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

1

从寄宿的姑妈家出发，走东边“长江路”学校正门，或者走西边“东风路”侧门，都要绕好几个弯。

平时一边步行，一边看看沿途几座小工厂，一所没有围墙的“技校”，一些我估计一辈子也不会走进去的“街上人家”，倒也不会因为眼睛没地方搁而低头走闷路。

小城故事多，风景也不错。此外还有高音喇叭一路播放社论、新闻、小说联播、流行或不流行的戏曲音乐。且看、且听、且行，半路还会遇见X同学、Wu同学等，并不寂寞。

但如果出门太晚，或刮风下雨，身体不适，就有点嫌路远了。

最头痛的是，东西两条路分叉处乃本市第N中学学生早晨上学下午放学的必经之地。

该校教学质量和校风校纪出了名的差。据说男女同学一旦被录取，绝大多数就破罐子破摔。走在路上，他们也不消停，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三不知弄假成真，发生群体斗殴；碰到不相干的路人，也总喜欢撩拨几下。学生模样又明显不属于他们学校的陌生人如我，更容易成为骚扰挑衅的对象。这是姑妈和表哥们早就警告过的。

遇到这群人，我只能尽量表情沉静，若无其事，从他们中间穿越而过；或避其锋芒，站在那所“技校”的拐角处，等他们大部队过去了再走。

抱歉了，第N中学的同学，终究要殊途同归的我的同龄人们！你们肯定被某种唯成绩论唯分数论给污名化了，正如一旦戴上“好学生”的帽子，我们看自己或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也会被扭曲。然而当时我可不这么想，只觉得他们是个大麻烦，避之唯恐不及。

倒是有一条捷径，然而不常“走”。

原来姑妈家离“一中”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出门八九分钟便是“一中”后山上的围墙，翻过去就进了学校。这个秘密，Wu同学一年之后才向我透露。

当然要冒险。一则学校肯定反对这种穿穴逾垣之术，二则围墙沿后山山脊修建，从外边爬上去不难，但骑上围墙，才知道什么叫“上山容易下山难”了，原来围墙里乃是向下倾斜的山坡。围墙一人多高，山坡也还平缓，但二者相加，就十分陡峭了。弄得不巧，落地之后必定一个劲儿打滚，颇有眩晕之感。

即便年少无知，也还是觉得不甚安全，因此我和Wu同学若非确有急事，害怕迟到，这翻墙和打滚的壮举，也只能偶一为之。

2

历史上铜陵地区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潮。东晋义熙年间，许多山西流民涌入，在一度是铜陵县治所的顺安古镇（也是铜陵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定居下来。宋室南渡，许多家族“从龙”来到浙江，再四处播迁。我们“五松郜氏”就是这样来到铜陵的。“洪杨之乱”，铜陵是皖南受荼毒最深的几个地方之一，幸存的居民或逃到相对荒僻的江心洲避难，或远走他乡，沦为四处漂流的“棚民”。战乱平息后，地广人稀的铜陵又迎来新一波移民，逐渐构成如今所谓“本地居民”。1950年代初国家实施“一五计划”，大力建设铜官山矿区，天南海北的建设大军纷纷进驻，应该是铜陵地区最近一次移民潮了。

有此移民背景，不仅铜陵乡下“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的现象很明显，铜陵市城区亦复如此，“一中”校园更是一个方言习俗极其混杂的地方。1978年被设为整个地区唯一省属重点（也是当时最高学府）之后，“一中”的初中部依旧主要招收市区和工矿企业子弟，高中部则面向全市（县）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乡镇招生。教师既来自五湖四海，同学又是几十个乡镇应届初中毕业生的菁华，师生们汇聚在校园，必然随身携带各地方言与民风民俗。

都说“铜陵街上人”说普通话，实际上像教我们政治课的严老师那样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铜陵街上人”只能讲“铜陵本地口音的普通话”。何谓“铜陵本地口音”或“本地话”？这又是哪个能讲得清楚的哦！

我的家乡话是“安徽省铜陵县和平乡老圩话”。但“老圩”（学名“官庄圩”）方言也很混杂。离我们较远的几个村子，口音就两样。我的母语还夹杂了一些“老山里”的方言，因为母亲是从南面山区一个叫“泉栏”的山村远嫁到圩区。我在母亲的八个儿女中倒数第二，在我懂事之后，母亲的口音已经基本混同于“老圩话”了，但许多语汇还为她所独有。母亲没读过书，却实在是语言能力极强的人，我们兄弟姊妹从母亲嘴里学到不少“山里话”。

一直说着这种稀奇古怪的“老圩话”的我，到了“一中”之后，却突然神灵附体般说起“普通话”来了。这不仅令我本人大吃一惊，也让来自凤凰山铁矿的同桌复读生陈同学屡屡竖起大拇指。

其实这并不奇怪。我固然生来说方言，可毕竟一直在读书。中小学课堂上不管是否讲“普通话”，谁都知道书本是讲普通话不讲方言的。“背诵课文”时，你就必须讲普通话。

起初谁教我们普通话？首先当然是少数“撇腔”讲普通话的本地中小学老师；其次是高音喇叭和后来逐渐普及的收音机；此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普通话教师，就是从来不曾开口的语文课本，以及有限的课外读物。

在混杂而有序的母语环境中，除了闽粤等特殊方言区，大部分中国人，即便长期生活在某个封闭的方言区或“方言岛”上，突然开口说大致过关的普通话，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不是说外语。相反我倒不太能理解，少数年龄和经历跟我基本相同的朋友，为何一直坚持说方言或方言味极浓的“方言普通话”？你又不是影视剧里必须挑选特型演员来扮演的少数几个领袖人物！

来自其他各乡各镇的别的同学，这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比如我们一开始彼此打招呼，尽管各有各的口音，却并不妨碍交流，而旁边也确实没有“推广普通话”官员负责鉴别我们的普通话是否说得标准——

“你家在哪（读‘辣’音）块啊？”回答通常是——

神气地：“我大通和悦（读‘藿叶’）洲哦！”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是“荷叶洲”。

也很神气地：“我董家店的呵”，加塞的衬词“家”发近乎“个”的弱音，其实就是“董店”（铜陵县西南部紧挨“大通”的一个乡）。

更神气地：“我狮（子）山矿（上）哦！”加塞的“子”完全不发音，“矿”后之“上”则发拖长的重音。“狮子山矿区”跟铜陵市有段距离，但都是“非农业户口”，有理由神气一点。我后来读杜甫“致君尧舜上”，总会想到“狮子山矿上”之“上”。

或者将神气劲儿藏于自嘲的口气中：“我家就在噪音发源地‘黑沙河’呵！”市中心偏东的“黑沙河”早就填平为一条宽阔的马路，那里有全市最大的农贸市场。文理分班之前，物理老师说，“什么是‘噪音’？去黑沙河农贸市场转转就知道了！”

开口说话这道关，算是轻松闯过。

3

接下来就是服装这一关。似乎也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困难，更谈不上什么精神创伤了。

说来奇怪，我现在居然完全不记得在“一中”两年所穿的衣服了，却清楚地记得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着装。除了教我们语文课，一向不修边幅的“桐城派”鲍显然老师，“一中”老师们对于衣装都还是相当讲究的。严顺贤老师三七分的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夏天长短袖的白衬衫和西装裤都经过认真洗熨，春秋天一律中山装。冬天也穿中山装，不过换作加厚的粗花呢面料，另有一件同样神气的棕黑色呢大衣和更加神气的大围巾。一年四季黑皮鞋雷打不动，夏天偶尔穿西装短裤和同样黑色的皮凉鞋，配白色或灰色短袜。以严老师的着装为标准，其他老师稍加损益，也都自成风格。

有两点不可不记。首先至少在我读“一中”那两年，似乎没见过哪位老师穿西服。其次周学夫老师很少穿中山装，春秋天和冬季，他一般都穿松软整洁的对襟夹衣或对襟棉袄，跟严老师硬朗笔挺的中山装相映成趣。

我虽不记得自己具体穿过怎样的衣服，但家里毕竟只有一个人去“市里”念书，即使没有特别赶做什么新衣，至少也会让两位哥哥将他们最好的衣服贡献出来。自然不会是什么昂贵时新的面料，“土里吧唧”透着寒酸，那是肯定的。

乡下同学来城里读书，衣着上总要略微讲究一些。有些讲究透着家境的殷实，有些讲究则如我，反而暴露了寒酸和土气。

城里同学则分两类。一类很不讲究：吴同学军装掉色了，大小倒合身。许同学的军装特别宽大，盖过双手和屁股，他走路又很急，摇晃幅度挺大，颇有点“吴带生风”的意思。有几位城里同学的长裤，最后一段甚至是用不同颜色的布料接上去的，这在乡下也见所未见。

另一类就相当讲究，也很有些时髦了。若是军装，则务必合身如定制，或者经过精心修改，而且总要避免上下一色，即上衣可以是合身的草绿色军装，下身却必须穿面料款式时新的长裤和皮鞋。

1980年秋季开学之后不久，忽然流行一种比军装显得更加细密而透气的草绿色面料的长裤，男女两款都有，裤脚还增加了一段朝外翻卷的装饰性设计，但没过多久，这一款时装也很快落伍了。

这以后的花样翻新，不可胜记，但不管男女同学，奇装异服是绝对不允许的。少数几个男同学的长裤稍微屁股包紧，在班主任吕老师严厉的目光扫视下，都十分局促，似乎既想炫耀，又不得不有所遮盖。

有位爱梳童花头的女生F同学，身量适中，体态丰腴，步履轻盈，按后来的标准应该就是比较健美吧，她确实穿过典型的上紧下宽的“大喇叭裤”。当她作为课代表，绕着课桌，在教室里婀娜多姿地走来走去，分发课程小测试试卷时，不知不觉牵引了许多男生的目光。然而任课老师接二连三严厉的咳嗽声不啻当场揭破了弥漫于教室的某种公开秘密。男生们羞愧地收回视线，这位女生那件土黄色灯芯绒面料的“大喇叭裤”也昙花一现，她不久便改穿有“喇叭”之意却无“喇叭”之形的“直筒裤”了。

至于卷烫头发、修眉画脸之类，则绝不允许，然而像女同学X那样素面朝天，也无法掩盖其天生丽质，胜过任何化妆，这自然就不存在允许不允许的问题了。

我很怀念那个时代同学们朴实无华而又略有一点时尚追求的衣着打扮。那是一种充满新旧交替的张力却注定转瞬即逝的清纯之美。

4

紧张的高中两年，除了有一次班主任组织我们集体游览“天井湖公园”（在铜陵市和铜陵县之间），印象特别深刻，此外还有没有别的“课外活动”，完全记不得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天天埋头读书、复习、做作业。高考分数出来后，《铜陵日报》有一篇对我这个当年本地区文科“状元”的报道，侧重渲染我如何“知难而进，从不气馁”，坚持“早晚复习法”“系统复习法”，甚至“每年放寒、暑假回家，都集中时间，进行突击学习”，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有相当大的出入。

也许读者诸君不会相信，我在课余时间其实很少学习，尤其不会“突击学习”。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当时记忆力确实好，只要眼睛专注地盯着书本，就会发生“虹吸现象”，书本知识似乎可以自动输入大脑。除了“老大难”的英语，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凡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基本上都能当场吸收，且能牢牢掌握。回家再煞有介事地“炒冷饭”，实在不必。

其二，周一到周五放学之后以及周末两天，我在姑妈家除了偶尔念一下永远也念不完更念不准的英语课文，大部分时间却和读书无关。或者，同姑妈一起侍弄附近几片小菜园；或者，跟在两位表哥后面去定点粮店买“大米”（城里人硬要称乡下的“米”为“大米”）；偶尔拉着小平板车到某个相当远的地方买煤，运煤，回来制作煤球；其余时间在附近小街或山路上瞎转悠，或者跟姑父、姑妈和两位表哥（表妹当时还小）谈闲天，很快也就打发了。

当然更多的时间，还是独自沉浸于对老家“小圩”“老圩”以及家人亲友或过去同学的遐想与怀念中。尤其放学回家，快走到姑妈家时，照例总是看不到母亲习惯性地在自家后门口屋檐下的等候与张望，很长一段时间也确实不能适应。

并非没有娱乐，比如看电影。

进城之前，在乡下只能看公社放映队巡回放映的“露天电影”。进城之后才知道，还可以在“电影院”看电影。但我没零花钱买电影票，也不可能一个人偷偷去电影院瞎玩。

突然有一天，大表哥带我去“东风路”上距离较远的“长江剧院”看了场电影，是悲壮而凄美的《刑场上的婚礼》。巨大的彩色宽银幕清晰到可以看清楚演员脸部的毛孔，极具冲击力，果然不同于乡下的“露天电影”。

大表哥告诉我，之所以带我来“长江剧院”看电影，是因为他们家以前就住在这个剧院附近的“露采（露天采矿）新村”，而且不久前他有个同学的哥哥接连看了十三场《刘三姐》，最后发疯了。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如何能用“而且”联系起来？大表哥此举可能带有某种怀旧和感伤的意味吧，但对我或许也是一种警示：任何好电影，你都不能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