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学天文

一

1936年春夏间，金克木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跑到杭州西湖孤山下的俞楼暂住，全力翻译《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访，见原本写诗的金克木在译天文学，不禁大为惊异，金克木写道“他约我去灵隐寺，在飞来峰下饮茶。正值春天，上海来的游客太多，我们只好避开拥挤的人群，找到一处冷僻的小馆子饮酒吃饭。他刚从上海来，很快就回去，竟像是专程前来把我从天上的科学拉回人间的文学的”（《一九三六年春，杭州，新诗》）。

或许是因为戴望舒名声太大，人们高估了他的影响力;或许是因为金克木语焉未详，读文章的人把意图当成了已然，反正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戴望舒善意而果断地阻止了金克木继续把精力投放在天文学上。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传奇。杭州见面之后，大约对劝说的成效并不自信，戴望舒用双方都熟悉的方式，写下了《赠克木》，用金克木的话来说，“其实是‘嘲克木’”。原诗有点长，节引如下——

记着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

还有它们的成分，它们的方位，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为人之大道全在懵懂，

最好不求甚解，单是望望，

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阳。

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倥偬：

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乐在空与时以外，

我和欢乐都超越过一切境界，

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

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

诗不难明白，大意是说宇宙太广阔，无论怎样钻研，都是未知的部分大于有知。人不妨看星看月，却更应该随遇而安，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体味其中蕴含的乐趣。这当然是希望金克木回到对人世的抚触与咂摸，不要费精力于无穷之地。有意思的是，戴望舒还有更深入的提示，劝说孜孜钻研天文的友人不必骛远，而把自身看作宇宙，不断深入理解。

写这首诗的时候，戴望舒三十一岁，已经历过了很多的人世情形，心思渐渐收敛，更关注怎样守住自己的局限，诗中明显流露出倾向于艺术的意思。小七岁的金克木正年轻气盛，还未必能充分体会戴望舒的用心，因此《答望舒》里有解释，更多的却是各行其志的决绝——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见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见其少。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知与不知，士各有志。

因为人生只有生殖与生存，

理智从来无用，意志又无根，

艺术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无非是逢场作戏。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涂的聪明人都是如此。

这样的人才有无比的痛苦，

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时担负。

答诗比赠诗更长，单是对学天文的辩护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里也是截取了全诗的一部分。“知与不知，士各有志”应该是对戴劝其放弃天文学的答复;“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则可以看成金自己的道路选择。比起戴望舒的倾向艺术，金克木显然对艺术（和宗教）都不太信任，引用柏拉图“自知其不知”，或许表明他更偏于哲学，并已有“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时担负”这样的洞见——虽然表述上略显不够节制。两诗对比阅读，大体可以看出戴望舒与金克木的性情差别，如果从他们整个生命轨迹来看，诗中似乎也隐隐埋藏着未来各自的命运线索。

应该是他们赠答完成后不久，回南浔奉母的徐迟邀请金克木去他家居住。“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少年徐迟》）书译出后，金克木托曹未风卖给商务印书馆，得了一笔钱，于是“回北京后，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译匠天缘》）。可见，戴望舒的劝说和赠诗并没有让金克木结束学习天文的进程，此后的终止肯定另有原因。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弄清楚，金克木是如何迷上天文学的？他为何会中断这一过程？天文带给了他些什么？

二

关于为何迷上天文学，金克木有两个说法。其中一个出自《遗憾》：“于是想起了看《相对论ABC》迷上天文学夜观星象的我。那时我二十几岁，已来北京，曾经和一个朋友拿着小望远镜在北海公园看星。”文中提到的《相对论ABC》，当为罗素的著作（The ABC of Relativity），首版于1925年，王刚森将其译为中文，分为上、下两册，世界书局于1929年和1930年印行。据后文可知，金克木对天文学发生兴趣在1933年，其时他刚刚通读完英文原本《威克斐牧师传》，初步领略了英文之妙，不知是否有能力阅读罗素介绍新科学成果的英文原作，或许翻看的是王刚森译本。

这个看书迷上天文学的说法，金克木只在上述文章中提过一次，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无法展开讨论。他的另一个说法，提及了相关线索，搜求起来就方便多了。这个另外的说法出自《译匠天缘》：“偶然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谈天文，说观星，署名‘沙玄’。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题为《秋之星》，署名赵辜怀。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

查天津《益世报》，署名沙玄的文章数量不少，多数与天文有关。1933年6月22日，该报“语林”版刊出沙玄的“谈天杂录”专栏，发文两篇，其一《只知天文不知地理》标明“代序”，可见是专栏开篇。此后又于6月24日、6月25日陆续刊发他的三篇谈天文的文章，最后一篇文末注“暂告段落”。过了一个多月，该报同版又开始刊载他的“谈天文的杂录续”，8月27日刊之一、之二，8月28日刊之三，8月30日刊之四，9月1日刊之五，“之五”文末署“暂结”。此外，8月15日和16日，沙玄还在该报开过一个“说地”专栏，也是刊文五篇，未标“暂结”而止。

《译匠天缘》里既然说，“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猜测应该是金克木看到“谈天杂录”栏目“暂告段落”或“暂结”之后写的信。文中又言，“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则去信应在报上有痕迹。查该报6月26日至8月26日之间的“语林”版，并无署名金克木之文，也没有跟“谈天杂录”相关的内容。如以信的见报为标志，则刊出的信应在“谈天杂录续”暂结之后。果然，9月7日和9月8日的“语林”分两期刊发了《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署名正是金克木。

我很怀疑，这个《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可能就是金克木记忆中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信”。不过，就文章内容看，这应该不是金克木首次给沙玄写信。文章开头说，“预定的给先生的回信还没有写，真是连‘抱歉’的话都无从写起了！”中间又云，“到平后，好些天没有一定住处;接到先生来信时刚在东城找了一间房子，于是可以开始望星了”。1932年冬，金克木离开北平，至山东德县师范教书谋生。“到平后”，应该是指他1933年夏天回到北平之后。既言“回信”，又报自己的行踪，显然金克木在山东时即已与沙玄通信，并在以往的信件中言及自己即将去北平。或许可以由此推测，金克木看到沙玄6月份刊出的谈天文章，便写信去报社，请他继续谈下去。报社收到信后，即转给沙玄，沙玄便开始与金克木通信。

这里的疑问是，既然已有联系，为什么金克木这次的信不是直接发给沙玄，而是寄到了报社呢？“谈天第一信”刊出近两个月，11月2日和3日的“语林”上才发出沙玄的两篇文章，副标题分别是“谈天第二信”和“谈天第三信”，也即回复金克木的“第一信”。原因呢，是从七月半到十月半的报纸，沙玄都没有看到，十月底才因为替人查找旧稿，看到了金克木的“第一信”。“第一信”结尾，金克木虽给出了自己收信的寄转地址，却又说自己“不知能在北平住多久”，同时希望沙玄“给个通讯处，免得我要把无味的信占据语林的篇幅”。在“第三信”末，沙玄言：“我的地址也颇不一定，此后的行踪，怕正和陨星差不多呢！”两个行踪不定的人通信，大概只有报社这样一个相对可靠的中转之处了。当然，报纸的信息传递也只是相对可靠而已。沙玄两封信发出来，金克木作出反应，又是近两个月之后了。1934年1月5日，金克木的复信以《观星谈》为题发出，编者这次没加“谈天第几信”的副标题。此后的天津《益世报》上，再也没有见过两人交流的文字。

后来，金克木还给《益世报》写过两篇天文相关的文章，分别是刊于1935年12月26日的《评〈宇宙壮观〉》和1936年11月26日的《对于“天文学名词”的蒭荛之见》。前文介绍山本一清著、陈遵妫编译的《宇宙壮观》，后者讨论翻译天文学名词的补充和统一。不过，这两篇文章已不是发在“语林”，而是发在“读书周刊”版面。

让人好奇的是，这位吸引金克木迷上天文的沙玄，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根据《译匠天缘》提供的线索，查到《秋之星》初版于1935年9月，此外再无更多信息。2009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版此书，前冠陈四益之序，方知赵辜怀为赵宋庆笔名，这才慢慢理出头绪。

据跟其有直接交往的萧衡文章《名列“复旦八怪”的奇才赵宋庆》，赵宋庆1903年生于丹徒（今江苏镇江）。六年私塾教育后，就读于南通甲种商校，后至上海的银行任职员。1925年秋，他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文艺系，因聪颖而勤奋，深为陈望道、刘大白等师辈赏识。毕业后以教书为主，但或作或辍，少有稳定之时。1932年居北平，遇到任天津《益世报》编辑的复旦同学马彦祥，约为作文，这才有了金克木读到的“谈天”系列。1942年，陈望道接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建议复旦聘其为中文系副教授，后始终执教于此。1958年起他回乡养病，1965年离世。

谈到赵宋庆的学问，照朱东润在自传中的说法，“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据说，他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外语水平也很高，有外语系的教师请教问题，他随口即能解答。数学方面，因为没有查到相关文字，无法确知其程度。外语方面，他学生时期即翻译有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鸽与轻梦》，1927年10月上海书店印行，署席涤尘、赵宋庆合译;另译有《屠格涅夫小说集》，1933年1月出版，大江书铺发行，署名赵孤怀。还有个近乎传说的事情，就是他曾七日内以绝句形式译《鲁拜集》，意图考察海亚姆对苏轼的影响，奇思妙想，足供玩味，惜乎未见流传。

在建立与金克木相逢之缘的天文学方面，除了《秋之星》，目前能查到的赵宋庆文章，只有1956年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1957年的《试论超辰和三建》，均发表于《复旦学报》。后者讨论岁星超辰和岁首确立问题，事涉专业，问津者少。《辨安息日并非日曜》知识专门，又因指出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的错误，编辑不敢轻易处置，只好请教于当时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按萧衡的说法：“答复来得迅速而果断，张氏在回函中高度赞赏了赵文的价值，对赵先生精湛的见解备极推崇，认为全国能就那个议题写出如此高质量文章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确定张是否跟赵有过交集，能够知道的是，因对天文学的热心，金克木1936年认识了张钰哲。

三

金克木有一样极强的能力，凡有所学，立刻便能放入实行中巩固和检验。在《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中，他自陈学外语的经验，“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虽然他自己说，“学外语不能照我这样，还是得走正道用功”，但其实这种在实行中学习的方式，非常富有成效。迷上天文学以后，金克木一边开始阅读天文学（尤其是星座）方面的书，一边也就开始观星。

《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里，金克木写到了他开始观星的种种困难：“我仗了先生画的那张图，就认识了将近十座。但图上西边星座早已归隐，东边星座尚缺甚多，眼见就不敷用了，只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找，结果呢，据说天文书都装了箱子，剩的几本已经是破铜烂铁的好伴侣了。……然而我还是有了认星的机会，终于从一位朋友处弄来了一本顾元编的天文学，又到西城市立图书馆去查了两次沈编星宿图，断断续续看了些夜，也马马虎虎认识一些星座了。”顾元编的，应是作为高中教科书的《天文学》，初版于1930年3月。沈编星宿图未知何指，但从行文来看，应该跟顾元的书类似，是入门指导性质或便于初学查找对照的基础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