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者的行履

作者: 孔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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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意归顺元朝的统治,终元一代,以宋人自居的海南士子,都没有赴京参加会考。进入明朝,他们便迫不及待要进入权力中心获取功名。自洪武年间始,就陆续有人考中进士,到永乐年间,金榜题名的就有十多位。而整个明朝,海南考取进士的人数有六十四人。这在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边地,算是相当可观的业绩了。

正统十三年(1448)春,三年一度的会考在北京举行。海南有三个学子参与了这次考试,他们是琼州府城下田村(今海口市府城金花村)的丘濬文昌水吼村的邢宥和一个叫作冯元吉的乡党。在之前广州的乡试中,二十四岁的丘濬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以解元的功名荣归故里,迎娶了崖州百户长金桂的女儿。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两件美事一同落到丘家的屋檐下,可谓双喜临门。据说百户长的女儿不仅貌美如花,而且通情达理,相当贤惠。丘濬十分满意这段由母亲大人做主的婚姻,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择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见如夙昔,友之似瑟琴。意气两不疑,苦口时相箴。欣愿自此毕,恩爱何其深。”包办婚姻有如此结局,实在是天作之合,可惜的是,美好的姻缘并不持久。

海南岛路途遥远,赴京赶考要用上半年多的时间,往返差不多就得一年半了。在交通阻隔、匪盗横行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还有风寒病疫。赶考的人死于途中或生死下落不明的情况,古来并不稀罕。1447年清明节一过,丘濬就和二位老乡渡海北上。在给他整理行装的夜晚,娘子金氏泪下如雨,竟向他下跪行拜,如同生离死别一般。多少年以后,丘濬还记得第二天在神应港登船的情景:“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飞。江空人去远,犹自立残晖。”(《征妇》)

丘濬幼年就以天才见闻乡里,传说他过目成诵,六岁时就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指山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一个从未见过山岭的小屁孩,仅凭大人的传说,写出如此气象超迈的词句,实在不可思议。关于五指山,历代文人苦吟的诗词汗牛充栋,但与这位六龄童相比,都不过是路边摊上的糟粕醋而已。

丘濬久负诗名,此次又以解元的名次参加会考,乡人都对他满怀期待,想着即便不能进入一甲,得个三甲进士该不在话下。然而,张榜出来,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倒是文昌县的邢宥,进入了二甲的第十五名,并很快就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宥年长濬五岁,算是丘濬的兄长,他勉励丘濬来年再考,相信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功名。落榜后的丘濬,进入国子监深造,等待三年之后的下一次会试。

未能及早题名,对于丘濬未必不是件好事。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在名师的教导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养根基和作为理学名臣的资本。但四年的国子监生活并不平静,第二年,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土木堡之变”。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蒙古铁骑进犯明境,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英宗皇帝御驾亲征,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溃如山倒,皇帝及随从大臣与眷属都成了俘虏,北京城危在旦夕。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组织了著名的京城保卫战,并赢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丘濬还是感受到危机时期的紧张与惶恐,并为于谦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做到了自己在文字里表达的情操,儒者舍生取义的情怀。

尽管准备更为充分,景泰二年(1451)的会考,丘濬还是再次落榜。这时候,他心底的乡愁,已经浓郁到不可化开的程度,就像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壮志冷似灰,归心疾似飞。白云长在望,清泪欲沾衣。”(《一笑辛未岁下第作》)张榜过后,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在下一个春节前回到自己的家乡。

下田村就在府城边上,背靠着一个不大的红城湖,时常有许多鸭鹅在边上戏水。丘濬跨进院子,首先看到的,是门洞里母亲满头的白发。妻子闻声从厨房出来,悲欣交集,流出了泪水。得知他未能如愿考取,二人都轻声和气来安慰。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应该是妻子金氏,她的身体显然单薄了许多。丘濬赴京之后,她便怀了身孕,但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她一直没敢告诉丈夫。丧子之痛和思夫之苦叠加在一起,加上田间灶头的劳作,已经压伤了这个女人。此时的她已病得不轻,尽管丘家算是医学世家,祖父曾是太医院的医生,丈夫的伺服也相当殷勤,但她还是在几个月后撒手人寰。临终之时,她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丈夫的手指。没有人知道,她是多么心疼这个男人。回天无力的丘濬,用诗记下了夫妻生离死别的一刻:“临终齿我指,以作终天诀。双泪注不流,恋恋不忍别。气促发言迟,奄奄殆垂绝。勉我赴功名,努力立名节。”多年以后,丘濬有了新的妻子,还是念念不忘长眠在土里的金氏:

越南冀北路纷纷,死别生离愁杀人。

谁信十年泉下骨,分明犹有梦中身。

(《梦亡妻》)

2

两年之后的秋天,丘濬告别老母,再度北上京师。此时的他心里多了许多沧桑,人也显得平和与沉稳。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把酒不如前会健,登高不复少年狂”(《舟中遇重九示同行曾光启》)。或许是有了一个持平的心态,在景泰五年(1454)春季的会考中,他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在进入殿试的三百四十九人中,他的成绩排在前列,因为皮肤黝黑、个头瘦小的缘故,在皇帝钦点时,排到二甲的第一名。这种以貌取人的情况,在钦点时并不少见。在接下来的朝考中,丘濬位列翰林院十八名庶吉士的第一名。

进入翰林院后,丘濬买下了紫禁城东边的一座小四合院,以此当作自己的新家。因为院里有一棵老槐树,便以槐阴书屋为名。邢宥等老乡朋友,有时会到这里来谈天叙旧,喝上一杯。但在很长时间里,院子都缺少女主人。景泰七年(1456),在母亲大人的敦促下,丘濬返回家乡,续娶了海南卫一个百户宁的女儿吴氏。婚后的吴氏,还是愿意留在下田村,照顾年迈的丘母。在丘濬四十岁那年,她给人丁不旺的丘家生下了一个长孙,这让丘母格外开心。后来,丘濬还娶了攀丹村唐氏家族的一个女子做妾。这位小妾知书达理,还善于填词作诗,著有《唐夫人诗集》。

直到成化元年(1465)担任经筵讲师,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丘濬都在安静的翰林院里度过。从庶吉士到编修,他陆续参与了《寰宇通志》《大明统一志》《英宗实录》的修撰,同时参照《论语》的体例,独自编辑了《朱子学的》,分纲目辑录了朱熹一生的言论,成为朱子学说的传人。在编撰《英宗实录》时,涉及于谦的盖棺定论。于谦在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对朱氏家族可谓恩重如山,但英宗复辟之后,竟以图谋不轨罪,腰斩于谦于西市。国人皆为他喊冤,老天都为他倾盆。然而,当时加罪于他的人,仍在朝中掌握重权。编修的团队里,有人主张维持英宗在位时的结论。曾被于谦大义感染的丘濬,坚决要还于谦一个清白,对其事迹给予公允的叙述。丘濬固执的意见最终得到了采纳,算是为于谦恢复了名誉。千锤百炼出深山的石灰,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重现清白的颜色。

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完《英宗实录》,丘濬被晋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与此同时,户部左侍郎薛远升任本部尚书,总理京储(正二品);苏州府事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任邢宥,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个孤悬海外、人口只有二十几万的蛮荒岛屿,同一个月内,有三人接连获得擢拔,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称为“海外衣冠盛事”。海南岛也因此被誉为海上的“小江南”。经琼山知县的奏表,丘母被朝廷旌表为“贞节”,在下田村道上树起了青石牌坊。丘濬在经筵上的讲授,得到了宪宗皇帝的赞许:“濬在讲筵,虽貌不扬,而音吐洪畅,宪宗悦之。”(何乔新《丘文庄公传》)他因此有了为皇上谋事献策的机会。母亲逝世时,皇帝还专门委派知府吴琛上门赐祭,这让他心里溢满了报恩之情。

丁忧期满后,丘濬又投入《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撰工作中。这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完成之后,丘濬升为翰林院学士,成了皇帝身边的智囊,负责诏书的起草、管理史籍、考议制度等。不久,他又众望所归地升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国家的最高学府,成化十六年(1480)被擢拔为礼部侍郎,兼管国子监事务。在国子监祭酒的任上,丘濬完成了《世史正纲》的创作。

《世史正纲》叙述自秦朝统一六国到明洪武元年(1368)的历史,时间跨度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中世纪通史。丘濬确定的写作方向是“著世变”“纪事始”,即记录社会历史转折变化,叙述重大事件的始终,公允评价人物,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考虑到读者面的拓宽,丘濬在行文上“直述其事,显明其义”,尽可能做到晓畅易懂。这部三十二卷的著作,奠定了丘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但最终确立他思想家身份的,是《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写作。

自汉武帝时代起,一直以来作为民间思想流传的儒家学说,得到了专制权力的认同,一跃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宋代以后,儒学吸纳了道家与禅学的内容,衍变成了一种新的形态:以程氏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在儒家的三纲八目中,宋儒特别强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的范畴,于治国平天下未做充分展开,也缺少与时俱进的发明,重内圣而轻外王。南宋时期,朱熹的再传弟子,官至参知政事的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一书,阐释朱熹的《大学章句》的内容,被认为是“备人君之轨范”的著作,成了皇帝和大臣的必读之书。在为皇帝侍讲的过程中,丘濬发现了该书的不足:缺少经世致用的内容,而这正是王者必备的功课。作为天子人臣,除了精神人格的修炼涵养和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置,还必须懂得政治经济原理和国家的治理方略。因此,他萌生了填补该书的不足、完备儒学体系的心愿:“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进〈大学衍义补〉表》)在阐述“治国平天下之要”的宏旨下,全书分十二个部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曰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地荟萃历代先贤人物的论述,加以演绎与阐述。其中有诸多个人的见地发明,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也许是因为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要津、“帆樯之聚,森如立竹”的神应港边,丘濬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经济的短处和数千年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对商品交易的意义认识深刻。他认为:“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他主张扩大流通自由度,维护商人的利益,反对官府进入市场与民争利;反对政府控制市场,对盐、茶等商品实行垄断。他建议将专卖政策,改为在国家监督管理下的私人自营自销;认为货品的好与坏、价钱的高低,都要通过买卖中的供求关系来取舍。包括官府、宫廷的用品,也要进入民间市场来购买。这种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弱化政府权力干预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早了三百年,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上相当先锋。此外,他还提出了开放海禁,改变明初以来“片帆不许下海”的局面,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恢复“市舶司”建制,以加强海上贸易管理。丘濬充分阐释了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意义,指出:“所以通百货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主张实行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政策,确定好银、钞、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关系。

在经济学领域,丘濬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早于威廉·配第近二百年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但必依赖于人力,才能成为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物体有大小精粗,它的功力有浅与深,它的价值有多与少,至于千钱之体不大但精,必不是一日之功所成(《大学衍义补·制国用·铜楮之币》)。自然天成的事物,必须经过人们的劳动,才能获得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与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有关,还跟劳动的精度有关。丘濬的市场主体学说和劳动价值理论,即便放在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十分超前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亚当·斯密和威廉·配第那么幸运,遇上马克思这样伟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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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是丘濬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利用业余时间“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汇辑十年”撰述而成的巨著,字数多达一百三十万字,是一项浩繁的思想工程,几乎耗尽了他生命的元气。在手腕发酸、腰腿酸痛的时候,他会围着那棵老槐树,在院子里一圈圈地踱步沉吟。如他在《进〈大学衍义补〉表》里说的:“端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由于长期熬夜伏案,书成之日,他已经“百病交攻”“一目青盲”。但是,看着屋子里垒得高高的书稿,他仍然感到无比的安慰,觉得等身的著作,已经穷尽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死而无憾,把躯壳还给造物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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