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遇陈钧德

我一直不能明白的是：他在画布上的颜色为什么会动甚至发出微声呢？虽然一直不能破解，但还是希望把他的画挂进精神病院——他不是梵高，需要被治疗，相反，我相信他的画具有疗效。鲜活的和谐的色彩之美难道不能破除病患者心灵的昏暗雾障吗？

这位著名的油画家（亦称色彩大师）的离世使我们失去了进一步亲近、了解他的可能。陈钧德先生曾对我说“我不喜欢用文字解释，让画自己说话”，那么，恭敬不如从命，喜欢陈先生的画，多看就是。

陈钧德先生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比不上某些画家，但界内同行对他的尊敬几乎众口皆碑，难怪报人丁曦林尊称他为“艺术隐士”，其实，在他生前生后，已有不少相关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和评说。比如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早在1983年就说过：“陈钧德有塞尚的永久实在性而无塞尚的重郁;有梵高的热力震颤而无梵高的悲怆;有马蒂斯的单纯明快而无马蒂斯的温情……自有东方文化的情趣，自有他个人的人格，终于，他成为他自己。” 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闵希文则在1987年言道：“陈钧德神经质的性格使他的心灵又如稚拙天真的儿童，没一点成见地去察看这个世界。什么透视、解剖、色彩等艺术规律全被抛弃，一切为我所用，敞开自己的胸怀去拥抱大自然的赐予。所以每当我们站在他的画前，都会由衷地产生一种磁石般的吸力，给心灵以升华，引来美的享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撰文叹道：“他的作品不论人体还是静物或风景，也不论是即兴写生还是经过酝酿的创作，都以情和意见长，笔线粗犷而柔和，物象夸张、变形而有度，色彩鲜丽而不艳，有令人回味的色彩交响，有如音乐似的调性，画面细节精妙纷呈而整体感强，尤以充盈着的流动感和气韵感人。”

因为篇幅所限，我不能一一列举许多名家、权威的评说，我庆幸在结识陈钧德先生之后甚至在他离世之后才看到这些评论，否则很可能在结识一位大师时因敬畏而产生情感距离和交流障碍。

应该承认，专家们确实能起到一个指导作用，至少对于我这样的仰慕者来说，可以借此运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陈钧德先生的画作。但从我个人而言，之所以热爱他的绘画说到底还是个人爱好，甚至可以借用民间的缘分之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的梦话，有谁会顶真地追究呢？

其实我认识陈钧德先生的时间并不长，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大约在2010年左右，那是上海文史馆在上海图书馆的一场书画展，参展者都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好画好字不少，我不停地赞叹，在某一幅山水画前我却哑口了，它完全有别于我见过的风景油画，在大同小异的字画环境里，它的独特如同一个梦境。忘了画名了，只记得当时的直感，太美了，美得玄幻，然而稳固，画面有沉甸甸之感，仿佛可以用斤两计算，但又分明与那种将油彩堆砌在画布上的画法不同，它是颜色本身放射出来的魅力。我的心充满了新鲜感、兴奋感，记得临出门时，忍不住踅身重新回到这幅画前，又看了几眼，并牢牢记住了简单的介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钧德。

不久，我和一朋友聊天，说如果能拜陈钧德先生为师多好啊。她说不可能，不要说学画，你想见他都难，他的孤傲清高出了名。

我就息了妄念，连见一面得个一言半句的念头也不再有。没想到2014年的某一天，上海文史馆请我去采写陈钧德先生。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呢？我感到了惊喜。去之前看了他们给我的简介，上面的照片让我一下想起来了，自己曾经见过他一次，那时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他从主干道向右拐，我正对面走向红楼东侧的小路，忘了他穿着怎样的服装了，却清楚地记着他戴着一顶浅银灰的渔夫帽，不知为什么，那圆圆的帽围在我眼里竟然显出一种棱角，几乎可称方形帽，方形帽下的脸膛特别白皙，神色却勇毅果决。他的步伐好像被某种精神力量驱使，坚定、利索，像两根弹簧木条前弹后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气质太与众不同了！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老师，以后也没见过，但这一眼却印象深刻，以至于一看到照片就跳出了一个充满自信、眼光旁若无人的形象。再看几幅画作，都透着初见时的直感，那就是一种从心中喷发的色彩力度和气势。人与画确实可以互为印证。

永远难忘进入陈钧德画室的那个刹那，门一推开，极轻微却富有激情的声音就在头顶骤然而起，如滚动的月光中隐着还未消逝的闪电，与此同时，墙面飞出一片鲜亮的色彩，明亮而和煦，它们完全是活生生的，脱离了画框的制约，半通透的色块和线条竟在我眼前舞动，我甚至感受到它们拂面而过的轻触感。我看到的不是平面的五彩缤纷，而是多层次的立体花界，如万花筒一样迅捷地变化着。恍惚间，主人的身影也被色彩遮挡了，他面目不清，只是个隐约的影子。我从未遇到这样的情景，一时处于大脑缺氧的状态，愣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刹那色彩归位，细微的声音也寂然泯去。他手拿一把刮刀，和蔼地对我和编辑张鑫说：请进，不用脱鞋。眼前的形象和过去擦肩而过的印象叠加在一起，他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眸深处却隐着一丝锐气。

一进屋我的视线就撞到了满屋子的画。第一眼，西方风格，再一看，东方韵致，还想细品，不敢了，喜寿之年的陈先生身上有着不亚于年轻人的气息，他的举止不经意间透出对于时间的珍惜。果然，趁着我们翻看几本画册的间隙，他悄悄地回到隔壁画室，我赶紧跟过去，只见他站在画架前，握着调色刀在那幅油画上拉了一笔。这是一幅山林画，底线勾勒有好几种颜色，比如山岭是蓝色的线条，树是红色的线条，前景的树甚至可以说不是线条，是块，长形红块。见我颇感兴趣地观画，他有些歉意地解释，说自己一画画就忘记了一切。

我们在这幅起草不久的大画前留影（它就是后来在刘海粟美术馆文献展中露面的大型山林油画《未完成作品》），他退到门口，脸上带笑，耐心地等着我们轮流拍照，他的笑容让我完全放松下来，我自然地向陈老师称谢（原本是准备和张鑫一样尊称他为先生的），或许潜意识在起作用，好像如此便能确认一种师生关系，至少在我这里，“老师”比“先生”之称更见亲近。

第二次我单独去采访，去的前一晚做了一梦：一张桌面上放着一碗白米粥，碗中等大小，边沿两道深蓝色（非常眼熟，是小时候用的蓝边碗）。有陈老师的声音“我请你吃粥，粥有营养”。又听见吱吱声，看到玻璃幕墙里有几只极小的鼠婴儿，慌乱地窜动……

那次采访毕已到午饭时间，陈老师请我去附近一家中型酒店吃饭，在餐桌前坐下，他说，“我请你吃粥，粥有营养。”我一怔，怎么跟梦中的话一字不差？他继续说道，“这家人粥烧得好，有各种样式，你看看吃哪一种？”说着递上桌上的食谱。我忍不住笑了，“昨晚我梦见陈老师请我吃粥，果然今天请我吃粥。”陈老师的表情顿时有些无措，“哦，你不喜欢吃粥？我给你另外叫饭，多叫几个菜。”我忙说，“不用不用我好久没吃粥了，就白米粥，和陈老师一起吃粥很开心。”梦中的碗端上来了，中等大，两道湛蓝边。白米粥盛在里面，既古典朴素，又清新简洁。他怕我吃不饱，又叫了几碟点心，让我感受到一点生活中的艺术气息。

我们边吃边谈，一开始还是谈论他的画，他说《云林山水》系列画得最多，上海的街景也永远画不够。渐渐地，话题分散了，当他说到和一个前辈去见另一个前辈时，门一推开，他看见……我惊愕地停住了筷子，因为他的叙述里出现了有关老鼠的情节。陈老师察觉了，但他似乎对梦境并无兴趣，也许在他看来，梦与现实是两回事，之所以有时重叠也只是凑巧罢了。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在我的感觉里，他完全不语怪力乱神，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流露对别的画家的某些看法。当时我没有意识更没有深思为什么军人作风的陈老师会在后期画出带有梦幻色彩的作品？

那年我写出初稿后，相关工作人员征求他意见。陈老师给我打电话，在表示了谢意后说：“你前面写的侠气好（沪语非常好之意），没有套路，一看就是杨育明特色（他初次和我通话记错我姓），而非他人所写，但结尾部分一看就是按别人要求所写，或者是害怕我陈钧德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我也从来不动人家一个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表达，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劝你，以后如果有人再请你写什么，只要他们违背你的内心，不要替他们写。”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采访对象，坦率得令人惊讶。由于自己的采写能力不够，专业知识又缺乏，面对陈老师丰富的绘画世界，我都不知从何下手，跑了好几次，思路还是杂乱。感恩陈老师的宽容，他对我一直很平等，称我学友，对我的提问很尊重，我问他答，完全不作引导。他肯定看出我紧张的窘迫状了，每当我黔驴技穷时，他就会指着某幅画说几句绘制当时的场景，借此让我放松下来。

其实他完全可以从三个阶段来概括自己的艺术轨迹。比如第一个被人称为早期印象主义阶段，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作为大学生的他是如何师从闵希文、颜文樑、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的，在人格和画风上是如何受到他们影响的，是如何发奋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精髓，又是如何研究西方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最终跳出来形成自己风格的。而被称为中期的第二个阶段，即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如何被云南红土地绿树林的强烈对比色震撼；如何被中国古朴庄严的石窟造像所迷倒，以至没日没夜地写生；如何在巴黎驻足的日月里被大师们的绘画感动，却又在西方的建筑和风景题材中流动出自然的东方意韵的。他完全可以挑选相关画作给我举证。更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他和我谈论最多的《山林云水系列》，“具象有终，意象无涯。浩瀚大千，豁然贯之。于混沌悟彻明光，汇万趣融其神思。艺道何其崎岖，彼岸更其遥远。不求希望，只因爱恋，尽情劳作，赤诚耕耘……”这不仅仅是他的文字表述，也是他的实践，他用画作一步步地实现了年轻时的情怀——“我想亲吻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他完全不用谦虚，只要如实地介绍自己怎样开创很难超越的一代画风就好。

当然，他也可以从色彩主题谈起，比如是怎样找到迷白手法的，是如何让油画亮起来的，为什么上海的梧桐树是柠檬黄而树阴是紫粉红的等等;或者从他的山林云水、花果、人体、街景、乡村系列谈起，它们各自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或者从他认为的最值得谈的方面谈起。这些都可以让我的采访有的放矢，可是他偏偏没有这样做。他是陈钧德呀，他说过，在绘画上要做陈钧德第一，而不是某某大师第二。其余的事，无所谓。都无所谓了，还在乎别人怎么写自己吗？他当然不会急吼吼地来引导甚至要求我了。

某一天突然想起陈老师的话——“我没有包袱，从零开始”，“我画画从不七想八想，想得越多，名利心越重，画画就是画画”。这是一种心无挂碍的状态，我由此一下松了，一松就无所顾忌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被我毫不痛惜地删掉了，我尝到了类似陈老师撕毁画作时自我否定的滋味，尽管它们断断续续地花费了我半年多的时间。

说到画家难免会提到画展，网上可以搜到他国内国外至少二十五次画展信息了。最早的一次是1953年中国中学为他举办的《绘画习作展》，一个中学生能举办个展也很值得骄傲了。我决定挑选六个画展谈开去，可以借此涉及一些互相勾连的内容，这样可以自由一些：

一、“上海12人画展”，时间为1979年。陈老师参展的作品并不是二十年探索中走得最为极端的现代主义作品，只是一些带有印象主义风格的风景，即便如此，他的《曾有普希金像的街道》还是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他当年的成名作，它也成了中国美术史反复提及的话题。它那么浪漫，是一片灵动的色彩的乐园，充满了坦荡、温柔、纯真之感，连太阳光也是活泼泼的。人们从这幅画里看到了一种对于精神家园的寄托，也对这种格调产生了共鸣。此时，八五美术新潮尚未涌起，陈老师以他独特的格调走在了前面，他的画一面世就被国人广泛喜爱并接受了。

对这幅画他有自己的诠释，“精神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有个物才能证明，有没有普希金像都是一样的。要倾听心底的声音，观内心光明。不在乎过去是什么样子，不在乎现在有没有普希金像，你看月亮下的街道，欲沉的夕阳，那种诗意与有普希金像的街道是一脉相承的。”很幸运能亲耳聆听他的教导，也有幸得到师母罗兆莲相助，让我看到了他的部分日记，比如这一段：“八月二十日，星期六，晴，进入初秋，孩子和兆莲均发气喘，文文的咳嗽也没见好，这孩子肺部曾有病，最近气喘也发了。上午徘徊在岳阳路三角园地周围，对普希金铜像时代的怀念又油然而生，这或许是自己又想到了自己金色的童年和少年。我想表现这种感情。勾画了速写……”由此看到，一幅有感染力的画作，往往含有一种情结，在动笔之前，情绪已先饱满了。在这幅画里，没有普希金像，却有“童年”“少年”的金色回忆，而这回忆又是对家人怜爱引发的柔软之情所不知不觉化开的一种精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