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神性:局部(随笔)
作者: 张远伦
引 子
我们耽溺于日常,被日常所羁绊,对于日常的理解自不必多说。而“神性”的意指则要复杂得多。它的符号化过程,常常最后被人认为是孤立、静止和固化的,在很多人眼里,“神性”是符号,而不是符号化。当我们面对壁画上的飞天神女、神龛上的神位、洞窟里的山神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神就是这样的,神性是被规定了的。
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神性的产生。
神并不玄,神性也不是通常我们认为的诸神、神话、神学、玄学,更不是神神叨叨和神经质。
神性的产生过程,尤其是日常的神性,才是我在诗写中注重发现的。
日常的“神性”,是人性,是人性的过滤和净化,美化,善化,信念化,信仰化。这种“神性”也是“物性”,是物化,泛化,进而扩大到与人关联的万物,经由人的情感处理,思想观照,进而产生共时的人对物的心理投射,达到完善人性中思想、态度、愿望、情绪、性格等个性特征的目的。可能的情况下,日常的“神性”会超越普遍的机械的道德律,活生生地动态地将人的精神提升起来。
所以我对一只蟋蟀、一条菜青虫充满了敬意,它们在我庸常的生活中产生了“神性”,而幸运地被我发现了。
1.这完整性的人间啊,先从局部开始爱起
“神性”的产生,以人和物本身蕴含的“道”为基础,并以人的想象力和艺术处理为手段,将其符号化。“神性”是形象,鲜活的形象,是可以摒弃精神中的不洁,用干净的内心去触摸的形象。“神性”的符号化过程,最重要的是诗人自我净化的过程。“神性”的发现有时候基于同情心、善良、悲悯情怀,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人性中的变化,在诗歌中意象的反复显影,捕获之后,用语言符号进行人性化呈现,不断地用人性中的自我纠正、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来使物象的神情、行动具有“神性”的光芒,从而照耀到自我和他者,甚至影响到更宽阔的场域。
这样,一个小小的物象——蟋蟀,它是无脊椎动物,属节肢动物,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亦称促织,俗名蛐蛐、夜鸣虫、将军虫、秋虫、斗鸡、促织、趋织、地喇叭、灶鸡子、孙旺、土蜇。
这样,一个小小的物象——蟋蟀,它是卑微的会鸣叫的古老的昆虫。
这样,一个小小的物象——蟋蟀,是我站在村小的操场上,对着几十名老师和同学背诵的“蛐蛐”,是我掀开泥团,轻轻拿捏住的柔软小生命,是入夜时分不知疲倦永恒地演唱的歌手,是我的诗歌中那种“局部”的蛰伏者。
我一直活在局部里,蟋蟀解决不了所有大地的荒芜
在星空的完好无损下,低声部的吟唱那么忧伤
一声长,一声短,又一声长,又一声短
而后无限长……完整性的人间啊,从局部开始爱起
——《局部》
在武陵深山中,夜色渐浓,一个寂寞的孩子站在寂寥的夜空下。星空完好无损,高处自有高处的完整。而我是局部的,我渺小,局促,拥有的是逼仄的处境,我周围的大地日渐荒芜,相对于无限神秘和辽阔的星辰的领域,我短促的人生、卑微的生命、黯淡的精神都只能在局部存在。然而,比我更卑微、更黯淡的蟋蟀不这么看,不这么想,不这么妄自菲薄,它们艰难但是从容地活着,丑陋但是审美地活着。它们细小的腰身里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它们以纳米之心,尽十里之力;以柔软之须,抵牾坚硬之地;以咀嚼之口,咬斗黑色江湖;以迷离复眼,睥睨炎凉人世。最重要的是:它们以脆弱之腔体,共鸣抗议之美声,它们的日常,便是将自己惊人的语言能量释放出来,用诗人们都惊叹不已的天才的句子,向浩渺的夜空发出试探、交流、叩问的频率,这声音定能传达到“深邃”那里去。当然,它的努力无任何回应。上帝、昊天、虫洞、黑洞、量子纠缠、暗物质,等等,都没有向它们回复。然而它们无所欲,无所谓,无所忧地继续鸣叫,似有未尽事宜,似有未了心愿,似有旷日持久的诗意还没来得及告诉我这样的诗人。
我,一个孤独的孩子,便活在蟋蟀的局部里了。
当然,我还未能领回它们自足的完整。
每天晚上,我都在凝神静听那些没完没了的天籁之音。我活在一种看不见的“音速”里。这是词语组合的速度,这是诗歌生成的速度,这是诗人抵达民间的速度。我活在“声部”里,它们不擅高音,将嗓门压低,以平民的声调和群众的口吻,无休无止地拍击着空中的事物,也拍击着我的柔软的心之瓣膜。它们以低声部的发声技巧,用诗歌中的含蓄和婉曲,向月光致以爱慕之意,向星光致以迢遥祝福。它们长一声,短一声,再长一声,再短一声,而后无限长。它们深谙语言的音律性,控制着诗歌内部的节奏感,用跌宕变化、循环往复、一唱三叹的长短句和分行,向我指出了现代诗中潜藏的声音的秘密。当然,更是向我揭示了诗歌中自由的秘密——变独白为独唱,你看,它静静敛翅,身体因为某个咏叹调而不停地颤抖。而当它们互相体悟,理解,包容,参与,便会在我的菜园子里,这一亩三分地里,这古典的藩篱里,逐渐融合,逐渐应和,逐渐形成交响乐,向我的诗歌,示范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和谐,节段与节段之间的转承,上一首与下一首之间的逻辑,组诗与组诗之间的建制,我似有所悟,而又似无所得。
所以我活在蟋蟀的“道”里。
一只小昆虫,本身便蕴含着某种“道”,它会在适当的时机,向一个诗人传达出来。它不会变成汉语告诉我,而是在我的思想与蟋蟀交流的时候,某个瞬间,袭遍我的全身。我因为这种娇小的肉身所具有的非凡能力而震颤,我诗歌中的词语也在震颤,于是,“神性”产生了。不屈地活在“虫世”,还要以大海般涌动不息的“心力”宣告它们对于艺术和美的执着,这就是它们的“道”。我确乎感知到了,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只蟋蟀,都自带某种“道”,可以在特定的契机,醍醐灌顶般传输给某一个自以为是的“高智能生物”。
蟋蟀在地球的局部,在哲学的局部,在诗歌的局部,在艺术的局部,爱自己,爱小的、弱的自己,爱强大的、永恒的自己。它们爱局部,爱局部的馈赠和容纳,爱局部的实在和地气,然而它们在先爱上局部之后,进而爱上整体,用清亮的音质爱上宽广的音域,用单纯的独唱爱上恢宏的合唱,用长不盈寸的身体爱上辽阔无边的旷野,用暗淡无光的复眼爱上遍地月光,用无力飞翔的翅翼爱上头顶的穹庐。
我也在局部里,用残缺不全的诗稿,爱你们的人间。
2.咬出一个小洞,看天
和蟋蟀一样,一条菜青虫亦可开示我。
它的能指简单,而它的所指包含了生物学、文学、价值观。尤其是诗歌,诗人的自我萎缩和自我放大。甚至,它的所指还包括众多读者对“菜青虫”的轻微不适感。一首诗歌完成了一种物象的意指,将核心的联系(或者说偏执的、牵强的联系)泄露出来。
于是,“神性”的意义部分得以语焉不详地道出,或是暗示性地指向某处。现代诗歌部分反对古典诗歌的“诗以载道”,反对“兴观群怨”,反对“意义的扩大化”,然而,我所认为的日常的神性,正是将“意义”有“意味”地暗指出来。那么我必然会面临“意义的桎梏”这一困境,然而我并未将“意义扩大化”,只是将其“呈现”出来,我有一个“度”。
这便是“日常”的客观呈现,至于背后的“意义”,那也是自带的,自然的,不求照亮自我而又光芒乍现的。
这条菜青虫也是蛰伏于“局部”的。它附着的地方特殊,在菜叶的背脊上,像我这样的诗人,怕见强光,怕被瞩目,怕别人一览无余地看清我,怕你们伸手过来就能拍落我。菜青虫在菜叶的反面,以微弱的能力,一口一口地咬。
它想看天,于是真看见天了。
那附在菜叶的背脊上,站在这个世界的反面
小小的口器颇有微词的,隐居者
多么像我。仰着头,一点一点地
咬出一个小洞,看天
——《我有菜青虫般的一生》
在村里,我有一块菜园。江边的菜园,湿润而又肥沃。园子的旁边有一汪人工湖泊,常常有优雅的白鹤在这里停驻和滑翔。园子周围是十来颗李子树,一到春天李花盛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花冠,围着我的菜园子,我这块土地每年都在加冕为王,我的菜青虫也独自为王。
尽管这条被语言困住的王者有些挣扎,有些渺小。
白萝卜皮变青,黄土豆皮变绿,从小兽变成人,是一生的光合作用,拔萝卜、埋土豆的孩子,和我一起在菜园子里,构成新的序列,深信风雪过后,冬阳定会遗传什么。真的,李花开了,看上去早没了生命迹象的枯枝,也诞育了几朵光的女儿。我摸摸自己的脸,没有面具,眼镜旁落,上天的光之吻方便了许多。
我的菜青虫就在这样唯美的环境里。做梦。
它在虫类的中等师范毕业,出来村里教授小虫子们的国文,那些蜿蜒而又泛黄的痕迹,便是它写在青菜叶的黑板上的。
它在春天里。依旧是李花开的时节。春阳之下,数瓣展为一朵,数朵挤成一簇,数簇压为一枝,数枝摇成一树,数树把菜园围起来。它也新生了,想是决定不再内向。
它对春夏二季是顶礼膜拜的,日日晨省昏定,待之如生养它的父母。它决定要在窘迫的状况里写诗,趁着自己的青春,一字一字地写,爬格子一样爬在菜叶上咬。它咬的每一个字都渗出自己的体液,像是诗人的句子带着自己的精血。它心无旁骛,绝不贪人之功,去现成的空洞那里看天。它要自己创造一番天地。它咬着咬着,就把菜叶咬出了痕迹,继而咬出了褶皱,进而咬出了裂隙。它咬到了叶肉,咬到了叶脉。它吐出菜液,释放锦心,像煦暖春阳那样,传达出语言的温度。
某个初夏,它咬破了笼罩。
它解开了穹顶。
它看到一洞湛蓝了。
它看到的天,真大啊。比自己的野心大多了。真干净,真光洁,真的很“美”。像是神话那样美。
于是,它获取了“神性”。它为自己封神,不再含混不清,不再畏畏缩缩,不再觉得神是别人家的。
3. 最好的河流终将围着人前行
庚子年春天,疫情突起。我们一家从重庆主城转至“诸佛村”暂住。这是我曾经教书十年的村庄,是我回望和追忆中的目的地。我在这里生活过十年。
我们一家人住过的破旧木瓦房,孤立在深深的枯草之中,在冬日干净的阳光下,像一个亲人,在迎接我们回来。八哥鸟一如往常,敛翅,逆光,蹲伏在瓦房的屋脊上,仿佛是十年前那一只,惯于用沉默对抗看不见的灾难。它仿佛并未衰老,远远和我对视,瞬间,我们就交换了彼此的隐忧。它害怕的是漫天大雪,而我对并不了解的病毒有一丝惧怕。
孩子们全回来了。八哥鸟振翅而起,分明就是一个飞翔的信念。我不知道它的心里守着什么。
接着,务工的亲戚们也回来了。我们几个成年男人,开始改造老房子。
这幢枞树作为柱头的木屋,由于多年潮湿和无人居住,已经很破败了。柱脚朽坏了一米多高,用铁器轻轻一掏,就垮塌了,还有几根木柱内部布满了白蚁。我们把这些讨厌的小东西清理出来,用木炭火焚烧。然后换柱脚,又从猪圈上取出以前用过的木板,把地楼板尽数换掉。
不断传来的疫情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坚守在村子里一段时间了。
每天晚上,我都要等孩子们入睡后,写一首诗。后来这些诗以《诸佛村纪事》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面对纷繁的疫情消息,我的内心受到了此生四十多年来最为奇异和重大的冲击。然而我希望自己的诗歌平和一些,我想借此来安抚自己。我终于安静下来,唯有诗歌,能让我这样调整自己的精神世界。它让我不至于那么狭隘,那么偏激,那么怨天尤人。
以前,我把“一起扛”当成活着
把“搭把手”当成拯救
现在,若是我们扛着柏木
该是哪句俗话呢?嗯,是“换肩”
我们会踏着羊一般的小碎步
凭着感应和默契
走向高天迎来的镜头中
——《扛》
这是我把木头扛回家后写的诗。灾难面前,要活着,就得“一起扛”;要拯救,就得“搭把手”。那么多的逆行英雄,便是如此。我们躲避疫情,而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现在是在“换肩”,用另一种形式,为家人担当,也为自己担当。
一晃就进入了春天。婆婆纳开出了遍地紫星,小村里青烟四起,准备春耕了,三三两两的人磨镰霍霍。清晨有亲人来借大锄,可掘多年蛮荒,而我的小锄要去池塘边挖折耳根,河滩上也有人割野菜。我坐在诸佛江边,对岸钓鱼人抛出的倒刺钩子,无声地沉入河心。我似乎听见:小河的细浪在滩口说出“我”一样的唇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