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过渡地带与中国环境史学的深化

在中国的辽阔疆域内存在诸多差异显著的生态系统，在没有极强外力的干扰下，各生态系统通常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受此影响，人们会长期从事相同或相似的生业活动，自然和社会景观也较为固定。但生态系统的边缘尤其是两种不同生态系统相邻地带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调控能力均比较弱，极易导致自然环境发生变异，环境问题在这一地带也出现较多，人类日益频繁的活动也增加了环境变迁与环境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因此，生态过渡地带成为中国环境变迁与环境问题发生最多的区域，其环境变迁直接体现在自然与社会景观的变化上，主要表征为环境退化、土地沙化及荒漠化等。因而，无论是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还是出于对当下环境治理与保护的现实关切的角度，都有必要对中国特定区域尤其是生态过渡地带的环境变迁予以关注。本文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代表的生态过渡地带为考察对象，中国的农牧交错带包括“北方”与“西南”两大区域，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牧交错带的主体部分，占总面积的80％左右。参见刘洪来等：《农牧交错带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09年第8期。反思生态过渡地带对中国环境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推动中国环境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标志性学术概念的打造及具有本土特色研究范式的形成。

一、生态过渡地带是具有标识性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区域

生态过渡地带是指不同生态系统交错形成的中间过渡区域，是由特定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影响的、在相邻生态系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自然环境条件方面具有明显过渡性的地理区域。

在生态系统中，凡是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能量、结构和功能等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带”的空间域即是生态过渡地带。 刘燕华、李秀彬主编：《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18页。生态过渡地带是多种生态类型的交会地，始终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对外界的干扰相当敏感，一旦干扰超出了一定阈值便迅速扩大且难以逆转。 郑度等：《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8页。生态过渡地带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都比较差，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并发生不利于人为利用的变化。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代表的生态过渡地带作为中国环境变迁的显著区域，是具有标识性的研究对象，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生态过渡地带是中国自然环境最容易发生变迁的区域。该区域的自然与社会景观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环境变迁形式也最为丰富。就北方农牧交错带而言，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在暖湿气候的影响下，这里便分布着发达的原始农业。方修琦等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农业文化遗存的北界分布范围大致是“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再折向东南，沿祁连山北麓，向南经青海湖东岸至贵南、泽库”。 方修琦、章文波、张兰生：《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自然资源学报》，1998年第1期。这个分布范围与今日农牧交错带的分布区域基本吻合。新石器时代结束后，随着中国自然条件整体向着干旱寒冷趋势转变，以及在地势抬升影响下蒙古高原的形成，在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景观，为应对自然因素波动，人类社会也出现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王明珂指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开始向干旱、寒冷转变，这一趋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高峰，进而导致河湟地区—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沿线由农耕转向游牧，出现了以此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的分野。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在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便形成了生态过渡地带，这是自然因素波动的直接结果。在人类历史早期，自然因素对这一地带环境景观的塑造最为显著。但随着农业的出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对生态过渡地带环境变迁的影响持续加深。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种变迁则直接体现为人们通过利用农牧业塑造了新的环境景观。在自然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实际范围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当人们通过调控或改造部分气候条件及培植环境适应性更强的动植物品种而提高了对农牧业选择的主动性时，其实际分布范围和边界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自然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与实际范围并不吻合，且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会发生逆自然规律的南北摆动。最典型的当数秦汉、隋唐和清代，北方农牧交错带实际范围在国家的推动下大幅度向北和西北拓展，尤其清代在典型的小冰期气候寒冷期内农业生产范围持续向北和西北方推进，农牧交错带范围也出现了逆自然规律的向北和西北拓展。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拓展的标志是农业因素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向北方和西北方推行农业，导致当地的原初环境景观因农业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随着人类社会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利用而持续发生变化，这也是生态过渡地带极易发生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

第二，生态过渡地带是中国环境问题分布最多的区域，也是严峻环境问题频发的区域。在这一区域，随着人类活动的持续深入和广泛开展，环境问题尤其是严峻环境问题会更加突出。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农牧交错带也被称为“边际土地”， 向杰：《“边际土地”不能再放任自流》，《科技日报》，2006年4月12日，第8版。土壤贫瘠脆弱、生产力低，具有显著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和演化规律， 王雪军等：《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景观动态监测与预报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人类社会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是影响其环境变迁和环境问题出现的关键。

对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而言，在生态系统边缘区，其反馈控制能力变弱，过渡地带的生态系统极易瓦解。当非适宜本生态系统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被强行引入后，尤其是对自然环境开发利用强度较大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运用于承载能力与修复能力较低的生态系统时，便会导致环境变迁甚至环境问题的出现。越是靠近现代社会，人为因素影响下的环境问题越是频繁出现。恩和指出，当农耕民族进入草原并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与土地开发利用时，多会导致草原环境退化和生态受损，但由于历史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草原的占有，在清代以前大体保持轮流坐庄，农业在草原上的分布范围也较为有限，加之农耕民族统治时对偏远的北方草原腹地更是鞭长莫及，因而历史时期北方草原上并没有形成类似于今日的严重荒漠化。 恩和：《草原荒漠化的历史反思：发展的文化维度》，额尔敦布和等主编：《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及其防治对策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就内蒙古地区来说，历史上非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在部分地区阶段性出现，有些地区的环境问题也持续下来。如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自隋唐时就已形成，至清代以前一直存在，但分布范围有限，清代以后持续的非合理土地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加剧了草原的大面积荒漠化或沙化，这一恶化趋势一直持续至今。鄂尔多斯地区也成为当前内蒙古荒漠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其有两处分布范围较广的沙漠：一处是中国排名第五的毛乌素沙漠，也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另一处是中国排名第七的库布齐沙漠，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漠。时至今日，由于受到沙漠广泛分布的影响，“鄂尔多斯台地植被稀疏，干旱少雨，沙化严重”。 宁夏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农业志·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二、生态过渡地带研究对中国环境史学的丰富与完善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史学在全球范围“异军突起”，成为“千年之交史学发展的一件大事”， 王利华：《序》，田丰等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页。这与环境问题的普遍出现尤其是严峻环境问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直接相关。中国环境史研究同样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并受到广泛关注。刘军会等采用遥感、GIS技术并结合政府文件和已有研究成果，已识别出了全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分布范围并划定了18个重点生态环境脆弱区，总面积约240.1万km2，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25.0%。18处重点生态脆弱区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黑河流域中下游、腾格里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毛乌素沙地、阴山北麓—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横断山、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三峡库区、大别山、罗霄山、黄山、仙霞岭-武夷山、天山、西南喀斯特地区和羌塘高原

西部。参见刘军会等：《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区范围界定》，《生物多样性》，2015年第6期。这些被划定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多位于生态过渡地带，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易发生环境变迁及环境问题频繁出现。中国严峻的环境问题也多出现在这类地区。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生态过渡地带的典型区域。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变迁主要体现在人类对农牧业的不同选择利用及由此导致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景观变迁上，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其“本质是土地质量遭到破坏，土地对于生命系统的供养潜力衰竭，从而生命难以生存，最终形成荒漠化景观”。 王建武：《中国土地退化与贫困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已经营鄂尔多斯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到了秦汉及以后，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经历了秦汉、隋唐与清代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和农垦开发高潮，导致当地自然环境发生明显变迁，以土地沙漠化或沙化为表征的环境破坏日渐加剧，清代以来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影响至今。受到自身环境脆弱性的影响，生态过渡地带的环境破坏尤其是严峻环境问题极易出现，且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这也推动了环境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对此，王利华指出，“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和探讨环境历史问题，同样缘于全社会对日益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的普遍忧虑和关切”，而且“中国环境史研究同样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的现实服务意识”。王利华：《序》，田丰等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第3-4页。

内蒙古地区是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主体分布区域，截至21世纪初期，该地区已成为中国土地沙化和荒漠化面积最大的地区，土地退化和沙漠化面积占其国土面积半数以上。草原环境恶化也导致沙尘暴肆虐，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国沙尘暴的重要形成源地。人为因素对当地环境恶化的影响最为明显。研究表明，在造成环境恶化的因素中，70％～80％是由于人们不合理的行为所致。 彭珂珊：《西部沙漠化与沙尘风暴问题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3期。历史上，内蒙古地区自然环境发生显著变迁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多是受到非合理的土地开发建设所致。不可否认，土地开发建设在部分自然条件较为优渥地区也会导致环境变迁，但不会造成明显的环境问题。然而，在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大部分地区，人为的开发利用都会超出自然环境原本的承载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造成了较严重的环境问题。20世纪以后，土地的开发利用进一步缩小了分布于农牧交错带外围的草原分布空间。从20世纪开始至今，中国草原界线往北推移了将近200千米，往西推移了将近100千米，能够被开垦为耕地的草原都已基本上被垦殖完毕，剩下的草原被挤在两个“三”上下：一个是“海拔3000米以上”，如海拔4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的草原还用于放牧；另一个是“300毫米降水量以下”，降水量300毫米以上的草原多被开垦，而低于300毫米降水量的地区因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用水需求而未被开垦种植。 刘晓莉：《中国草原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这种没有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特殊性的土地开发利用，导致环境问题在生态过渡地带普遍出现且日益加剧。

回顾历史，包括北方农牧交错带在内的中国生态过渡地带环境问题的形成，基本上与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直接相关，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变迁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几乎都是人为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所致。对此，周琼和耿金指出，“一直以来，史学家们更多关注的是边境屯戍的国防意义及正面贡献，很少注意此政策对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但“徙民屯田，必然要反复翻动地表土壤，不仅破坏植被，恶化生态，而且容易造成就地起沙”。纵观河西走廊的开发历史，“大概有三次高潮，即西汉、唐代前期及清代。在屯垦的高潮时期，大量草原被辟为农田。高潮一过，百姓自屯区撤走，旧的屯垦区被大面积撂荒。其结果是地面长期裸露，甚至连农作物对风沙的微弱阻滞也一并全无。于是劲风挟带大量沙粒，长驱直入，侵向内地，沙漠便年复一年地扩大”。 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45-147页。总之，生态过渡地带的环境变迁与环境问题都极为显著。它作为目前中国环境问题分布最广的地区，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区域和案例。

三、生态过渡地带研究与中国环境史学的广阔前景

无论是从环境史学科起源、发展等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出于对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的现实关照，生态过渡地带都是中国环境史研究无法绕开的关键区域与重要对象。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加以阐释。

第一，从历史维度来看，生态过渡地带不仅是中国发生环境变迁和环境问题较为普遍和频繁的地区，而且是古代移民屯田的核心区域，尤其是在北方农牧交错带体现得最为明显。通过对生态环境过渡带的研究，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生态环境过渡地带的生态和历史价值，并为拓宽环境史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