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设之骨

雨，从我父亲离开县城那天就没有停过，连续下了十三天。他回到了那个叫阿尼卡的村庄，我不知道那里是否也在下雨。

那是一九九三年秋天，中国西南的小城会东。一条不知道发源于何处的小河，流着比碗口大不了多少的河水。河边的地里，种着豌豆和小麦，刚刚冒土。一条小路从地边经过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放点通向一道小铁门，迎面便是进入男厕所的台阶。虽然臭了点，但这就已经正式进入了这所全县唯一的民族中学。男厕所旁边是公共浴室，每周六开放，但男浴室很少有人光顾。学校建在一个斜坡上，学生仅有二三百人。篮球场在坡下，它的周围是教学楼、教师宿舍、正大门和录像放映室。顺着长长的台阶朝坡上走，便会经过一排平房和三层楼房，那是我们的宿舍。在离宿舍二百米远的草坪上，茂盛的青草长到了那两副双杠和水泥乒乓球桌一半的高度，但茂盛是暂时的，开学没几天，那里已被前去锻炼的学生踏得寸草不生。十米开外，有一间破烂的小屋。它的房顶盖着石棉瓦，门前的电杆上绑着一个大喇叭，推开暗红色的小门，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插满了线的播放器。这是我们的广播室。每天早上六点，它会准时播放《卡沙沙》，“铁路修到了凉山下，彝家心里乐开了花”。歌里所唱的铁路，是成昆铁路。那个放广播的学生，戴着眼镜，高昂着头，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道指令。

几个月前，我们这些新生还奔跑在学校和家之间的山路上。如今我们住进了宿舍，起床、吃饭都遵从于铃声。欢快的音乐穿过雨丝，到了我们耳朵里就变得软绵绵，被当成了摇篮曲。可是，灯突然亮了，后面还有生活老师的哨声在催促。宿舍楼震动起来，响起乒乒乓乓的脚步声。脚步本身并没有那么响，但那声音里带着早起的怒气。灯光下，雨丝像清亮的线。地面湿滑。冷风吹来，睡意缩进了身体里。校园里，人影憧憧。厕所里，一排学生在打哈欠，一分钟后，人已经到了水龙头前。男生们掬起一捧冷水，嘴里发出一连串“阿啧啧”，撩起衣角揩一把脸就跑开。女生则拿着脸盆来，接了水回宿舍去洗。所以，女生们总是最后出现在操场上。

秋雨连绵，我们那地方的人管这种天气叫“烂土黄”。我不知道土黄是个啥，总之，它烂掉了。那雨如丝如纱，像是天上有一台永不停歇的纺纱机和若干勤劳的织女，要将这大地收入网中。有雨的早晨，我们不做广播操，这多少算是慰藉。

食堂在校园的东北角。煮饭炒菜烧的是煤，通红的炉火前总有几个在烘手的学生。他们身后是煤堆，煤铲和锄头胡乱扔在一旁。煤炉的后面，有两间互通的屋子，一间是灶台，另一间的墙上开了两个带水泥台的窗。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寒酸的学生食堂。在这里，饭票，九毛一斤，饭里经常有虫。肉，九毛一份，肥多瘦少还加花菜。馒头，二两饭票一个，个头大小看炊事员的心情。素菜，五毛一份，有没有头发另说。学校门外的臊子米线，一块五一碗，得用放大镜找肉屑。

早上七点，吃早餐的电铃声响起前，学生早已在小窗前排起了长队。那些我们叫“孃”的炊事员，总能保守估计出我们能吃多少，所以，去晚了就没东西吃。两扇小窗，早餐时一边卖馒头，一边卖稀饭，而中餐或晚餐则是一边卖菜，一边卖饭。

那时国家每月给予补助三十元，其中二十五元是菜票，五元是肥皂、香皂和洗衣粉。每月一号发补助。那黄色的菜票用塑料袋装着，每沓一百张，每人领五十张，大家热烈鼓掌。但我们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衣服，所以那些香皂肥皂洗衣粉很快就会被贱卖到学校的小商店里。店主是地理老师，他的课据说从来没有人会及格。不是他教得不好，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门课有啥用。

我们的祖辈居高山，骑骏马，啃着土豆和苦荞粑粑，背着太阳过山岗。同一个县的辖区内，山的样子都差不多，村庄也大同小异，甚至，我们的父母也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灰头土脸，手脚皲裂，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沉默隐忍。如果说他们内心还有一丝理想和希望，那无疑就是我们这些满脸粉刺、发型中分或偏分的家伙了。

墨绿色的邮递员每周来学校一次，身后永远跟着一帮学生。我们跟着他去到收发室（一个永远关闭着的窗口），看他将信件和汇款单塞到钢筋和窗玻璃之间。邮递员一转身，我们像一群秃鹫扑向腐肉。噢，不，不是腐肉，而是我们身体或精神的粮食。那些信里，写满了父母的苦口婆心和同龄人的友谊;那些汇款单里，是父母的汗水和希望。它们终于来了，它们翻山越岭，往往要走上十来天。其实也不是真有那么远，而是邮局要积累到一定数量才送件。

大概在开学一周以后，学校里开始出现挨饿的学生。套用一句托尔斯泰的话：吃饱饭的原因都相似，挨饿的原因却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家里穷，除了车费和学杂费，已经所剩无几，而汇款单在哪里，只有天知道，也许父母还在四处借钱也不一定;而另一种情况是，从家里带了足月的钱，但在一周内把此后一个月的生活费花光了。如何合理地开支，实在是件考验人的事。这个民族以讲义气为传统，年轻人当然也不例外。有钱之时，三朋四友便钻进县城里的小馆子，切两斤卤肉，炒一个回锅肉，再加一盘番茄炒蛋。至于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再说吧。当然，也不是所有钱都花在了吃饭上。我们那时还有太多无法向父母提及的开支。比如骑车去郊外野炊，或者冲动之下买件流行款衣服。反正，钱就那么点儿，要用来干什么，你自己看着办。而且随着年龄增加，吃饭以外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高年级的学生挨饿更是常态。

就在我们以筷敲碗叮叮当当冲向食堂的时候，那些兜里没有一毛钱的学生由碗筷声想到食物，肠胃搅动起来，嘴里翻涌着刚刚咽下的口水。他们或许是刚挨饿，或许已经饿了两三顿，或许十天半个月都在靠运气吃饭。对他们来说，最难熬的莫过于开饭时间。想象一下吧，静悄悄的宿舍里，两双饥饿的眼睛对望着，那眼神像木柴尽头的火苗，燃着燃着就弱下去了。一翻身，两人换个姿势，各自呆望着天花板。就当白色的天花板是天上白云吧，让想象托住饥饿的身体，飞起来，你就能看见那些正在吃饭的学生，他们每嚼一下，就像在嚼你的骨头。有时候，他们甚至能分给你一点回锅肉的香味，这味道让你的胃加速翻滚，让你想哭。这时候，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躺着，看够了天花板，轻轻拉上被子蒙住头，期待在睡梦中忘了饥饿;另一种选择是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带着愤怒和侥幸，去碰碰运气。

刚入学的新生，不知道学校里有饥饿。打饭排队时下意识地把票举过头顶，空中突然伸出一只手，那票就不翼而飞了。惊慌回头，看到的永远是一张若无其事的脸，那种感觉，像是一只小鸡面对一只鹰。所以，新生的第一件事是要保护好饭票。这并不容易。即使不被人从空中叼走，也会有人在你吃饭的时候来借饭菜票。

“我也没票。”新生战战兢兢回答。

“你没票为啥还有饭吃？”借票人理直气壮。

这连绵阴雨，浇得我们的心柔软湿润。夜晚的宿舍，熄了灯。窗外，雨丝飘荡在发黄的路灯下。室内，有人在抽泣，像是感冒流鼻涕，而听的人也不问，倒是顺着这抽泣声神回故乡。而他们不知道，我是哭得最早的那个。我父亲安顿好我的住宿，马不停蹄地就要回家。那时已是下午，他只能赶最后一班车，到了镇上摸黑回去。他说不能再在县城停留了，地里的草，圈里的牛，都在等着他。其实不是，家里还有母亲。他真正焦虑的是我每月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像发工资一样，分文不少，”他说，“前提是你得认真学习。”我要送他去车站，他不让，说怕我找不到回学校的路。他苦口婆心，万千叮嘱之后，走了。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一直凶我的人，十几年来我们第一次面临分别;他刚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知道那是孤独还是恐惧。我在泪眼蒙眬中看到他又重新出现在宿舍窗前。他看到了我的眼泪。他说，你真是个成不了器的家伙。他看着我抹了眼泪，不再哭泣，转身消失了。

这样的雨天，我想起我的至亲。如果几十公里外的故乡也下了雨，那么我父亲会从妹妹手上接过放牛的活，顺便在放牛时砍柴和割草。我的母亲看似闲了下来，可她看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不顺眼，会为此收捡一整天。我的弟弟赤脚踩过泥泞，奔跑在家和学校之间。我的妹妹已经八岁，因为没人放牛而被一再延迟入学。他们是我的亲人，是压在我心里的石头，是他们搀扶着我，翻山越岭，来到了县城。像雨浇灌大地，这恩泽，我得以果实回报。

可我能怎样？这雨总是不停。空气湿㗳㗳地贴在脸上，让整个人处于懵懂的忙乱之中。下雨的时候，校门紧闭，学生们躲在宿舍或教室里，空荡荡的校园像一张巨大的网，而我是这网中惊慌挣扎的鱼。英语课本上，李雷和韩梅梅长得漂亮，可他们的对话实在太难了。即使我在那些英语单词上写满了汉字和拼音，我的发音听起来仍然有一股浓浓的凉山味。我想，可能自己的舌头和别人的构造不一样。我引以为傲的语文，完全超出了字词的范围，我始终搞不明白，那些作者要表达什么。至于作文，我的流水账让自己看了都脸红。还有生物课，如果我对那些植物或动物有兴趣，那我还来县城读什么书？我直接在家里种庄稼养牛羊，不是更省钱么？

但是我能怎样？这些是知识。它们对我的作用是能够换取一个像样的分数，以此冲淡心里的愧疚。我的亲人正在土地上受苦，我不能在县城里逍遥自在。

在那些汇款单迟迟不到的日子，我用愧疚抵挡饥饿。我的家人没有挨饿，但他们身体劳累，我虽然没饭吃，但至少不用去干活。扯平了，慢慢等吧。我的生活费被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借走了，多次追讨无果。有人甚至振振有词：“你是看不起我？我不是没信用的人，有钱了会还你。”他这个态度让我明白，要等到他还钱那天，我必须得长寿，而要想长寿，需要加强锻炼，可我现在不能锻炼，仅存的体力要用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课是没法上了，脑子已经败给了胃。那些过去吃过的东西轮番涌上心头，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是美味佳肴。饥饿的肠胃相互怪罪，扭打起来;舌苔下涌出清洌的口水，围绕舌尖荡一圈，又被吞了下去，循环。这时，如果风中送来饭菜香，饥饿的身体瞬间便成了馋虫的道场，它们扭啊，钻啊，咀嚼啊，在骨头缝里和肌肉里涌动起来。

先向身边的人开口吧。熟悉的，不熟悉的，都不重要，反正都是碰运气。确实有心地善良的同学会解我的燃眉之急，但这样的概率不大，毕竟大家都是扎着脖子过日子。于是，宿舍里开始出现了小偷，被偷的对象几乎是新生。我的木箱里只有一套换洗衣服，仍然难逃被撬的命运。我头晕眼花回宿舍，看到钉子已从木箱里拔出，连去打开箱子的心情也没有。我还有什么值得被偷？小偷肯定不住我们宿舍，否则他会知道我也正在挨饿。

那些还有饭菜票的同学，把票藏于何处，成了一件伤脑筋的事。不管是随身带着，还是放在宿舍里，都难免丢失。有人想到了班主任：把饭菜票放在她那里，每周去取一次。这样即使丢了，也不至于损失惨重。对哦，还有班主任。饥饿让人将面子抹下来装进了兜里。没钱吃饭的学生相约着，畏畏缩缩去敲门。那班主任戴一副茶色眼镜，微胖，烫卷了短发，樱桃小口。胆大的说出眼下的困难，她二话不说，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十元的钞票，给每个人发一两张，然后在笔记本记了账。羞愧和感激之下，少不了又要挨她几句批评，也少不了被她叮嘱以后要学会节俭之类。我的班主任姓温，课堂上很严厉，课后待我们如子女。她曾经送给我一件衣服，我一直穿到十八岁，又转送给了一个农村的穷亲戚。我经常想起那件衣服，并由此想起世间的衣服，最后都去了哪里？当然，这是后来的想法。而在当时，没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

班主任的工资有限，再说也不能旧债未了又添新账，而汇款单迟迟不来，我们还得另想办法。身边同学借了，班主任借了，那就只能想想学校外面的人。同村的，同宗族的，都是借钱的对象。如果你蔫巴巴地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一个进城的同村人，那就得一把拉住他，向他借钱。运气好，真的能借到。运气不好，也能混一顿饱饭。而我运气不算好，某次在街上遇到一个邻居，他给了我一块钱。他是出了名的穷人，那一块钱的意义对我们都同样重要。时隔多年，这个邻居已经过世，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受穷。

我有个住在县城的亲戚，他是我们这个家族仰望的对象。他和妻子都是有工作的人。他家在县城边的高岗上，一排黑黢黢的砖瓦屋里。我在一个中午推开了他的家门。他透过老花镜看了半天，终于记起了我。

“你坐嘛。”他说。

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们对面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里，正在播放《莲花争霸》。我们沉默着看了两集连续剧，他的目光再次落到了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