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蛙之叹

作者: 郜元宝

1

安徽省铜陵县的地势,南面高峻(多为黄山北麓山地丘陵),北面低洼(全是紧邻长江的沙洲和圩区)。我老家“和平乡”(现与其他数乡合并为“西联镇”)就在县境北部正中的一个圩区,以“大圩埂”为界,南北一分为二。

“大圩埂”以北的江边沙地俗称“小圩”,行政区划上叫“万丰圩”,北面是一条无名的夹江及其与长江交汇处(俗称“大江口”)。

“小圩”和夹江之间有一条“小圩埂”,低矮狭窄。或许考虑到成本吧,“小圩埂”总是小修小补,从未加固升高到能跟南边“大圩埂”看齐。若逢江水浩大之年,便任其决堤,俗称“破小圩”。

但“破小圩”的悲剧并不经常发生。“小圩”耕地面积小,原有少数居民已陆续迁移,对“小圩埂”实行无为而治,成本上是合算的。经过近二十多年退耕还林,“小圩”如今已变成一片森林,即使“破小圩”,淹没一两个月也无妨(相当于泄洪区),所以“小圩埂”只需小修小补,能抵挡一般的洪水就够了。

“大圩埂”以南的“老圩”,行政区划上叫“官庄圩”,居民和耕地集中于此,必须力保其安全。历年以来“大圩埂”不断培土抛石,增高加宽。1970年代初我记事时它就高达十五米左右,顶宽四米许,宛若一条狭长蜿蜒的小山,牢牢护定“老圩”。村民们说到“圩埂”,若无特别限定,一般就指“大圩埂”(或“老圩埂”)。

长江沿岸圩区的农民为了筑堤护圩,祖祖辈辈,前赴后继,不知花了多大气力,吃了多少苦头,我乡圩区并非特例。每年一到汛期,以及春冬农闲,各村镇都全员发动,日夜抢修。小学校的男生从四五年级开始就“挖土方”或“挑土”,虽然不能跟“壮劳力”相比,但也不无小补。

从1972年至1977年,我先后就读的三所小学都在“圩埂脚下”,紧挨着“大圩埂”南侧底部,活动半径限于“大圩埂”南侧几个稀疏的自然村落,以及“小圩”的旱地。至于“大圩”(或“老圩”)中央地带(俗称“老圩心”),除了靠近本村(生产小队)的水田和各家各户自留地,就很少涉足了。

小孩眼力好,风和日丽,“老圩心里”的人家屋舍都看得分明,但不会无缘无故跑去玩耍。更远处绵延无尽的皖南青黛色群山(一些长期开采的矿区显出灰白色),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十公里,现在一踩油门,半个小时便能抵达,但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那仿佛就是遥不可及的人间仙境。

1977年夏,我要上初中了。全公社唯一的初级中学(“和平中学”)不在“圩埂脚下”,而在“老圩心里”一座名叫“垄上”的小镇。从我家往南去学校,走中间纵横交错的田埂是捷径,走左右(东西)两条沿灌溉渠修筑的机耕路,则要绕一点弯子,但都不会超过一小时。过去上小学,总是走“大圩埂”顶上或圩埂脚的小道,现在来回须穿过“老圩心”的广阔田畴,以及散布其中的许多陌生村镇,感觉便完全两样了。

我从此告别童年,开始融入了家乡生活的另一个空间。

2

《铜陵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8月版)没有详细交代本县人口迁徙史,对临江圩区生民聚散,更是语焉不详。略查《中国移民史》之类皇皇巨著,也很少此类细节的交代。几年前我有幸跟几位同宗一道重修《五松郜氏族谱》,以本族播迁为线索,约略知道圩区人口基本上是从南面山区和丘陵逐渐向北面临江的“洲圩”迁徙的。

沿江洲圩平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但经常被江水漫灌,明代以前很少有组织地圩堤修防,因此不会有太多稳定的居民。明清两代通过民办官督,断断续续修建了一些圩堤(俗称“圩埂”),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居民这才有可能大规模迁移到洲圩地区。说到我们一乡内部人口的微观迁徙,应该是先有“老圩心”的村镇,后来才慢慢形成了“圩埂脚下”的若干自然村落。

这只是一点推测,尚祈治家乡史地之学的通人有教我。

我家原本独门独户,住在“小圩”当中一个名叫“小圩墱”的高地(至今尚存),因为遭过一次土匪绑票,早年“小圩埂”又经常溃决,所以便搬到“圩埂脚下”的“老圩”。这也并非万全之策。1954年“破老圩”,父母就不得不带着大姐、二姐和刚出生才几天的大哥,逃难到山区外婆家(钟鸣乡“泉栏”村),依靠外婆一家的接济才渡过难关。

后来“大圩埂”越修越高,从我出生(1966年)至今,再也没有“破老圩”。“小圩”倒“破”过几次,浑浊的江水冲决临江的“小圩埂”,很快淹没整个“小圩”,直抵“大圩埂”北侧。

别看江水离“大圩埂”顶部还有十几米,却难保“大圩埂”没有土质疏松的地段,万一渗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因此不仅原来的几户住“小圩埂”的人家早已搬到“老圩”,“圩埂脚下”的居民也要在“大圩埂”上搭建简易窝棚,等江水退去,才敢各回各家。

“老圩心”居民远离长江,靠近南面丘陵和山区。倘若“大圩埂”告急,他们可以比较从容地逃往高处,安全系数大于“圩埂脚下”的人家。虽然我们“小圩”有旱地,“老圩”有水田,农产品收入比“老圩心”丰富一些,但常年为水患所苦,一到汛期便十分恓惶,而且一年四季忙到头,完全被土地捆绑,不像“老圩心”居民那般活泛,有更多余暇做一些别的营生。

这样一来,“老圩心”跟“小圩”“圩埂脚下”自然村落的习俗文化虽大致相同,却又有都与鄙、文与野的微妙差别。

“圩埂脚下”的民风更质朴剽悍。我就读的第二所小学所在地“北埂村”,邻近流经“小圩”的夹江与长江汇合处,俗称“大江口”(也是整个铜陵县的东北角)。有一年“大江口”翻了一条运送木材的货船,“北埂村”及其左近的壮劳力们闻声而动,飞奔至江边,见许多“原木”(经过粗加工的整株大树)在水中沉浮,不顾江面开阔,水流湍急,纵身下水,抢到一棵便抱着游回岸边。有些人抢了五六棵,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横财。

村民打起架来都很拼命,不管家庭内部“吵嘴”,还是邻里冲突,或村与村之间因什么事发生争执。我们一班“小鬼”在校内校外“三不知”总要打架,或许也是受到这种民风的影响吧。

母亲往往更疼爱她最小的儿子,我母亲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她总要我多穿衣服。春天快过去了,老棉袄还得披着,放学回家经常捂出一身汗。在她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不敢像其他男孩那样由着性子疯癫。她常说“你是子壳里的鸡,怎能跟他们一起玩!”吾乡方言称鸡蛋为“鸡子”,“子壳”即鸡蛋壳。我既如小鸡尚未钻出蛋壳,自然应该待在家里。

不知是母亲管束太严,还是果真天性羸弱,幼年的我总是病病歪歪。然而“北埂村”乃至整个圩区的中青年男性虽有高矮胖瘦之别,绝大多数皆生得强健俊美,夏天只穿短裤干活,简直就像一群复活了的希腊雕塑。文弱如我绝对是个异数,至今未被进化的洪流淘汰,实属侥天之幸。

“老圩心”就不一样了。这里村镇相连,人口稠密,拥有相对成熟的社群生活与文化积淀。全公社(1980年改“乡”,近来又联乡为“镇”)的读书人,不脱产干部,匠人,小商小贩,“戏班子”以及各种杂耍和“说书”艺人,主要都出在“老圩心”。他们也比我们更加懂得乡村社会自古遗传的各种礼数。

就是他们的语言,也更加丰富多彩,不像“圩埂脚下”粗直贫乏。有一次隔壁“卫红你”(吾乡人名常后缀“你”或“子”)家造房子,请来一位“老圩心”的亲戚。此人妙语连珠,特别健谈。跟他比起来,本村号称最能说话的老崔也显得笨嘴拙舌了。

告别“圩埂脚下”的小学,踏进“老圩心”的中学,我似乎就要远离野蛮之地,靠近文明之区了。若说我的学前和小学阶段以顽劣为主,少文乃至无文,初中可就要颠倒过来了。

长期坐井观天的小青蛙啊,当你试图爬出井底,来到地面,可曾想过井底之天的形状将一去不复返,而你在平坦地面看到的天空又会怎样呢?

3

初中三年,最大的不便,就是每天须带饭去学校,不像在小学,可以回家吃午饭。

通常是将母亲提前做好的饭菜装在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不锈钢或铝制饭盒内,盖子上刻好自己的姓名。早晨一到学校,就交给专供教师就餐的小厨房,统一加热。上午四节课后,大家挤在一个小窗口,报上姓名,挨个领取。不许回教室,就在厨房附近的空地上站着吃。

我从小学大人模样,习惯于手捧饭碗,站在屋前屋后,或走到隔壁邻居家,边聊、边吃、边晒太阳。在熟人中间可以享受这种随便,面对刚认识或尚未“识荆”的新同学,就甚是拘谨了。大家不但有意无意攀比(至少是留意)饭菜的质量,推测彼此的贫富,还要顾及“吃相”。哪种吃相恰当,哪种吃相难看,并无一定之规,但这就对“吃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女同学在场,男生们就特别紧张,往往弄得横吞竖咽,食不知味。我多年来的肠胃失调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回家路上,我跟本村小学同学“四清你”讲起这种不适应,不料他突然冒出一句奇怪的感慨:“比起考大学,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四清你”是公认的消息灵通人士。前一年深秋,也是他突然告诉大家,哪里抓了几个人,可把我们吓得不轻,后来居然是事实,所以这次关于“考大学”的预告,或许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何谓“考大学”?怎么考?考上考不上又怎样?面对我的连珠三问,他很不屑地回答:“慢慢你就晓得了。”

然而至少初中第一学期结束之前,“四清你”的消息似乎并不灵通。不仅同学之间,就是各科老师和刚刚“复出”的吴老校长,谁都不曾提及“考大学”的事。

第一学期,我所感到的小学升初中最大的变化,是课程有大幅度调整。小学只有语文、算术两大主科,以及聊胜于无的体育、音乐等副科。初中就不同了,除了语文不变,算术换成数学(几何与代数),还新增了物理、外语(英语)以及生理卫生课。这都是我们小学时代闻所未闻的。

说是新课程,也只有薄薄的几本教科书,知识量有限。经过最初几天的慌乱,逐渐也就适应了。于是积习难改,大家又都盯着各班各科的任课老师,研究起他们各人的风格特点。

英语课老师二十刚出头,毕业于某师范学院。他只教给我们二十六个字母,上百个常用词汇,十来句日常会话,便止步不前了。他从不批改作业,似乎也不懂国际音标,字母和单词经常发不一样的音,让我们不知所措。

英语只上了两学期,却助长了我们认为英语无大用的顽固意识,只满足于拿几个单词和简单造句彼此打趣。我的英语根底差,日后也很难有实质性提高,主要就因为这个开头实在太糟。后来才知道初中考技校或升高中,英语只算参考分。即便高中考大学,英语一开始也只占百分制的三十分。呜呼!英语课如此浮皮潦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是退伍军人,高大健硕,相貌堂堂,在教师队伍中,论身材长相,绝对出类拔萃。但生理卫生不好讲,更未列入中考范围,老师姑妄言之,学生也姑妄听之。

具体内容都淡忘了。只记得第一堂课,他为了强调生理卫生知识的重要性,很详细地给大家讲了一个炊事员战友不慎牺牲于火灾的故事,“hei从头就烧到了个尾”(吾乡口语第三人称单数一律发hei音,“个”是加塞的衬词)。为何如此惨烈?这个炊事员果真“葬身火海”?老师解释说,“hei其实却不然!”只因人体富含油脂,遇火即燃。

结论是:千万不要轻视火对人体的危害。

故事是生动而悲惨的,然而这跟生理卫生有什么关系呢?

这位老师显然没有学好普通话,上课勉为其难地“撇腔”,跟来自铜陵市的知青老师们一比,就破绽百出。何况他的所谓讲课,基本就是照本宣科,逐字逐句念教材。第一学期结束,这位生理卫生老师就离开了学校。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主要就是一贯“犯猴”的“学庆你”经常模仿的那两句话——

“hei从头就烧到了个尾”。

“hei其实却不然!”

语文老师患过小儿麻痹,瘸得厉害。他是铜陵市户口,又是拿正式工资的公办教师,人就比较傲慢,不大看得起绝大多数属于民办或代课身份的同事。我们这群乡下孩子自然更加难入他的法眼。他自己爱开玩笑,学生们却必须憋着。倘若我们也跟着发笑,就会遭来好一顿批评。批评的焦点是乡下孩子不懂刷牙,“一个个牙齿黄得像玉米粒!”这似乎应该是生理卫生老师传授的生活常识,不知怎么竟成了语文老师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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