文。或许，“史书”究竟是书体还是公文，原不必强求一律，放进历时性的河流之中，很多问题说不定可以迎刃而解。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即云：“书法之成为艺事，实自东汉以还。西汉称人善史书，无专指书法者。”也就是说，西汉时史书指文法或法律文书，东汉则多指书体或书法。此外，像富谷至，则提出了一个可能让二者合一的说法：“书记官使用的书体、书法称为‘史书’。书记的书体与行政文书十分匹配，换言之，是一种行政公文式的书法。它强调应当强调的文字，使行政文书带上一种威严、威信的色彩。……长于此道者被称为‘善史书’，他们擅长行政文书的书写，可以增加行政文书的公信力和说服力。”

学会了公文写作的人，既不是官，也不是僚，而是基层的吏，地位并不怎么高。不过，那些吏写下来的公文，在汉代，甚至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非常重要，因为文书里有着天下的地理、政治和财政状况。《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金克木《秦汉历史数学》，提到过萧何这一举动的深意：“刘邦不取秦宫财富，萧何却取了秦的最大的财富，统治天下的依据，全部图籍、档案，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怎么能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是县吏，是行政基层组织中的一员，留意并熟悉行政运作，知道文献是工作的保留依据，他又能看得懂，所以一举就得其要领。刘邦本是亭长，是行政基层组织的细胞，所以也明白这一套。”拿上面项羽看不上的学书、学剑来比方，正是文吏萧何学成了书，武吏刘邦学成了剑，两者合一而拥有了秦的天下。

有个问题大概不能不讲，即这种公文性质的文字材料，并非我们习惯认为的书籍，写这公文的人，也不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金克木《古“读书无用论”》指出，萧何所收的“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说白了，这类图籍的主要目的并非让阅读者获得教养。又因为这类文书跟现实关系密切，不得不锻造出缜密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缜密的锻造也会让律法在执行中变得深刻（严峻苛刻），甚至出现欺上瞒下的刀笔吏，《汉书·禹贡传》所谓，“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如此实用性可能造成的隐性后果，是文字庄严性和经典权威性的降格，圣贤们在言辞中建立城邦的努力，一步步让位给娴于算计的实用性，对决策者长期而严格的德性要求，也就变成了短时期内利益的衡量。长此以往，共同体的品性必然会降低。

说得有些远了，那就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司马迁有没有经过上述的职业训练？他入仕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只是，要从司马迁的记述来推测这个过程，差不多只能推测个寂寞。跟涉及自己生平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入仕的问题，他也只在《报任安书》中简略地提到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