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告后代人

公元849年春，已近不惑之年的李商隐结束了在桂林的游幕生活，回到长安，在朝中谋了个京兆府掾曹的职位，和从前一样，还是靠笔墨事人，兢兢业业，唯唯诺诺，但是困窘的生活境况依然见不到丝毫起色。有一天，诗人凝眉端详着在春光中嬉戏的、烂漫聪慧的儿子——这位曾被温庭筠戏谑为“乐天转世”的李兖师——他写下了一首《骄儿诗》。这是一首由三十六联构成的五言体长诗，其结构有点近似于杜甫的《北征》，但内容和写法显然脱胎于西晋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只不过是将“我家有娇女”换成了“兖师我骄儿”，诗中大量生动形象的描写与《娇女诗》如出一辙。全诗共分为三段，前两段均为对骄子体态和性情的描述，重点集中在最后一段：“爷昔好读书，恳苦自著述。憔悴欲四十，无肉畏蚤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这肯定是诗人苦闷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李商隐在诗中希望儿子长大之后不要重复父亲的老路，与其像他一样通过读书科考求取功名，不如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不能不说，这是李商隐对后代的真诚祝福，既含有对自我遭际的无限感慨，又怀有对儿子前途的隐忧。写这首诗的时候，李商隐的生活其实还没有真正触底，但无望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了。在激愤的李商隐看来，诗赋写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倘若徒守经帙，不仅于国无益，而且还会给自己的生活徒增伤悲，所谓“文章憎命达”，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没能逃过这样一劫。我们不知道李兖师长大成人后，是否真正理解了他父亲的忠告和良苦用心，亦不知道其命运走势究竟如何，反正像所有默默无闻的人一样，“李兖师”这个名字除了在父亲的诗歌中出现过外，再也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他。仔细想来，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历史不仅记录荣光，也会记录苦难，在充满践踏、追求不朽的“立言、立德、立功”的道路上，那些平平淡淡、无喜无悲度过今生的人，兴许才是真正活过了的人。当然，这只能是假设，李兖师碰巧有这样一位不朽的父亲，因此，他才有机会昙花一现，而更多的人连这种假设的机会都不曾拥有过。

考察历史上那些星宿般晶莹闪亮的大诗人们给自己后代写下的诗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每一位诗人对后代的寄望虽然各有侧重，但大多都还是希望儿孙们能够“诗书传家”，奋发有为，或者各安其命，颐养天年。而像李商隐这样，如此决绝地给出“儿慎勿学爷”的忠告的，终究还是少数。李商隐的写作被后世公认为得杜甫之真传，“义山继起，入少陵之室，而运之以稼丽，尽态极妍，故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清·钱良择《唐音审体·七言律诗总论》）从早期学杜，仿杜，到后来改良杜诗，最终形成了脱胎于杜诗却又独具个人情貌的“商隐体”，作为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李商隐最后竟然不愿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此事至少说明，其枯灰之心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相反，杜甫却不一样，尽管他也潦倒，贫困，四处碰壁，却始终坚守着诗歌的初心，把诗歌当作弘扬家族精神、施展个人抱负的事业。在《宗武生日》诗里杜甫写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是杜甫十分器重的小儿子，诗人先后为他写下了《忆幼子》《又示宗武》等诗。看来，杜甫不仅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够继承“诗书传家”之志，而且还应该不慕权贵，低调做人，以期光大门楣。据有限的史料记载，杜甫死后，夫人杨氏无钱将诗人遗体送回老家归葬，只好草草葬于岳州。不久，杨氏去世。有人考证过，长子杜宗文可能被杜甫的好友桂林刺史李昌巙（李剑州）带往外地，征辟为从事;而杜宗武则一直流落在湖湘一带，娶妻生子，直至死去。多年以后，杜宗武的儿子杜嗣业满面凄楚地来到荆州，请求时任江陵府士曹参军的元稹为祖父撰写墓志铭，而后又通过求告、借贷等方式，才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将祖父母的遗骸带回偃师家族墓地归葬。

“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是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一诗中对自家家谱的实录，诗人并没有夸大其词，他祖上的确有值得炫耀的地方。杜甫的家世可以清晰地追溯到西晋开国功勋杜预那里，这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作者，既是一名战将，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曾享孔庙供奉，受后世敬仰。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位文武双全的十三世祖堪为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具体楷模，杜甫曾多次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都含有缅怀这位高祖之意。而真正让杜甫深感自豪的，还是他的祖父杜审言。“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是《全唐诗》里收录的杜审言的作品《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首非常合乎律诗规范的五言诗。明人胡应麟称杜审言为“初唐五言律诗之首。”而杜审言自己也当仁不让：“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生性倨傲的杜审言从不讳言自己卓绝的才华，但他在仕途上并不顺利，数次遭贬，却依然我行我素。作为初唐五言律诗的奠基者之一，杜审言为杜氏后代积攒了足以傲世的传家资本。

杜甫在“裘马轻狂”的环境下很快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之后经历了汲汲于仕途、惶惶于战祸、漂泊于江湖——这样的三段人生，无论生活环境多么动荡险恶，他始终将家人带在身边，对子女近距离地言传身教。而他本人也从来不曾放弃过对诗歌这一艺术形式的思考，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诗歌体式方面，诗人在每个阶段都不断有崭新的经验介入，一再深入地推进着自己的情感表达效果。“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其五）、“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以及“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甫创造性地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将诗学与人生并置，在写作中注入了关于诗艺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启发着无数后来者。试想一下，如果诗人没有将诗歌视为一桩神圣的事业，没有理所当然地视写诗为“家事”，而只是像许多诗人一样，将诗歌作为个人才情的展示，他就不可能最终成长为后世景仰的“诗圣”。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儿子伯鱼的谆谆教诲。在孔子看来，“诗教”其实是一种培养君子品德和心性的手段，君子之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而每一次社会的“礼崩乐坏”，首先就是缘于“诗教”的缺失，以至于“礼教”“乐教”的沦丧。由于《诗》具有“言志”的性质，“言情”的特征，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将《诗》与礼、乐融合在一起，作为传达思想教化人心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慢慢形成了以《诗》成礼，以礼传家的社会风气。当这种风气形成之后，不仅统治者，包括那些奉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士大夫们，都无不以这样的传统教育后代了。

公元393年左右，陶渊明为长子俨作了一首《命子》诗，起笔写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这首长达十章的诗，前六章都是在叙述陶氏一门悠久淳厚的家风，后四章则在训诫后代不忘祖德，光大门风，字里行间显示出了诗人知天安命、委运任化的超然胸襟：“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十年之后，陶渊明则作《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诗中充满了对孩儿们的慈爱怜惜之情，而此时的诗人已经在生活中历练出了更加豁达的人生态度，他不再苛求人生所有，也不再强求生命的得失，只愿孩子们能够在人世间活得无碍无羁，在亲情中守望相助。五十三岁那年，陶渊明自恐来日不多，怀着生死有命的达观态度，又给儿子们留下了一首带有遗嘱性质的诗《与子俨等书》，谆谆告诫儿子们：“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并以鲍叔、管仲、归生、伍举等为例，希望他们善待彼此，“兄弟同居，至于没齿。”在这首诗的最后，陶渊明引用了《诗经·小雅》，说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诗深情款款，充满了舐犊之情，也全面而深刻地凸显出了诗人一生的志趣和高洁的精神人格。

四百多年后，江州司马白居易专程来访陶渊明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陶公“高山仰止”般的钦慕，而且对陶渊明诚实守护儒家伦理，培育厚德家风的行为，表达出了深深的敬意。而相比之下，生前风光无限的白居易，晚年只能发出“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场”（《老病相仍，以诗自解》）的感喟了。这位坐拥满壁家财、晚来得子的大诗人，因爱子崔儿三岁夭折，而陷入了失去继承人的巨大悲恸中：“悲肠自断非因剑，喧眼加昏不是尘。怀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邓攸身。”（《哭崔儿》）白居易晚年时常会在空虚与无奈的情绪里自怨自艾，同时又强作欢颜，这大概都与崔儿的夭折有关。在《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一诗里，他对这种沮丧感供认不讳：“书报微之晦叔知，欲题崔字泪先垂。世间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儿。蝉老悲鸣抛蜕后，龙眠惊觉失珠时。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无人可传，无后可袭，意味着，诗人毕生的努力都有可能会付之东流，这无疑是他人生中难以复加的悲哀。七十一岁那年，白居易终于选择了皈依佛门，自号“香山居士”：“何以度心眼？一句阿弥陀。”（《念佛偈》）

在讲究“诗书传家”的中国古代，白居易的遭遇着实令人同情，但或许他还不算是最为悲惨的，孟郊就比他远为不堪，这位年过四旬还被慈母催逼着，踏上科考之路的诗人，屡试不第，“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韩愈《贞曜先生墓志》）在终于中得了进士后，孟郊喜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人原本以为自己潦倒的生活会就此画上句号，却哪曾想到，后面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待着他去经受。《游子吟》是在孟郊担任溧阳县尉时所作，一句“慈母手中线”感动了无数后人，充满了诗人对母亲裴氏的深情感念，那也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几年时光，但没过多久，他最珍爱的母亲溘然病逝。随后，诗人又因家境贫顿，连丧三子，生命中只剩下了凄凉的晚景：“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怀十五首·其四》）穷困、饥饿、疾病、衰老、孤独……这些不祥的词语，此间全部化身为催命厉鬼，在孟郊的晚年找上门来。《唐才子传》中说：“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孟郊死后，贾岛写道：“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后，斜日下寒天。”（《哭孟郊》）两位惺惺相惜的诗人，最终都以身试“苦”，前者用生活之笔饱蘸着生命之无常，成就了“诗囚”苦难的一生;而后者用语言之笔，将自己打磨成了一位“苦吟”大师。贾岛终其一生也同样没有摆脱困苦者的形象，《唐才子传》这样记载他：“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中有失意吟，知者泪满缨。何以报知者，永存坚与贞。”可以想象，当贾岛后来重读故人孟郊的这首《答郭郎中》时，也一定会如我们这般对沉重的人生感叹不已。

然而，文学史上仍然有许多令人钦羡的诗家典范，他们不断书写和成就着文学史的奇观，譬如，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魏晋“三阮”（阮瑀、阮籍、阮咸），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或祖孙相传，或父子相袭，以文风光耀门楣，须臾不曾中断，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一道独特景象。令人困惑的是，历代文人的仕途之路从来没有顺利和畅达过，即便如此，“诗书传家”的理想依旧矢志不渝。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这种社会风尚，其实更着重于君子人格的养育和规训，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根本目的仍然在于，通过读诗习文达到内心的通透，最终完善自我的人格建设。阮瑀写过一首题为《驾出北郭门行》的乐府诗，借一个啼哭于街市的小儿之口，控诉社会的乱象，以及世态的炎凉，发出了“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的吁请，劝诫世人要遵守礼俗，不要虐待孤儿。诗歌的社会功用在这首诗里被彰显了出来，成为改造世道人心的重要手段。阮瑀去世后，年幼的阮籍通过苦读终成一代名士，琴棋书画酒，无所不精，“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其十五》）作为志向远大高洁的“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在乱世中“忧思独伤心”，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歌风格，也历练出了超凡绝尘、清虚自守的精神境界。无论是酣醉沉睡，还是“翻青白眼”，甚至在为母亲丁忧期间大啖酒肉，阮籍看似离经叛道的各种举止，其实都是他在危局中的自我保护策略。这当然也是他对淳朴家风的守候与传承，并在继承中根据世相的变化完成了某种极具个人化的变通，而这样的变通，与陶渊明所操持的“固穷”“守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