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纵诡随 以谨缱绻

一

有段时间听老师讲《史记·货殖列传》，因为不断提到相反理论的有效时段，便稍稍留意了一下周期问题，也就注意到，经济系统正是最注重研究周期的领域之一。那些几乎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的著名周期，短到三四年的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中至十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长及五六十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都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其实也不难理解，经济领域最为外显地关系着国计民生，因而较易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自然也就人数众多。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周期，还是将这三个周期复杂化、系统化的熊彼得周期（Schumpeter cycle），或许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跟《货殖列传》的十二年周期比照——基钦周期可以对应三年一变（3×4＝12）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朱格拉周期可以对应十二年一轮的“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恰好可以对应不断循环的六十甲子（12×5＝60）。

周期可以看成一个生命体的盛衰过程，因此其长短就必然跟生命体本身的长度有关，《庄子·逍遥游》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与此同时，周期的长度也跟观察者的视野相关。就拿《史记》来说，《货殖列传》里提供的是经济周期，因为涉及投资收益，需要很快见到效果，故长度是十二年，而《天官书》涉及的是天学，周期则要长到五百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无论周期长短，对自己置身的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努力寻找以求解决现实问题，即便是天学周期，也无例外地要与人间的政治结合起来，更不用说直接相关的历史周期了。

现代关于历史周期最著名的讨论，出自黄炎培跟毛泽东1945年的窑洞谈话，载于前者著《延安归来》：“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应该思考过这问题，在当时的勃兴之势下，其回答也显得踌躇满志：“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无论怎样的周期，更不用说需要数百年才能总结出来的历史周期，最终能够被发现，一要能看过足够长的时间，一要有对历史的洞见，否则，很容易把某个时段的暂时起伏认作必然的周期，如同把整体的未济卦（）只取二爻（）或四爻（）而看成既济卦。人的一生毕竟有限，要看到足够长的时间，只尽形寿的百年显然不足，因此不得不借助前人的记忆——或许书写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值得珍视的经验。如果把时间拨回到西周，起码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殷商和可能的夏朝，已经留下了可供参考的较长时间段，而文献中的西周建国者，又有足够的睿智来发现其中的规律，于是，民族文化语言中就此留下了“殷鉴”这个词。《尚书·诏诰》所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所谓“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大不监”，其中的“监”正是“鉴”。《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恰好是这个词的来历。这面历史留下的镜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存在，只要不像童话里那样将之作为询问自己是否最美的魔镜，它应该会一直越磨越亮。

我很愿意相信，殷鉴是周人有意的智慧选择。其时，有文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文字也有能力记载一些最为重大的事，人从百年之身抽离出来，差不多有机会来回望这千年以上的历史经验。或许，自从殷鉴这一形象出现，中华民族才算真正开始了持续的自我总结。周之后，还另有一面著名的镜子，就是秦鉴，如贾谊《过秦论》所言：“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写文章的时候，贾谊大概太过年轻，心里还存着“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圆满念头，是不是正因如此，才引得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质实看，世间万物都不免“变化因时”，逃不脱无常的追踪。不用说秦鉴了，即便那个刚把殷作为镜鉴的周王朝，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先祖荣光，就已经被自身或后来者当作了另一面镜子。

二

《诗三百》变成《诗经》的汉代，经学大师早已在殷鉴之上又看过一遍周代的兴衰，认知更为细密周详。即如郑玄的《诗谱序》，就结合《诗经》的相关篇章，概略地描述了有周一代的盛衰：“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人肯替，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诗谱序》描述的是周代的宏观状况，自后稷直至春秋时的陈灵公，每一较长时期的兴废都给出了纲领性理由。不止如此，根据汉代经师的说法，几乎能把每首诗对应到历史的具体里去。就拿上面提到的变雅来说吧，《毛诗正义》将录诗原因和对应的君主一一罗列了出来：“《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于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余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

周的后代子孙，尤其是厉王、宣王和幽王，一改前期君主的勤谨无逸，表现出明显的逸豫迹象。其中的宣王，虽然受到的指责不少，但因曾有过短暂的中兴，并未被后世列为标志性的人物。至于厉王和幽王，后来几乎被等同于桀纣那样毫无德行的残暴之君，免不了众恶归焉，成为历史上反面镜鉴的典型。潘雨廷《诗说》给出了诗与史的相合之几：“雅有大小之辨。小雅明君臣相合之德，以至兄弟朋友之相助相辅。大雅盖明君德，君德贵乎祖德之积，父子一伦之基也。凡相合以正，是谓正小雅。君德以正，是谓正大雅。而或不正，变雅起焉。……夫正雅共四十篇，即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凡各分二节，第一节正小雅九篇，正大雅十一篇，当文武受命创业之象。第二节正小雅十三篇，正大雅七篇，当成王反风继命守业之象。成王之胤，世世承之，及七世孙厉王胡，竟失其所守，由厚民之家风，变成监谤而民劳。故召康公之后裔召穆公，作《民劳》以刺厉王，欲厉王之‘无纵诡随’，惜厉王不悟。乃自《民劳》起，为变大雅。”居于变大雅之首的，正是《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惽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小序谓：“《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繇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召穆公劝谏厉王，最著名的一件事，出自《国语·周语上》，也即教材中经常收入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文中所谓的“厉王虐”，应该就是笺中所言的种种乱象。周的后王已经失去先王那样开阔的自信，不能如《无逸》中那样容忍“小人怨汝詈汝”，也忘记了《酒诰》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教诲，厉王甚至于要防民之口，弄得国人道路以目，当然属于君德不正，而与之相关的《民劳》，也就被有意无意间放在了变大雅的首篇。

有点疑虑的是，前一首《卷阿》还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为何至此陡然而变？即便读经的人再鲁钝，也忍不住会问，由盛世转入衰世果然如此斩截，其间真的没有过渡可言吗？其实，《卷阿》的小序已经说到了警戒之义，“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不过，这警戒用的是和缓的方式，跟着诗的意思读下去，几乎会忘掉里面的担忧之情。后来的有心人思考得深入，竟从“来游来歌”立论，将盛世和衰世连接了起来：“张叔翘曰：‘《卷阿》虽盛世之诗，而游歌康娱之渐。故夫子序诗，《卷阿》之后，即继以《民劳》’，其旨深矣。”大可不必深究序诗的深意是否实有，只要清楚，所有从头到尾费心力来解释这些问题的人，都胸怀着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所有人，似乎跟他们都有无比紧密的关系。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心怀共同体的人，不只是浮泛潦草地担心共同体的未来，他们更知道那些最需要担心的切实问题。

三

《民劳》里的很多词，现在早已有了固定含义，不复当年的意思。就拿第一节的“小康”来说，本是稍得安顿之义，可在《礼记·礼运》里，这意思已经变化。相对于大同之世的“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小康差了那么一点点，“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较大同差一等的小康，对应的却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已经算得上人间理想不是吗？当然，小康还指家庭稍有资财，如鲁迅“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今更为人所知的意思，是国家层面的小康，内涵很具体，包括人均和总体的收入水平等。最后这意思的来处，应该是《礼运》，饱含着人们对安宁生活的期盼和怀想。

除此之外，“惠此中国”里的“中国”，现在也很容易让人误解。在《民劳》里，“中国”并非如古代常用的那样指中原地区，或如现在一样是指多民族融合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而是相对作为诸夏（周分封的诸侯国）的“四方”而言，指的是京师，也就是国都地区。现在广为人知的何尊，其上“宅兹中国”的铭文，是“中国”二字的最早出处，其义为定居在天下的中央区域，指的应该是周成王迁都的洛邑。如果不把古人看得太过盲目自大，这个中央区域可能并非指地域意义，而主要是宗教、政治、文化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