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布鲁斯

——献给布鲁斯和他已故的妻子芭芭拉

在这个经济状况尚且过得去的临海城市，居民们若留心，便时常可以看到一群肤色各异的学生提着笨重的摄影器材在大街小巷穿梭。他们为着这里一所名气还不错的新闻学院从世界各地而来。

这个英文名叫“希尔”的中国女孩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认识她是在深巷中不起眼的一家二手书店。

那天下午，我并没有从书架上找到什么新惊喜，正要空手而去时，看见这位亚洲面孔的女孩儿在书店前台和店员沟通。她面露难色，似乎在请求什么，我经过门口时，大概弄懂了她想要做一个关于书店的采访，却遭到店员拒绝。

于是我推门出去后，等在门口，想要告诉她今天值班的这位老绅士性格生硬死板，明天会来一位稍微年轻的女士，非常和善，或许她可以明天再来试试。

我这么做了，她十分惊喜，甚至是有些夸张地一遍遍答谢了我。

我告诉她我是美国人，尽可以随意些说话。

没想到这成为了我们友谊的开端——我和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为了朋友。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以至于后来在她结束学业返回家乡前的最后一天是同我告别。我们在湿漉漉的公交站拥抱、挥手。她哭得非常厉害，不停说着“我们很快还会再见”这样的话，而我只是微笑着劝慰她。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太多次这样的告别——充满着对未来重逢的盲目信仰，固执又可笑，我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早已经接受了这回事。后来回想，我或许不该说那句“我已经是个迟暮之人，也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来说太过沉重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我们认识的这一天，我们在书店外面握手告别。只是一刹那，这情景好像打开了我回忆的开关——我最美好亦是最痛苦的回忆。

1

离开书店，我漫步在“T”字形伸出绵延于海滩的码头，暮色降临，大西洋上的潮湿空气把天空染得粉紫交融，很像我家中悬挂的那幅她最喜爱的不知名画家的印象画。海风开始变凉，我决定回家了，我想冲一杯红茶，好好享用我昨天留在冰箱里的半块布朗尼。若芭芭拉在，一定会阻止我买它，她总是偏爱芝士蛋糕。

我在二手书店碰见的那个年轻女孩儿人很温和，但与她握手着实给了我一个激灵——她的手实在太凉了。如果我还知道这世界上有比这双手更冷的手，那非芭芭拉莫属。我起初以为是那个波士顿凉凉的夏夜作祟，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这个女人身上的一个鲜明的、时常在我心里闪烁不定的特点。

我很快便走到了家，将湿漉漉的鞋放在门后的小毯子上——从前芭芭拉总这么要求我。我一向讨厌这些细枝末节，奇怪的是，现在总是记得，倒成了习惯似的。

在威尔士这个叫珀纳斯的海边小镇，我已经生活了快三年。它平淡无奇，整日挂着惨淡的云，时常雾气笼罩，海风每隔几小时就带来一阵急雨。但突然之间，在此刻，相比我作为纽约客的数十年和在波士顿度过的七年，它举足轻重——我决定停留在这里，直到死去。

我非常想念纽约，我很怀念在曼哈顿的马路横冲直撞的感觉。我曾经时常慢悠悠地在第五大道上晃荡，钻进大都会博物馆就是一天。如果碰巧在上西区，我也不会拒绝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恐龙化石。纽约是世界的中心，我常这么想。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已经在中央公园整日疯跑，纽约从未让我司空见惯。

离开这个迷人的地方，是我始料未及的。

2

1984年，我三十三岁。

约翰，我青年时期最好的朋友，在波士顿升了职，也交到了一个女朋友。他急切地写信给我分享他的心情。没想到收到的回复却是我告诉他我刚刚结束了八年的婚姻，并辞掉了工作。

于是拯救可悲可怜的我变成了他和新女友的第一要务。

我和前妻非常体面地吃了告别晚餐，在肯尼迪机场送她登上了回日本的飞机。她厌倦了纽约的生活，决定回到家乡东京。此后的几天，我足不出户，在公寓完成了足足三个迷你木雕。我拼命想抹掉和前妻制造的回忆，失去彼此让我们都非常痛苦，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成熟且正确的决定。

我怠于见人，约翰却对我不依不饶。最终我订了去波士顿的长途汽车票，只希望一个敷衍的会面能让他就此放过我。

那是个很热的夏天，大巴车上汗津津的气味把我原本就已经消极到零的出行态度拉低至负值，所以春光满面的约翰接到我时，我的脸色一定像在木桶里捂臭了的生蚝。顶着这么一张脸，我跟随他到了市里一家高级的龙虾餐厅。

服务生给我们斟酒时，约翰满脸歉意地告诉我他的女友无法出席，因为她今晚有一场很重要的音乐会要出席。

“哦，是什么乐团？会在纽约演吗？”我漫不经心地问。

“啊，不不，不会，这只是她个人办的一个小型独奏会。”约翰回答。

“哦，她是演奏者？”我多少有些吃惊。

“小提琴。”约翰闪过一个调皮的微笑。

我缓缓地点头撇嘴，迎合地表示赞许。

晚饭索然无味。我和约翰已经多年未见，有许多话题，聊得热络。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是完美的会面晚餐——既在和老朋友的叙旧过程中自然地透露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又成功地缓解了对方的悲伤。反过来，我在谈话中非常积极，也真心对我俩的相聚感到欣慰。可说到底，从约翰指望它对我产生某种积极影响的角度出发，它毫无意义。

感到幸福的人对于弱势者的鼓励往往是一厢情愿，我彼时深切地体会到了他人的善意有时是多么无用。

好在波士顿夏夜的风没有令人失望。在走出餐厅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终于感觉远离了纽约的燥热，获得了一丝轻松。身处剑桥区，我想这必定是年轻的气味、知识的气味。

我们在餐厅门外的走廊上站着吹了会儿风，等待约翰的女友，她直接从音乐厅赶来和我们会合，一起乘出租车去海边的酒吧，这是这对情侣为我安排的一个重要观光环节。

人们为什么总是一边控诉酒精，又坚持酒精和朋友的组合会使事情变好呢？我感到困惑，并认为这对酒精来说是极大的不公。但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我不能给朋友们的善意浇冷水。

约翰的女友来了，黑色礼服裙外面古怪地套了件休闲外套。她腾出拎琴包的手伸向我说：“你好。我叫芭芭拉，幸会。”

“幸会。呵，手可太凉了！”我打了个哆嗦，本能地把手往后缩。

芭芭拉立即收回了手说抱歉，干笑着搓起手来，这让我有些尴尬，瞬时意识到自己强烈的反应似乎不妥，好在随后她说了个关于此的什么笑话，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约翰当时笑得很大声，然后搂住了她。

我留意到芭芭拉谈话的方式很独特，她总是很高昂地开始某个话题，引得我们都参与其中，然后退居至倾听者的位置，话题进入尾声时，她会试图重新掌控话语权，并在此时阐明自己的观点，尽管她总是慢条斯理，毫无攻击性，敏感的我还是捕捉到某种——我当时总结为“潜伏式入侵”的倾向，于是我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沉浸在这样陷阱般的交谈中。回想起来，她让我警惕的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她的笑容非常完美，充满魅力。她的脸颊很窄，五官十分融洽地分布，没有哪个部位因格外美丽或者丑陋而显得突兀，因此构成了某种亲和的标致感。如果非要挑出一个吸引眼球的特点，那就是她的嘴角，仿佛始终自然地微微上翘着。她的皮肤不算白，和一头棕发很合宜。我认为哪怕在时代广场的人潮中，我也能一眼辨别出约翰的女朋友，因为他们实在很相配。

关于冰凉手掌的笑话结束不久，我们三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在波士顿大街上讨论百老汇趣闻。我始终参与在这些对话中，以一种“在场”的方式。直到芭芭拉提出“死亡”的话题。

“那么，你们希望怎么死去？”

她以一种非常日常的口吻问。

“噢，咱们是怎么突然从上东区法国餐厅跳到死亡的话题上的？”前座的约翰打趣道。

“得了吧，我知道你脑子里有个答案，快说吧，约翰。”她说。

“好吧，好吧，我希望平静、体面地离开。”

“‘平静’是指衰老和疾病吗？”她问。

“或许吧，我是说，我时常会想我死去的画面，或许在一个冬日，我躺在床上，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我的爱人能握住我的手，直到我微弱的呼吸渐渐停止。”约翰说。

“这画面太悲伤了，约翰。”她深沉的语调中透着哀悯。

“那你呢，布鲁斯， 你曾经想过吗？”芭芭拉转向我问道。

她着实把我问住了。我从未认真地想过死去的画面。我不抗拒死亡，但我一直认为它该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不知道。”我茫然地摇头道，“我是说，我没想过。”

她没有就此罢休，“或许现在想想呢？”

我不知道该从何想起。我说，“呃，我不知道，也许死在爱人的后头吧。”

我说这句话时，想到了远在东京的前妻。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我不想把她丢下，除非她先丢下我。

然后出租车的后座陷入了几秒的沉默。

“啊，那可太伟大了，兄弟。”约翰说。

出租车驶过了查尔斯河。我能看见外面的风，像透明纸张似的一片片飘落，覆盖了波士顿。

两天后，我回到了纽约，恢复了那种城市探索的生活。我和前妻保持着越洋电话联络，我告诉她关于纽约的一切，给她讲述这个城市在如何变化着。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赋闲在家，在本子上乱写乱画，沉溺于到苏豪区逛小艺术馆，探索街头巷尾任何我感兴趣的咖啡店。我感到生活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甚至开始规划起去东京探望前妻。我终于完全接受和适应了与前妻回到朋友的身份——那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当然，这期间约翰和芭芭拉没少帮助我。我在波士顿和芭芭拉互留了一个邮箱地址——我总是倾向于写信，打电话在我这始终是个能躲则躲的麻烦事，因为电话接通前那恼人的“嘟——”声每次都让我无比焦虑，甚至想就此挂断电话。尽管我猜芭芭拉并不会有什么古怪的电话交流障碍，但她友好地迁就了我。在信件往来中，她总会给我发一些纽约市新鲜的展览、戏剧、音乐会资讯，嘱咐身在艺术天堂的我不要浪费机会，这些是她作为纽约客最留恋的。我则会挑选其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去，并在之后给她寄回我的反馈。大多时候，这些她推荐的活动都是我很乐意去的，当然偶尔也令人失望。有时我的反馈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我们的信件往来会一直持续数日，互相丢一些干巴巴、冗长的论证，当讨论进入白热化，对方的激烈情绪已能穿透文字扑面而来时，其中一人总会主动冷静下来，停止回信，于是争执便会戛然而止。之后或许长达一个月内，我们都没有对方的任何消息，直到突然的某天，当我再次收到她若无其事地发来的一连串新的纽约艺术活动信息，我就知道，是时候展开新一轮的邮件友谊了。

在所有这些邮件往来中，我和芭芭拉都没有提及在波士顿海港的那块草坪上的二十分钟。

那天晚上，在酒吧喝了一杯之后，我本想一个人出来透口气，没想到她端着酒杯出现了，并在我身边坐下。

“你怎么样？”她问我。

“啊，还好，我只是想出来吹吹风。”

“我喜欢这儿的夏天，尤其是夜晚。”她继续说，“这是纽约没有的气味。”

“没错，没错。”我说道。

我感到十分尴尬，这样的场景让我觉得不妥，我期待着约翰能加入我们，或者芭芭拉能再说点什么。

但她没有，空气于是很奇怪地安静下来。我通常是会努力寻找话题的人，尤其是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但那天我的脑袋仿佛停滞了，嘴巴也疲惫不堪。芭芭拉把空酒杯放在草地上，躺了下去。我依旧那么坐着。我们谁都没有再说什么。我在沉默中慢慢放松，感到舒适起来。

后来约翰终于发现我们不见了，他急吼吼地跑出酒吧，看到朝着海港发呆的我，和他已经在草坪上睡着了的女友。

“你们什么时候跑出来的？真是两个艺术家。”他对我开玩笑道，一边摇头，一边看了看手表。

“我想我们该走了，你也需要休息了，亲爱的。”他温柔地把芭芭拉叫醒，将她搂在怀里，两人摇摇晃晃地走在我前面，远离海岸线，走向城市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