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时圣哲经行迹

一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加尔各答成为前线，中、英结为联盟，中国“远征军”进入印度，建了训练基地，不久美军也来到这个基地。大批中国人来到这里，原本略显冷清的加尔各答变得熙熙攘攘，中文《印度日报》社长忙于应酬，编辑部由金克木唱独角戏，“我不能适应热闹环境，便到佛教圣地鹿野苑去过半出家人的清静生活”。

鹿野苑乃释迦初转法轮之地，有佛教习惯流传，金克木便住在不收费用的“法舍”里，“每天在太阳西下时赶到中国庙的‘香积厨’里独自吃下中午剩的菜饭，再出庙门便看到‘摩诃菩提会’建的‘根本香寺’前面大路上有‘过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结伴奔走”。这结伴奔走的方式，叫做“经行”。“古时释迦佛带着弟子罗汉菩萨的‘经行’原来不是中国魏晋风流人物的‘行散’。中国古名士吃五石散求长生以致全身发燥，不得不宽袍大袖缓缓走动。样子飘飘欲仙，其实是要解除药性引起的烦躁。‘经行’是印度人所习惯的运动，不是治病，更非闲散，乃是大步流星仿佛竞走。”

金克木加入其中，随着走来走去，以至养成了习惯，“‘散’起步来不由自主便紧张移动两腿，毫无悠闲气派”。金克木穿行其中，想来是开心的，因为时常陪着饱学的老师，“住在鹿野苑的憍赏弥老居士也遵守同样的戒律习惯，到傍晚就拿起杖来上大路。我经常陪着他走”。有时还有奇遇，比如一位从斯里兰卡来的大学者，深通梵文和巴利经典，经行时，这大学者“在路上便宣讲了两句说梵文古诗优美无比的话，随即高声咏诗，唱的调子和印度的大致一样。我一听，原来是迦梨陀娑的名诗。这一节是开头，我也会背，就跟着和起来。我们两人一唱一和，声震空荡荡的原野”。

在鹿野苑当然不只是吃饭和经行，照《自撰火化铭》的说法，是“住香客房，与僧徒伍，食寺庙斋，披阅碛砂全藏，比拟梵典，乃生超尘拔俗之想”。《谈谈汉译佛教文献》里提到这段往事：“我住在印度的佛教圣地鹿野苑的招待香客的‘法舍’里。那地方是乡下，有两座佛教庙宇，一座耆那教庙宇，一所博物馆，一处古塔的遗址和一段有阿育王铭刻的石柱，还有一个图书室。这图书室里有一部影印的碛砂板佛教藏经，我发现这几乎无人过问的书以后，就动手在满是尘土的一间小屋子里整理，同时也就一部一部翻阅。这只能叫做翻阅，因为我当时读书不求甚解，而且掉在印度古语的深渊中不能自拔，顾不上细读这浩瀚而难懂的古代汉译典籍。”

虽说顾不上细读，可“也随手作了一点笔记，取名为《鹿苑读藏记》，当然不过是记给自己看的”。写《谈谈汉译佛教文献》时，金克木说，“前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早已扔在一边的所谓《鹿苑读藏记》也随同其他故纸一起，被我像送瘟神一样送掉了。”

但既然禁不住又要说，甚至有些时不我待的感觉，那是不是有可能，在回顾读汉译佛典的过程中，金克木发现了什么非常关键的问题？怀揣着秘密容易寝食难安，便要设法将之传递出去。这秘密会是什么呢？

二

在《显白的教诲》中，列奥·施特劳斯说：“迟至18世纪最后三十余年，有人尚持这样的观点，即所有古代哲人都曾在其显白教诲（Exoteric Teaching）和隐微教诲（Esoteric Teaching）之间做出区分。”显白的（Exoteric）即外部的、对外的意思，隐微的（Esoteric）即内部的、对内的。施特劳斯不忘提醒，“尽管判断文献资源中是否以及何时开始区分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是古典学学者的事情，不过判断这个区分本身是否重要，则是哲人的事情”。

这一区分推求起来非常复杂，起码牵扯到社会对写作者的压力和写作者对阅读者的挑选。挑最简单的说，是提示我们，读经典时须留意字里行间的意味，不要轻易错失写作者精心传递的信息。稍有一些让人犹豫的是，如此精心区分的显白与隐微教诲，会让阅读在部分意义上变成思维游戏，无论读得怎样仔细，都可能会错失文章原本想传达的意思——一个人费尽心思藏起来的东西，可能另外的许多人都无法找到。如果这个犹豫成立，那么金克木《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中提到的相似问题，就非常值得注意。

文章中，金克木谈到，汉译佛典是长期积累发展的，有各种不同内容的复杂文献，译文也不是同时、地、人所出，但数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据支那内学院一九四五年《精刻大藏经目录》统计，连‘疑伪’在内，有1494部，5735卷;如果把秘密部的‘仪轨’咒语等除开不算（一般人不懂这些），就只有1094部，5046卷。欧阳竟无一九四〇年为‘精刻大藏经’写的《缘起》中说，除去重译，只算单译，经、律、论、密四部共只有4650卷。这比二十四史的三千多卷只多一半，并不比我国的经、史、子（除释、道外）的任何一部更繁，更比不上‘汗牛充栋’的集部了。”

这些文献都是后起的，“历史和传说也是说佛去世以后佛教徒才开几次大会‘结集’经典，那么，这些打着佛教标记的文献当然与佛教教会（佛教叫‘僧伽’，意译是‘和合众’）密切有关”。既然主要跟教会有关，文献就显然分为两类，“一是对外宣传品，一是内部读物。（这只是就近取譬，借今喻古，以便了解;今古不同，幸勿误会。）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这也许是我的谬论，也许是读古书诀窍之一。古人知而不言，因为大家知道，我则泄露一下天机。古人著书差不多都是心目中有一定范围的读者的。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

上面的意思，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不就是“所有古代哲人都曾在其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之间做出区分”？但金克木的说法，是不是因为具体而更朴实明晰，也就避免了因过于精心而来的刻意？金克木作了一个对比，“远如《易经》，当然最初只是给卜筮者用的，《说卦》《序卦》也不是为普通人作的。近如《圣谕广训》……这可谓普及老百姓之书了。然而皇帝和贵族大臣们自己并不听那一套皇帝‘圣谕’，也不准备实行，那些是向黎民百姓‘外销’的。这大概是封建社会里的通常现象，中国印度皆然”。

不止上面提到的两种，在其他文章里，金克木提到过不同原因形成的内外之别。比如，恍兮惚兮的《老子》和咬嚼形名的《公孙龙子》，里面都有非常实在的内容，“不过可能是口传，而记下来的就有骨无肉了”。比如，看起来平实的《论语》，因为“是传授门人弟子的内部读物，不像是对外宣传品，许多口头讲授的话都省略了;因此，书中意义常不明白”。就连术数类的卜卦，也需要人传授“书上含糊过去的诀窍”，否则绝难贯通。上面引文中的“传之其人”，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要藏的当然是《史记》，要传的，应该是那个有耳能听的人。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中对内、对外的区分，主要是针对汉译佛教书籍。先谈的是“经”：“佛教文献中的‘经’，大多是为宣传和推广用的。《阿弥陀经》宣传‘极乐世界’，《妙法莲花经》大吹‘法螺’，其中的《普门品》宣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都明显是为扩大宣传吸收信徒用的。还有丛书式的四《阿含》经、《大集经》《宝积经》，甚至《华严经》《般若经》也大部分似对内，实对外。还有‘内销’转‘外销’的，如《心经》（全名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本来是提要式的口诀，连‘十二缘生’都只提头尾两个，可见是给内部自用的;大概因为其中说了‘度一切苦厄’和‘能除一切苦’，又有神秘的咒语，便成为到处配乐吟唱应用的经文，也用来超度死人和为早晚做佛事之用了。此外，许多讲佛祖传记和‘譬喻’故事的，包括著名的《百喻经》，都是对外宣传品。”

“内部读物”，首先是“律”。“各派自有戒律，本是不许未受戒者知道的。原来只有些条文（‘戒本’），其他应是靠口传，不对外的。可是有些派别的戒律也都译出来了。晋朝的法显和唐朝的义净还‘愤经律残缺’，远赴西天，又求来两派的。一个得来《摩诃僧祗律》，一个得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加上另两派的《四分律》《五分律》，以及《十诵律》，都是几十卷的巨著，不但有律文，还有案例。……这类‘不得外传’的书对于现在喜欢文学和历史的读者当然很有意思，可是其中有的部分仿佛是‘暴露文学’，确实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记述佛教内部分裂成为一些山头派别的，除律中的‘破僧’事以外，还有《异部宗轮论》（另有两译），也不会是给外人看的。”

“内部读物”的另一部分，是“论”。“算在‘论’里的一些理论专著，有的实是词典，如《阿毗达摩集论》，或百科全书，如《阿毗达摩俱舍论》。‘俱舍’就是库藏，现代印度语中这词就指词典。有的是以注疏形式出现的百科全书，如《大智度论》。有的是本派理论全集，如《瑜伽师地论》。还有类似这两种的，如《发智论》和《大毗婆沙论》。有的是理论专著或口诀，如《解脱道论》（巴利语本为《清净道论》）及《辩中边论》《唯识三十论》《因明入正理论》。有的是内部辩论专著，如《中论》《百论》。有的是专题论文，如《观所缘缘论》。还有两部不属佛教的理论书，《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更是供佛教徒内部参考了。这些都是有一定范围的读者对象的。著书的目的本不是为普及，所以满纸术语、公式，争论的问题往往外人看不出所以然。‘预流’的内行心里明白，‘未入流’的外行莫名其妙。”

佛教文献一般分“经”“律”“论”三藏，以上所言，大体已明。另有一种文本，则是秘密部的经咒，“本身当然是对内的，而应用却往往对外，借以壮大声势，提高神秘莫测的地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只供应内部的书，包括以上所说各类，其内容都是不便对外人说的”。写到这里，金克木忽然欲言又止，不知道这是不是施特劳斯所说的哲人的审慎——“我不敢说知道，自以为知道的也不敢对外说;‘内外有别’，说出来怕会招致‘内外夹攻’，何苦来呢？真想知道的自会硬着头皮往里钻，不致无门可入，用不着我多嘴。”有趣的是，这审慎里仍然透露出些许消息，悄悄指导了这类文献的阅读方式，有心人大概不难琢磨出其中包含的“隐微教诲”。

结合“对内”“对外”，金克木提示注意佛教文献的修行特征。“佛教理论同其他宗教的理论一样，不是尚空谈的，是讲修行的，很多理论与修行实践有关。当然这都是内部学习，不是对外宣传的。在‘律’中不但讲教派历史，讲组织纪律，还为修道人讲医药。还有用心理方法治疗精神病的《治禅病秘要经》之类，以及一些治病和驱鬼的咒语。这些都是在山林中修道所必需的。当然治病咒语也可对外。”或者不妨说，佛教“修行”讲求实际效果，跟《老子》和《公孙龙子》里“实在的内容”相应，也与施特劳斯强调的“政治哲学”有关，都是理论不曾脱离的“实”的一种。有了这种实，“对内”“对外”才是有益的自然区分，而不是虚张声势的胡乱标榜。

三

谈对内、对外也好，讲修行、求实际也罢，金克木指出这些，并非要把人引入信仰，而是让非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研究者也能对佛教典籍略知一二，因此主要谈的是如何入门。《谈谈汉译佛教文献》提到了编目问题：“无论为教内或教外，应当有一个经过整理的编目，删芜，去复，分门，别类，标明所崇佛或菩萨的教派，分出各主要哲学体系，不受宗派成见束缚，指出其内容要点，说明各书间关系，列举已刊或待刊的原本或同类的原书以及各种语言的译本。那样一来，全部文献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了。”

1983年，金克木把关于编目问题的思考写成《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提出从比较文化角度着眼，不脱离宗教实际，能为一般读者阅读的汉译佛典整理方式，对编目、分类、解题、校注各有说明。其中分类拟十类分法，解题建议分简繁两种。“像明朝智旭的《阅藏知律》和日本小野玄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那样的题解不需要重作了。那是‘属内’的，是给懂行的（或说‘受戒者’）看的。现在要有‘属外’的做法。……解题不是提要，想知道内容可以查《阅藏知津》。难在要从各类中找出互相关联的体系，分别发现其中主要典籍，提纲挈领，有详有略，而不是逐本书地去讲解，因此这是最难的一步工作。这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编目思路既定，汉译佛典整体情形已现。意犹未尽，1986年，金克木又写了《怎样读汉译佛典——略介鸠摩罗什兼谈文体》。文章提到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科学研究总是割裂进行的，是在原子论和系统论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又分析又综合的。这是一种方式。另有一种方式是我们用得最多而习以为常不觉得可以也是科学方法的。我们从来不可能同时仅由感觉知道一件东西或一个人的全面、全部。一间屋子、一个人，我们看到这面就看不到那面。我们又不是将里里外外四方八面都考察到了然后综合起来才认识这间房子或者这个人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房子和人的认识。以偏概全固然不可，由偏知全却是我们天天在做的”。从了解文化着眼，便不得不试着由偏知全，如此，读书才既能“胸有成竹”，又能“目无全牛”，还能“小中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