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与穆旦

一

一九四六年六月号的伦敦《生平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杂志上，很意外地发表了王佐良的一篇以英文撰写的评论《一个中国诗人》，向英语世界推介来自中国昆明、特别是西南联大的新诗人穆旦的人生与诗作。在评论穆旦的诗歌作品前，王佐良介绍了联大的诗人们如饥似渴阅读艾略特和奥登的境况，“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当物质贫窭、精神丰盈的联大青年诗人读完两位当红英语诗人的作品，读者完全可以想象接下来的这一幕：“在许多个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青年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此种才情勃发的争鸣场面，在经历过后朦胧诗思潮的当代中国诗人眼里，是何等的熟悉。

在一九四五年结束的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英三国为同盟国，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在东方的缅甸战场，这三个国家还有一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荣历史，或许正因为这样，面对西方读者，王佐良首先想到了一九四二年中国远征军赴缅参战军事失利后惨绝人寰的那场大撤退，借着转述这个记忆犹新的大事件，他向西方世界隆重推出了翻越野人山时一位死里逃生的中国诗人：

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这样的叙述显然符合杂志社行文关于Life的要求。此文的中文文本附录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穆旦诗集》。大多数穆旦诗歌的读者第一次从中知道了诗人的传奇经历。穆旦很少讲述野人山经历，外界对这段历史也并不了解，长期以来，诗人的传奇，外界也只靠了王佐良的这次转述才略知一二，但这样的转述又何其简略。

这里有几个疑问：Life and Letters是一本怎样的杂志？按字面的意思，大概是一本评述一个人（作家或艺术家）生平与作品的杂志。其文学的品质又如何？由于资料的阙如，我们至今也无从判断，只知道它数度更名，有一阵子叫做Life and Letters Today。而一个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王佐良会把文章不远万里投寄到伦敦，是杂志社的约稿吗？显然不是。其时，根据王佐良自述，他已有诗歌在这家杂志发表，但此时他学者的知名度尚未建立;至于评论的对象穆旦，不用说在英语世界，即使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根本名不见经传。穆旦只在联大这样的学院里才稍稍获得了一点承认，其知名度不出当年联大的文学圈。

《一个中国诗人》在伦敦发表，也可以看出联大诗人们的国际眼光，这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被评论者，都是值得划一道标注线的。此文的撰写与发表，细细地追究，都跟外文系倡导的英文原文阅读有关，进一步地说，还跟联大外文系的授课老师有关。

我们不得不说到穆旦和王佐良共同的老师叶公超和威廉·燕卜荪。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伦敦的这家杂志就发表过卞之琳的短篇小说《红裤子》，英译者正是叶公超。王佐良在晚年撰写的一篇回忆卞之琳的文章中说到，当年的联大课堂上，叶公超向他们介绍过这篇小说，且曾将它推介给他们阅读。当然，推荐给Life and Letters杂志发表的人，根据卞之琳自己的回忆，是叶公超的好友燕卜荪。显然，燕卜荪熟悉伦敦的文学圈。我们从最近出版的《燕卜荪传》知道，燕卜荪本人就有诗歌在这家杂志社发表。一九三七年冬，一首透露燕卜荪本人在日本的私生活的诗《晨歌》发表在《今日生活与书信》（Life and Letters Today）。第二年的七月份，燕卜荪还给这家杂志的编辑罗伯特·赫林通信抱怨诗歌发表给他带来的空虚，可见他与杂志社的关系相当不错。揆之以常理，如同当年推荐发表叶公超的英译小说一样，王佐良的诗和这篇短论能够在伦敦的这家杂志（一九四六年，王佐良诗在另一家杂志the London Mercury上还有诗三首发表）刊出，推想一下，不外乎老师威廉·燕卜荪从中牵的线。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特别强调穆旦不愿意讲述自己对日作战的经历，“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看来，《一个中国诗人》转述的野人山经历是穆旦被朋友们逼着说出来的。穆旦为什么不愿意说，或者说如此勉强地“说了一点”，这是有原因的，说白了，诗人看到了太多的死亡，这是身在后方的人们所无从想象的。时间一长，穆旦亲历的这种活生生的大面积的死亡已经成为他记忆的一个负担，如果再把它当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坏气味”来讲述，那多少会显得没心没肺。再说，触动这样的记忆终究是痛苦的。王佐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穆旦和王佐良共同的老师吴宓显然有着不同的记录。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穆旦中学同学吕泳家宴，给刚刚从印度蓝姆伽归来的诗人洗尘接风。吕泳、张允宜夫妇同时叫上了吴宓和外文系同学李赋宁作陪。当天，吴宓日记有记：

晚6—12偕宁赴吕泳、张允宜夫妇请宴于其寓，陪查良铮。铮述从军所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吴宓：《吴宓日记》第9册（1943—1945），三联书店，1999年，第16页。）

从“陪查良铮”这句话可知，这个晚上，穆旦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穆旦带着生死传奇回到昆明，席间，大家听他详述从军的经历。这一顿饭，从晚上六点钟一直吃到深夜十二点，时间之长，在吴宓隔三岔五的饭局中绝无仅有的。整整六个小时，一席人似乎只在听穆旦讲述战地见闻。吴宓日记里的这个“详”字，可知穆旦讲述的丰富，这在从军归来的他是不吐不快。很可惜，吴宓在用了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两个带感情的词汇之后，再没有其他记录，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吴宓日记，事无巨细，通常都秉笔实录，细碎到连吃饭几块钱都会记录在册，这次，居然以一个他平素极少用的省略号给省略了。这个省略号，我们猜想那天吴宓归寝已晚，匆匆记一笔后就入睡了。省略号很可能是他日后试图补述的一个符号，但他终究没有补记，如此就错失了穆旦个人经历的一段信史。

因为是私人的家宴，王佐良不在场。王佐良或许并不知道，穆旦回国之初，出于归国的兴奋，原来曾有过这样一次主动并且生动的讲述。

但是，七十多年来，坊间纷传穆旦惊心动魄的野人山经历，并没有记录他本人在场的真实而残酷的细节，而王佐良粗线条的转述，确实也谈不上局部的书写，更遑论完整的历史书写了。吴宓的省略号和王佐良的转述，在穆旦的读者和研究者看来，不免有太多的遗憾之处。

这个遗憾迟至二〇一九年终于被弥补过来。这一年，《现代中文学刊》第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李煜哲先生的《从“苦难”到“祭歌”：穆旦的缅战经历叙述之变》一文，文末附录了穆旦长达近六千字的佚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死者》。原来，李煜哲查阅上世纪四十年代昆明出刊的《春秋导报》时意外地发现了穆旦以本名查良铮发表的回忆翻越野人山的文章，这使得七十多年来穆旦的野人山经历可以回复到他本人亲历的记录中去讲述了。

在王佐良的文章中出现的那个忠实勤谨、质朴可爱却又“总是和我跑来跑去的，效劳于我”的传令兵，穆旦本人在《苦难的旅程》中有更详细也更鲜活的记录：

我大声喝呼我的传令兵……他照顾了我喝水吃饭，打行李。有时候走到黄昏不能前进了，我往往歇在湿冷的青草地上睡着。他总要找到我，把我唤醒了，给我铺盖和饮食。否则我会教训他的。

我顶恨他在重担下喘气走路的样子。我告诉他，他总有一天要死在路上的。到第十天的黄昏，我们住在河边，夜晚下了一阵急雨，使我们从睡梦中都惊起来，坐以待旦。次晨，从后面过来一个兵，带来我的传令兵的口信，说他倒在一棵树下，不能动了。从此我就不再见他。 （穆旦：《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

这传令兵家里有父母和哥哥，是征来的兵，不识字，也不曾给家里去信，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已到了遥远的缅甸战场。穆旦爱护他，为他不肯扔掉重负，已经骂过他两次了。仅仅十来天后，穆旦就知道了他的传令兵的死。

还有就是这一路上的雨。王佐良的一句抽象的“热带的毒雨”，在穆旦的文字里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内容：

山洪瀑（暴）发，行人绝迹……因为下雨，我一直不曾睡过。因为下雨，蚂蟥群出。因为下雨，许多病人肿胀而死。我们近七八百近匹如（原文如此），都死光了。米发酵了，火柴无用了，背包都加重了十倍压在身上。没有火，没有光，天天阴暗。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歇的，而且没有温暖。每日以泥足陷于水中，滑于泥中，看着同（伴）依次倒毙，走过的全是骷髅和骷髅，不由得想，自己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吗？病好了，紧跟着的却是饥饿！饥饿还是得走，走吗，大河又阻于前，集体哭了，焦急，绝望，挣扎，我们简直成了野兽。

死亡从此成为这一路上最习见的噩梦——穆旦的马夫也死了;一名姓胡的工程师和一名舍不得他的牛的华侨也死了;一个得了疟疾的山西人，在活命无望后终于吊死在一棵树上;最后，传来了他的友人朱星杰死亡的消息。穆旦亲见两位长官杜聿明和罗友伦命悬一线的场景——“杜将军病了，住在芭蕉叶搭盖的棚里，罗参谋长也病了，那个用雨衣盖的棚子并且漏水”。然而，穆旦更多目睹的，是大批无名战士的纷纷倒毙，那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一个人，转眼就变成了一堆冷森森的白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知道底下是不是轮到了我”。

《一个中国诗人》转述的穆旦的个人传奇是粗线条的，远不如诗人本人写下的这段苦难的旅程来得具体和有在场感。王佐良在“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和“叫人发疯的饥饿”这两句总结性的话里，显然感同身受着穆旦的绝望，当然，这绝望中又怀着非比寻常的求生意识。感谢王佐良，他最早把穆旦的传奇带给了我们，也带给了英语世界。他是穆旦生平和作品的最早的转信者（The Messenger）。

二

《一个中国诗人》是王佐良诗歌评论的发轫之作。在穆旦诗歌的批评史上，此文也是开篇之作。至于短论中的观点，比如说穆旦诗歌有一种“受难的品质”以及诗人“创造了一个上帝”之类，王佐良早早地就给穆旦诗歌定下了批评的基调，然而：

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

王佐良的这个观点，尤其深入人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穆旦晚年给忘年交郭保卫的书信中找到了诗人本人类似的表达：

我有时想从旧诗获得点什么，抱着这目的去读它，但总是失望而罢。它在使用文字上有魅力，可是陷在文言中，白话利用不上，或可能性不大。至于它的那些形象，我认为已太陈旧了。（穆旦致郭保卫，1975年9月19日）

不过，王佐良所谓“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的说法，很容易引起后世不必要的误解。早在一九三五年《南开高中学生》秋季第三期上，穆旦以本名查良铮发表了《诗经六十篇之文学评鉴》的长文，尽管此文很可能是南开高中部国文教师孟志荪先生布置的课外作业，其中也确乎可以看出少年穆旦对于《诗经》的熟悉程度，已远远地超出了一名高中生的认知。有鉴于此，或许我们需要为之纠一下偏：对于中国古代的经典，穆旦虽然没有像老师闻一多那样有过精深的钻研，却也并非是“彻底的无知”。须知，那不过是王佐良行文的修辞术。在西南联大，王佐良本人也是一名新诗人，诗人的评论，总要习惯性地夸大一点修辞性行为。

就在王佐良写下《一个中国诗人》的四年前，穆旦给王佐良一家写过一首《摇篮曲》，副题为“赠阿咪”：

流呵，流呵，

馨香的体温，

安静，安静，

流进宝宝小小的生命，

你的开始在我的心里，

当我和你的父亲

洋溢着爱情。

阿咪即王佐良的妻子徐序。在今日传世的穆旦诗歌中，他除了给南开中学的同学董庶和女友Margaret写有赠诗，此外就是这位王佐良的夫人徐序了。可见，穆旦与王佐良夫妇关系非同一般。也或者，除了老同学王佐良，他与徐序原本也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