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者的行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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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愿意归顺元朝的统治，终元一代，以宋人自居的海南士子，都没有赴京参加会考。进入明朝，他们便迫不及待要进入权力中心获取功名。自洪武年间始，就陆续有人考中进士，到永乐年间，金榜题名的就有十多位。而整个明朝，海南考取进士的人数有六十四人。这在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边地，算是相当可观的业绩了。

正统十三年（1448）春，三年一度的会考在北京举行。海南有三个学子参与了这次考试，他们是琼州府城下田村（今海口市府城金花村）的丘濬文昌水吼村的邢宥和一个叫作冯元吉的乡党。在之前广州的乡试中，二十四岁的丘濬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以解元的功名荣归故里，迎娶了崖州百户长金桂的女儿。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两件美事一同落到丘家的屋檐下，可谓双喜临门。据说百户长的女儿不仅貌美如花，而且通情达理，相当贤惠。丘濬十分满意这段由母亲大人做主的婚姻，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颂：“择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见如夙昔，友之似瑟琴。意气两不疑，苦口时相箴。欣愿自此毕，恩爱何其深。”包办婚姻有如此结局，实在是天作之合，可惜的是，美好的姻缘并不持久。

海南岛路途遥远，赴京赶考要用上半年多的时间，往返差不多就得一年半了。在交通阻隔、匪盗横行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还有风寒病疫。赶考的人死于途中或生死下落不明的情况，古来并不稀罕。1447年清明节一过，丘濬就和二位老乡渡海北上。在给他整理行装的夜晚，娘子金氏泪下如雨，竟向他下跪行拜，如同生离死别一般。多少年以后，丘濬还记得第二天在神应港登船的情景：“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飞。江空人去远，犹自立残晖。”（《征妇》）

丘濬幼年就以天才见闻乡里，传说他过目成诵，六岁时就写出了令人惊叹的《五指山诗》：“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一个从未见过山岭的小屁孩，仅凭大人的传说，写出如此气象超迈的词句，实在不可思议。关于五指山，历代文人苦吟的诗词汗牛充栋，但与这位六龄童相比，都不过是路边摊上的糟粕醋而已。

丘濬久负诗名，此次又以解元的名次参加会考，乡人都对他满怀期待，想着即便不能进入一甲，得个三甲进士该不在话下。然而，张榜出来，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倒是文昌县的邢宥，进入了二甲的第十五名，并很快就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宥年长濬五岁，算是丘濬的兄长，他勉励丘濬来年再考，相信一定能获得更高的功名。落榜后的丘濬，进入国子监深造，等待三年之后的下一次会试。

未能及早题名，对于丘濬未必不是件好事。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在名师的教导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养根基和作为理学名臣的资本。但四年的国子监生活并不平静，第二年，就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土木堡之变”。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蒙古铁骑进犯明境，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英宗皇帝御驾亲征，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溃如山倒，皇帝及随从大臣与眷属都成了俘虏，北京城危在旦夕。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组织了著名的京城保卫战，并赢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丘濬还是感受到危机时期的紧张与惶恐，并为于谦的英雄行为所感动。“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做到了自己在文字里表达的情操，儒者舍生取义的情怀。

尽管准备更为充分，景泰二年（1451）的会考，丘濬还是再次落榜。这时候，他心底的乡愁，已经浓郁到不可化开的程度，就像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壮志冷似灰，归心疾似飞。白云长在望，清泪欲沾衣。”（《一笑辛未岁下第作》）张榜过后，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在下一个春节前回到自己的家乡。

下田村就在府城边上，背靠着一个不大的红城湖，时常有许多鸭鹅在边上戏水。丘濬跨进院子，首先看到的，是门洞里母亲满头的白发。妻子闻声从厨房出来，悲欣交集，流出了泪水。得知他未能如愿考取，二人都轻声和气来安慰。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应该是妻子金氏，她的身体显然单薄了许多。丘濬赴京之后，她便怀了身孕，但儿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她一直没敢告诉丈夫。丧子之痛和思夫之苦叠加在一起，加上田间灶头的劳作，已经压伤了这个女人。此时的她已病得不轻，尽管丘家算是医学世家，祖父曾是太医院的医生，丈夫的伺服也相当殷勤，但她还是在几个月后撒手人寰。临终之时，她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丈夫的手指。没有人知道，她是多么心疼这个男人。回天无力的丘濬，用诗记下了夫妻生离死别的一刻：“临终齿我指，以作终天诀。双泪注不流，恋恋不忍别。气促发言迟，奄奄殆垂绝。勉我赴功名，努力立名节。”多年以后，丘濬有了新的妻子，还是念念不忘长眠在土里的金氏：

越南冀北路纷纷，死别生离愁杀人。

谁信十年泉下骨，分明犹有梦中身。

（《梦亡妻》）

2

两年之后的秋天，丘濬告别老母，再度北上京师。此时的他心里多了许多沧桑，人也显得平和与沉稳。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把酒不如前会健，登高不复少年狂”（《舟中遇重九示同行曾光启》）。或许是有了一个持平的心态，在景泰五年（1454）春季的会考中，他的才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在进入殿试的三百四十九人中，他的成绩排在前列，因为皮肤黝黑、个头瘦小的缘故，在皇帝钦点时，排到二甲的第一名。这种以貌取人的情况，在钦点时并不少见。在接下来的朝考中，丘濬位列翰林院十八名庶吉士的第一名。

进入翰林院后，丘濬买下了紫禁城东边的一座小四合院，以此当作自己的新家。因为院里有一棵老槐树，便以槐阴书屋为名。邢宥等老乡朋友，有时会到这里来谈天叙旧，喝上一杯。但在很长时间里，院子都缺少女主人。景泰七年（1456），在母亲大人的敦促下，丘濬返回家乡，续娶了海南卫一个百户宁的女儿吴氏。婚后的吴氏，还是愿意留在下田村，照顾年迈的丘母。在丘濬四十岁那年，她给人丁不旺的丘家生下了一个长孙，这让丘母格外开心。后来，丘濬还娶了攀丹村唐氏家族的一个女子做妾。这位小妾知书达理，还善于填词作诗，著有《唐夫人诗集》。

直到成化元年（1465）担任经筵讲师，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丘濬都在安静的翰林院里度过。从庶吉士到编修，他陆续参与了《寰宇通志》《大明统一志》《英宗实录》的修撰，同时参照《论语》的体例，独自编辑了《朱子学的》，分纲目辑录了朱熹一生的言论，成为朱子学说的传人。在编撰《英宗实录》时，涉及于谦的盖棺定论。于谦在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对朱氏家族可谓恩重如山，但英宗复辟之后，竟以图谋不轨罪，腰斩于谦于西市。国人皆为他喊冤，老天都为他倾盆。然而，当时加罪于他的人，仍在朝中掌握重权。编修的团队里，有人主张维持英宗在位时的结论。曾被于谦大义感染的丘濬，坚决要还于谦一个清白，对其事迹给予公允的叙述。丘濬固执的意见最终得到了采纳，算是为于谦恢复了名誉。千锤百炼出深山的石灰，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重现清白的颜色。

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完《英宗实录》，丘濬被晋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与此同时，户部左侍郎薛远升任本部尚书，总理京储（正二品）;苏州府事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任邢宥，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个孤悬海外、人口只有二十几万的蛮荒岛屿，同一个月内，有三人接连获得擢拔，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被称为“海外衣冠盛事”。海南岛也因此被誉为海上的“小江南”。经琼山知县的奏表，丘母被朝廷旌表为“贞节”，在下田村道上树起了青石牌坊。丘濬在经筵上的讲授，得到了宪宗皇帝的赞许：“濬在讲筵，虽貌不扬，而音吐洪畅，宪宗悦之。”（何乔新《丘文庄公传》）他因此有了为皇上谋事献策的机会。母亲逝世时，皇帝还专门委派知府吴琛上门赐祭，这让他心里溢满了报恩之情。

丁忧期满后，丘濬又投入《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编撰工作中。这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完成之后，丘濬升为翰林院学士，成了皇帝身边的智囊，负责诏书的起草、管理史籍、考议制度等。不久，他又众望所归地升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国家的最高学府，成化十六年（1480）被擢拔为礼部侍郎，兼管国子监事务。在国子监祭酒的任上，丘濬完成了《世史正纲》的创作。

《世史正纲》叙述自秦朝统一六国到明洪武元年（1368）的历史，时间跨度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中世纪通史。丘濬确定的写作方向是“著世变”“纪事始”，即记录社会历史转折变化，叙述重大事件的始终，公允评价人物，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考虑到读者面的拓宽，丘濬在行文上“直述其事，显明其义”，尽可能做到晓畅易懂。这部三十二卷的著作，奠定了丘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但最终确立他思想家身份的，是《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写作。

自汉武帝时代起，一直以来作为民间思想流传的儒家学说，得到了专制权力的认同，一跃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宋代以后，儒学吸纳了道家与禅学的内容，衍变成了一种新的形态：以程氏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在儒家的三纲八目中，宋儒特别强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和修身齐家的范畴，于治国平天下未做充分展开，也缺少与时俱进的发明，重内圣而轻外王。南宋时期，朱熹的再传弟子，官至参知政事的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一书，阐释朱熹的《大学章句》的内容，被认为是“备人君之轨范”的著作，成了皇帝和大臣的必读之书。在为皇帝侍讲的过程中，丘濬发现了该书的不足：缺少经世致用的内容，而这正是王者必备的功课。作为天子人臣，除了精神人格的修炼涵养和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置，还必须懂得政治经济原理和国家的治理方略。因此，他萌生了填补该书的不足、完备儒学体系的心愿：“于以衍治国平均天下之义，用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举本末而有始有终，合内外而无余无欠。期必底于圣神功化之极，庶以见夫《大学》体用之全。”（《进〈大学衍义补〉表》）在阐述“治国平天下之要”的宏旨下，全书分十二个部分：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曰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全面地荟萃历代先贤人物的论述，加以演绎与阐述。其中有诸多个人的见地发明，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也许是因为来自海上丝绸之路要津、“帆樯之聚，森如立竹”的神应港边，丘濬清醒地意识到自然经济的短处和数千年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对商品交易的意义认识深刻。他认为：“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他主张扩大流通自由度，维护商人的利益，反对官府进入市场与民争利;反对政府控制市场，对盐、茶等商品实行垄断。他建议将专卖政策，改为在国家监督管理下的私人自营自销;认为货品的好与坏、价钱的高低，都要通过买卖中的供求关系来取舍。包括官府、宫廷的用品，也要进入民间市场来购买。这种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弱化政府权力干预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可谓异曲同工，而且早了三百年，在中国经济学说史上相当先锋。此外，他还提出了开放海禁，改变明初以来“片帆不许下海”的局面，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贸易，恢复“市舶司”建制，以加强海上贸易管理。丘濬充分阐释了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意义，指出：“所以通百货以流行于四方者，币也。”主张实行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政策，确定好银、钞、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关系。

在经济学领域，丘濬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他早于威廉·配第近二百年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但必依赖于人力，才能成为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物体有大小精粗，它的功力有浅与深，它的价值有多与少，至于千钱之体不大但精，必不是一日之功所成（《大学衍义补·制国用·铜楮之币》）。自然天成的事物，必须经过人们的劳动，才能获得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与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有关，还跟劳动的精度有关。丘濬的市场主体学说和劳动价值理论，即便放在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十分超前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亚当·斯密和威廉·配第那么幸运，遇上马克思这样伟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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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衍义补》是丘濬任国子监祭酒期间，利用业余时间“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汇辑十年”撰述而成的巨著，字数多达一百三十万字，是一项浩繁的思想工程，几乎耗尽了他生命的元气。在手腕发酸、腰腿酸痛的时候，他会围着那棵老槐树，在院子里一圈圈地踱步沉吟。如他在《进〈大学衍义补〉表》里说的：“端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由于长期熬夜伏案，书成之日，他已经“百病交攻”“一目青盲”。但是，看着屋子里垒得高高的书稿，他仍然感到无比的安慰，觉得等身的著作，已经穷尽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死而无憾，把躯壳还给造物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