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发展

人与自然间究竟应保持什么关系？从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就一直在追问这一问题。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做出了多种回答。有人提出人类中心论，也有人提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等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这无疑是最有生命张力的表述。他全面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2021年4月22日），《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第2版。 “六个坚持”不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的提炼总结，而且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扩展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共同体的认识。

人与自然间激烈冲突的表现是自然灾害的爆发。自然灾害就是“在自然界发生的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等异常现象，危害人类的生产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造成一定损失的”灾害。褚庆林：《自然灾害的地理学性质》，杜一主编：《灾害与灾害经济》，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自然灾害的发生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类似于水、旱、地震的自然异常现象，二是这些自然异常现象必须作用于人类社会。循此定义，该如何从灾害区域的协调与应对视角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剖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本文从人类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减少自然灾害爆发的条件、利用小区域的生态环境，以及为减少损失采取损害他人利益的措施时要补偿其损失等四个方面，讨论人与自然共同体如何保持生生不息的态势，敬请方家批评。

一、自然灾害是伴生人类生存的常态

自然灾害源于自然界的灾害因素，水、旱、地震、山体崩塌、冰雹、风、火、寒，甚至蝗虫、鼠疫等生物因素，都可能导致重大灾变。中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自商代甲骨文出现以来，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史不绝书。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多，关于灾害的相关记载也越来越多。由于古籍保存不易，越是古代的文献越难以留存，而越是晚近的存世文献就越多。因此，史籍中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但这种越来越多的记载并不代表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关于宋元以前的自然灾害次数，我们一般会从正史中去统计，其他史料虽也有一定记载，但不多。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纂修非常发达，私人撰述也多，且基本都被留存下来，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就非常丰富。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志记载的自然灾害次数进行简单处理汇总，就会发现明清时期的自然灾害次数远远超过前代。显然，面对丰富的史料，我们需采用合适的统计标准，否则通过不同的标准统计出来的数据，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

由于资料记载的原因，我们很难分析历史长河中自然灾害爆发的次数、频率，目前学界尚无一套得到公认的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的数据。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开拓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分时期统计了我国各类灾害的年次，即“凡见于记载的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的轻重及灾区的广狭，也不论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要是在一年中所发生的，都作为一次计算”，其数据经常被后来学者引用。“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一七六六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后一九三七年止，计三七○三年间，共达五二五八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这很不全面的统计确实也可以得出这三千多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9、47、9页。我们还可以通过历代发生自然灾害的种类来考察其与人类之间的紧密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后世的灾害种类基本都已出现，“水、旱、虫、风、雹、霜、雪、地震、火、瘟疫等皆有发生”，刘继刚：《中国灾害通史（先秦卷）》，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当然，时代越近，我们对灾害种类的划分越细致，对灾害的了解也越深入，但从这些习以为常的大类灾种来看，自然灾害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每个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不用说各种病毒灾害，也不用说爆发频率较高的水灾、旱灾，即使是发生频率较低的地震，也有可能会对我们产生若干次影响。2024年2月24日—9月25日的短短半年多时间，安徽合肥市的肥东县就发生了6次地震，虽然震级都不大，但是频繁发生，对人们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关郯庐地震带和防震的相关知识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自然灾害，影响范围有多广，但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灾害发生的次数非常多，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很多。从自然灾害发生的趋势来看，自然灾害越来越成为伴随人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要构建人与自然共同体的一大前提，就是要明白自然灾害是伴生人类生存的常态，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减少自然灾害的爆发，但是自然灾害将长期存在，对其不要畏惧，需要坦然面对。

二、通过改变孕灾环境、增强承灾能力来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灾害学家认为，“灾害是地球表层异变过程的产物，是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与承灾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 4期。可将影响灾害的发生因素用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三方面来分析。自然灾害的致灾因子诸如干旱、高温、低温、寒潮、洪涝、山洪、台风、冰雹、地震、暴雨、暴雪等，都是自然产生的，人类难以在短期内对它们予以改变。由于致灾因子对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直接，历史上很多人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这种理论过于轻视人类的活动影响，不符合历史真实。有学者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对王朝衰亡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气候变化就忽视当时统治者的昏庸和残暴等因素。有学者对近20来年黄土高原植被变化进行研究，指出人类活动是其变化的主导因素，贡献率超过65%，约是气候变化贡献率的2倍。李双双等：《黄土高原植被变化主导空间模态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4年第7期。所以，我们在分析灾害因素时需要考虑致灾因子，但更多地需要考虑人在孕灾环境、承灾体中的影响。

孕灾环境是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包括土壤和植被）和人类社会圈所构成的综合地球表层环境。它是由自然与社会的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因素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响应、相关、反馈、连锁等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可能导致整体系统状态的变化。孕灾环境是一个庞大的范畴，可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地表环境的总和，具体可表现为各种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河流水系分布、土地利用状况。人类对大自然的地形地貌和土地状况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就主要体现在人类如何影响孕灾环境上。

孕灾环境包含的内容很多，人类活动对其影响非常大。如降雨是洪涝灾害爆发的致灾因子，河湖水系是其重要的孕灾环境。其中，河网水系的结构、河湖水面率和河湖蓄水容量的变化都是我们考察孕灾环境的主要指标。人类对河湖的围垦、河道的冲淤变化、水系的裁弯取直、河湖的填埋与消失和渠道化等活动都是导致孕灾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如何评价孕灾环境的变化是非常难的事情。以运河的修建为例，运河的建成虽便利了运输，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水系，引发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一般来说，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是治理水环境的有效设施，有利于通航、灌溉、防洪、发电，但由于蓄水量的问题也可能会引发溃坝、地震等问题，造成孕灾环境的不稳定。三峡大坝的正常蓄水位高度设定有200m、150m、180m和175m等多种方案，进行过多次论证才被确定下来，就是因为需要考虑工程的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重大问题。郑守仁：《三峡工程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关键地位与作用》，《人民长江》，2018年第21期。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多面的，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增强了某种自然灾害孕灾环境的稳定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能是破坏了其他自然灾害孕灾环境的稳定性。所以，人类活动对孕灾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我们从长时段着眼，综合考察，慎重考虑。

承灾体是指直接受到灾害影响和损害的人类社会主体，包括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样的致灾因子作用于不同的承灾体，造成的危害是不一样的，会形成不同的灾情。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交通通达度和土地利用类型都会影响承灾体的承灾能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了，承受灾害的能力就会显著增强。

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都是不断变化的，人类需要适应这些改变。人类改变孕灾环境、增强承灾体的抗灾能力，都可能有效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三、区域灵活发展，各美其美

中国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多样、齐全，分布错综复杂。山地、高原、盆地和丘陵约占全国总面积的88％，平原面积不到12%。山地与平地相比，宜耕性差，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受全球环境变化影响较大，人类利用不当极易引发水土流失和资源破坏。目前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0%，农耕并无优势，人们往往需要精耕细作才能维持生存。

俗语“三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是对小区域复杂情况的最好表述。过去我们非常重视大区域的灾害空间格局分析，实际上微地貌对自然灾害的孕灾环境影响也非常大。霍仁龙根据从聚落到流域不同尺度的研究，发现在历史时期的西南山地，开垦的坡度大致在12°以内，并且这一限制因子比较稳定，并不随聚落的发展而有大的变化。随着聚落不断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区扩展，耕地的海拔高度也随之增高，但2200～2500m的海拔高度在西南山区仍然是重要的限制阈值。霍仁龙：《人与环境：近300年来西南山地的开发与土地利用变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02-103页。这对我们思考如何应对西南山地的自然灾害是非常有益的。中国东部的皖南山区属于丘陵地带，地貌格局与西南地区大不相同，自然灾害对当地影响也很大。嘉靖《徽州府志》载：“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 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这样频繁的旱涝灾害影响下，水利工程建设至关重要，当地逐渐在溪、涧、沟、汊的缓坡地带垦田种植，通过挖塘蓄水、筑坝引水进行灌溉，修建了堨渠、陂塘等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有研究指出，歙西北的堨渠与陂塘共同构成当地主要的水利灌溉形式，堨渠多位于海拔低平的河滩平畈处，而陂塘多位于地势高的低山梯地间。这些水利设施对聚落单体的选址营建产生了深远影响，陂塘型聚落以塘为核，堨渠型聚落以渠为轴，混合型聚落以水为脉，倚水而建、逐水而居成为区域村落格局的典型特征。汪凯等：《传统水利视野下徽州歙西北盆地聚落系统研究》，《风景园林》，2024年第10期。这样的水利环境滋养了徽州人民，但并没有彻底解决当地人民的水旱灾害问题。徽州人民在遭受水旱灾害的同时也得到了锻炼，很多人外出谋生，发展商业，徽商成为享誉全国的重要商帮。

总体来看，中国的地貌环境造就了大小不等的地域环境，孕育着大量人群，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以山区的生态与自然灾害为例，我国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山区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每年冲走50多亿吨泥土，大量出现的泥石流直接威胁到几百个县城、几条铁路以及相当数量的厂矿、农田、村庄，尤其严重威胁到工农业总产量占全国总值40%的长江流域。农业经济问题编辑部：《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山区经济》，武兆瑞主编：《中国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观点荟萃》，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553页。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和绿洲地带，也有诸多水旱灾害的侵扰。但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创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各地发展出独特的区域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生存条件并不尽如人意，但正可以培养我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利用所在的小区域环境，根据环境特性来保护生态，营造环境，通过绿色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四、从“以邻为壑”到“被牺牲的局部”——共同体下如何协调应对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