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爱昙花一现的事物

“我识别出那些正在前进的社会力量，我发现我是置身于他们中间的。”[2]

——萨特

中年，像一头狮子般到来。

四十岁对波伏娃而言，刚刚好意味着成熟的开端。她说自己后来理解了为什么科莱特笔下的某个女主角会惆怅地说：“我已经不再是四十岁了，不会再对着凋谢的玫瑰伤感。”[3]她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写成了举世闻名的《第二性》，并在四十一岁时出版。那时，她对于未来的愿景，炽烈且充满胜算。荣誉和变革几乎没有悬念。按照她的完美规划，五十岁可以叫做成年人，那之前都属年轻人。真正让她惶恐的衰老讯号，是她与未来的关系。早年间的抵抗运动，连同浸润着不知疲惫的热血、主义、先锋艺术的左翼革命，正日渐与她脱轨。她与终身男友萨特，曾全身心投入到正由他们改变的世界，和随之而来的未来，并为之战斗。1968年五月风暴时，她跟同时代人，都还拥有一个庞大而恢宏的未来，尽管那时她已年过花甲，仍俨然焕发出灼灼生机。直至生命和革命一并“热寂”，朝向无序、失控与毁灭，她预感到“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4]迟到的中年危机和早来的暮年恐惧，几乎同时降临。

革命后的世界，变得令她和萨特难以把握了。思想者仍力图在各种“混乱的回响”[5]中理出头绪。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欣欣向荣的全球左翼革命，由于其天然的自发性和运动属性，发展到了他们无法理解的境地，突破了想象和规划的边界。晚年萨特的多病，又加速了这笼罩在未来的愁云。

当死亡的暗影渐浓，老病缠身之时，阳台上飘来了萨特轻声哼歌的嗓音——“我不愿给我的海狸添一点儿负担，哪怕一点点……”[6]

旷世才华终成浮华戏码。尽管“人是无用的激情”，存在主义思想仍坚信：在行动、反叛，和亲密之中始终有希望在——唯有“人是人的未来”[7]。

一次，在他们钟爱的圆顶饭店共餐时，暮年萨特指着一个圆脸少女问波伏娃：

“您知道她使我想起谁吗？”

“不知道。”

“想起您，她这个年纪的您。”

重返波伏娃的少女时代

“我是凭借不为他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8]波伏娃46岁时再次动笔写下一桩无法释怀的，早年间真实的“生死往事”。

那昙花一现的少女时代，半明半暗的心绪，天生有一种激烈与拒绝。它们就像女性这个神秘物种本身一样，是不可测的，且有拒绝的本能。半自传性质的《形影不离》里，早熟的少女扎扎，沉沦于错落绵长的自我对话，神经敏感到几乎带有一丝残暴血腥；同龄姐妹希尔维（波伏娃在小说中的化身）清醒坚定，看透了女性的普遍处境——横亘在未来的宿命。

在城府与诚恳之间——波伏娃要剥开自己，面对世界，如一条绷紧身子的鱼，让你读到那些好看的鱼刺。等到看客快要逮住真实的故事原型了，她又一次灵巧地游走。

这本浸透了少女心血的书，大概写得很艰难。

波伏娃用文学为少年时死于“精神谋杀案”[9]的闺蜜扎扎“招魂”——她结结实实死于她的觉醒，死于她特立独行的个性。而对“个性”的珍视，向来是波伏娃思想的核心：“并非个体——某一号样品——的价值，而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纪德所言‘最无可取代的存在’”[10] 。正是扎扎独特的品质，将她自己一次次暴露在越轨的险境。然而所谓成熟，就是一个自我裁汰的过程。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甚至使用了“阴森”一词来形容“学会适应”的工具化过程——“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一个为您准备的空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就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般被丢弃。”[11] 扎扎学习成绩优异，但性情乖戾。是她率先给少女波伏娃示范了如何逃脱“乖乖女”这一标签的束缚，她毫不扭捏地冒犯校方，同时掐准了一个淑女唱反调的尺度，叫人抓不着把柄。出于对母亲不幸的爱与服从，她的出格都是以伤害自己为代价。为了自由，为了获得一丁点儿安宁的孤独时间，她甚至挥动利斧砍伤自己的脚踝。

“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出来；光是想一想，我的血都要凝固了。”[12]波伏娃为之战栗。她一手培育了这份友谊，对扎扎怀有一份不可知的崇拜、恐惧，与激情。神秘是一种邀请的艺术。她为这个早慧少女惊叹不已，她着迷于她异禀般的敏感神经——“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13]。

这些无意识萌动的蓬勃的生命知觉，正是她日后和萨特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东西——只是，那份成熟后的勃勃生机更为广阔。个体敏感性被编织进世界的图景。自从在巴黎高师邂逅萨特，她迅速融入他的小圈子，成为他人口中的“女萨特主义者”，两人一生相伴，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旅行。没有戒指，没有婚约，唯有情人共赴的理念和行动。每一刻生命力量的绽放，如同永生的花朵，伸张着磅礴的生命意志。当波伏娃投身于热力四射的广阔天地，那个更勇敢、激进的少女扎扎在黑土下冰凉。这个坚称自己会结婚，但绝不会早于22岁的少女，最终亡命于22岁生日前一个月。

据说，生活只能以“倒带”的方式获得理解与最终解释。二三十年间，波伏娃不断重返这段残酷青春，从《精神至上》《名士风流》到《端方淑女》，她一次次徒劳地在纸上尝试复活早夭的扎扎。波伏娃曾说，她之所以写书，写那些让她得以成名的书，都是为了能够讲述自己的少女时代，毕竟谁愿意去关注一个无名之辈的成长往事？[14]

少女时代经历的秘事，最终让她成长为了世人所了解的波伏娃。晚年回忆录里，波伏娃讲述了父母在1919年变成了“新穷人”，她由此走上了与依附于家庭的传统淑女不同的另一条独立之路。

20世纪初天主教家庭的淑女们，人生前途只有结婚，或者进修道院。独身是耻辱。女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劳作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悲剧在一代代间传递，“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己。”[15]一潭死水的宿命，如同浸泡在烈酒里褪了色的樱桃尸体，散发着腐败的，令人作呕的热气。波伏娃对于资产阶级最初生理性的嫌恶，便源于扎扎周遭窒息的环境，那股傲慢又虚伪的压迫性低气压——“扎扎最终是被她的阶层杀死”[16]。过早受到了爱情魔鬼的引诱，扎扎才华热力一朝耗尽；波伏娃的少女时代却是心无旁骛，如饥似渴地学习，沉浸在寓言世界。一想到可以通过工作，摆脱依附于人的女人宿命，她就兴奋不已。面对年少时的懵懂爱人，她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镇定、理性，她很快意识到对方没有能力接住她的绣球，“他在思想上不能满足我”[17]。她绝不奢望雅克不介意她没有嫁妆这个硬伤，她也没有精致的着装（扎扎曾往波伏娃衣柜里偷偷挂进去一条像样的裙子）。然而正是贫穷成就了她，让她逃脱了那个时代女人的既定轨道，不得不努力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养活自己，并因此有机会在日后结识萨特，发展出共同的影响世界的文化思想。否则，“我会像其他少妇一样体验到被撕裂的痛苦，被爱情和母性所困，却无法忘怀往日的梦想。”[18]

“不，我们并没有赢得这一局”

巴黎从未平静的天空下，正爆发一场节日般的大游行。象征着堕胎自由的香芹插在头发丝里，一股清爽的类荷尔蒙的植物腥味儿在空气中弥荡。圣安东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一个年轻新娘，顶着沉重的白色婚纱，长裙尾快要把她绊倒了。忽然一阵奇异的风，将她高高托举起来——她看到身下香芹的天空一路漫灌到民族广场。广场上的雕塑底座上，拖布正被焚烧，如熊熊燃烧的火把。女人们受够了拖布般的奴隶人生！掳走新娘的，正是由四千男男女女汇聚成的游行大军。受“五月风暴”启迪，法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在发明感官上崭新的革命。人们唱歌，跳舞，欢乐气氛堪比一场女权主义嘉年华。“生育自由！”“解放新娘！”队伍里不时有人高喊。口号与掌声，如雷鸣浪涌，滚向炙烈的天河。潮水般的人群涌向教堂，将新娘奉还给了这绿芹人海中唯一的陆地，领头的还和神甫交谈了几句。

扎扎是否会出现在这欢乐友爱的队列之中？她也曾在树林里策马奔驰，万般梦想着当一个叛逆的新娘，她身上还有火的印记。波伏娃会不会又一次在无数张涌动的面孔中，看到扎扎苍白幽灵般的脸？

不久以前，她刚刚在《343宣言》上签名，大胆声明自己曾经堕胎，站在公众和保守势力面前，毫不示弱。当波伏娃喊出“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自己”，她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五十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限制堕胎卷土重来。封印在废土里的恶灵，再度夺去了女人的子宫——她们从未自主拥有，亦难以逾越的战地。

中年以后，波伏娃沮丧地发现，半个多世纪来的女权主义斗争充满了失败主义。早年间暂时性的取胜，只是一时之迷惑。硕果很快过时，被遗忘。经久不变的“失败”与“未完成”，才构成了这场最漫长的革命的核心。在《第二性》中，她曾意气风发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这一局”；到了自传体回忆录终局篇，波伏娃改变了结论。

“我上当受骗了！”[19]她喉咙里溢出混沌的声响，绝望的藤蔓已缠上了脚踝。她清楚地看到一部分内在的死亡，对于生命失去了饱满热切的感知、期冀，以及原本最自然不过的珍惜；她清楚地看到还没有告别，就疾疾步入人生的后半场，不再对生活抱有坚定的信念；她清楚地看到自己对于进步政权和人性的最糟糕最恶毒的预判，统统得到了验证，只可汲取闪光的片段；面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友人在时间长河里出人意料的变化，她竟也毫无伤感……那么，这一切，只能在文字中予以抢救和夺回了！她的书，曾让保守女人们不安，嗤之以鼻——“她非得等到六十岁才明白随便一个小女人都能明白的事”；如今她的“缺乏斗志”，又让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满。然而，她心中始终有一个清明的声音：“描写失败、错误、消极的信念，并没有背叛任何人”[20]。

说到背叛，首先不能背叛的是自己最初的计划：写作，并让同代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与他们（同代人）的关系——合作，斗争，对话——在我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21]扎扎已然成了自由的“祭品”[22]；活下来的波伏娃，选择将自由作为方法，来对理想负责，那理想便是——“了解并表达”[23]。日复一日笔耕不辍，波伏娃绝无停滞之感，一天天迫切关注着时局风向。她改变了自己年轻时不愿局限于女权运动的傲慢偏见，那时她认为女性地位取决于未来的生产关系。晚期波伏娃修正了这一思想，她坚信阶级斗争并不优先于性别斗争，两者应当并行不悖。还有什么不能背叛？大概就是她跟萨特间的灵魂契约，和来自扎扎的凝视了。

小说中扎扎的化身曾说，“不明白为什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幸。”[24]

波伏娃半生都在回应这一问题。她惊诧于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对女性的剥削——“我们很难意识到，奴隶总是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奴隶，因为我们以为奴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其中的矛盾”[25]。两性间的矛盾和不平等，跟奴隶制一样古老，也一样的花样翻新。美丽的不幸，几乎成为女人的某种天然属性。“我能确定的是，我一定会走出困境……无法想象我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自己的希望。”[26]波伏娃绝不坐以待毙，扎扎就没有那么好运。按照官方结论，扎扎死于一种病毒性脑膜炎，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全部的实情。笃信上帝的扎扎，内心分裂出几股不可调和的矛盾激情。她早熟的爱情，是青春期吞食的有毒浆果，致命的秋水仙；她同时被自己锋利的罪感所割伤。

少女一步步奔向死亡。一切是如何猝不及防地发生的？又究竟为何最终走到这步田地？扎扎的死因至今成谜。这谜团像声尖利的哨鸣，悬于波伏娃生命里。要解开这个谜，她必须揭示出更深层的谜底。早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就有怪咖研究过新奇博杂的女性溯源。霭理士在《男与女》这本小册子中就探讨了一些古奥话题，诸如女性盆腔的进化，关系到性、情感、头骨以及大脑的进化等……在凿实的医学、生物学基础上，不乏神秘主义的玄学诘问。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波伏娃心之所系——女人何以是女人？一句话概括《第二性》：“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27]。萨特充满生理吸引力的存在主义哲学，努力模铸人[28]——个别的人；波伏娃的《第二性》则模铸了女人。

如何成为女人，成为完整的人？波伏娃的回答，携带着她的整个人生。

她与萨特一生都自我放逐在自由的危险之境。她的才华，在一种远比理论更为精深浩阔的情感和心智中荡漾施展，她深知“自由行动”的意义。当她选择了一种更广阔，更有建设性的人生方式和写作方式时，平凡之躯被文化的光照放大出巨大的身影。伊莉葛莱特别注意到，在波伏娃女权思想中“女性解放不会抹除性吸引力的光芒”[29]。波伏娃反对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全体男性的敌意，反对用姐妹情谊压倒一切社会关系，她“尤其反感把女性封闭在女儿国里”[30]——

有一天，女性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31]

与波伏娃相隔仅一个月，前后脚离开人世的狄金森，一生幽居，25岁以后便闭门不出。 “灵魂选择她自己的伴侣——／然后，关上门——”[32] 波伏娃则选择敞开大门，与灵魂伴侣共建开放式亲密关系。极致的“向内求”和“向外求”，皆为爱的试炼。世上没几人能如狄金森那般擅长“闭门造车”。对于主动隔离式的幽闭生活，波伏娃显然缺乏那份耐性。她还是满心期待着敲门声——不论门口是一头孤狼，还是野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