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看灾害：向灾而生与内化为同的文化史解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

灾害以其对人类的灾难性影响和恐惧性体验而被记忆和书写。个体及群体记忆与情感的沉痛感知、心理的哀伤体验等，被不同类型和强度的灾害所强化和定型，形成了因灾罹难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和书写体系。故历史记忆与人类的阶段性超越，往往与灾害相伴生。有关灾害的负面认知理念及其破坏性、灾难性形象，也被代代相传并被塑造和固化。

从整体史视角看，将灾害对社会的重大打击与人类的避险抗灾性回应，以及由此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将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及动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对灾害后果及其效应的评价就会有全新的认知和诠释。灾害在造成破坏、撕裂时，客观上也对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了促进作用，“灾害是大自然运动变化的极端形态，也是自然科学之源。各种科学无不是在人类和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无不是以改造、驾驭自然为目的的。灾害……往往是自然科学的突破点和生长点”。徐好民：《灾害与民族文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从文化史视角看，人类因灾难面临绝境时，往往会在求生本能驱动下激发出全新的创造力，“向灾而生”及其制度、科技的创造与发明，族群向心力及凝聚力的形成与强化，客观上对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传统灾害文化被重塑就是灾害的另一种效应和现实表达。

一、以灾为渊：灾害在客观上对历史进程发挥的积极影响

灾害不仅让人类历史既有的进程中断或转向，导致某个村落（社区）、族群的毁灭，而且也让其他生物及生态系统崩坏，从而打乱甚至中断了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的进程及趋向。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灾害的印迹遍布在每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上，每当王朝末期，各种矛盾交合激荡、统治危机四伏，各类新政、改革屡屡失败，在民不聊生、统治秩序面临崩溃时，一场旷日持久的旱蝗、洪涝或疾疫等灾害，就成为王朝腐朽终结的催化剂。

无论是导致东、西汉王朝灭亡还是促使隋、唐、元、明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都与赤地千里、持续多年且反复发生的旱蝗疫灾有关，于是诞生并固化了饿殍遍野、饥馑荐臻、析骸以爨、析骸易子、惨绝人寰、旱魃为虐、生灵涂炭、哀鸿号泣等形容灾荒的词汇和灾害书写的内容。虽然这些文本上的词汇及其表现的灾难景象，还不能真正准确、贴切地表达出灾害导致的恐怖实况，但灾民在面临绝境、无以维生时，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当起义烽火在各灾区燃烧、蔓延时，不堪一击的腐朽统治也随之崩溃，从而开启了另一个渐趋稳定繁荣的新王朝。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最糟糕的和平远胜于战乱和任何形式的动荡，是因为战乱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远比灾害的后果严重。但灾荒的尽头往往是战乱，求生的本能则是灾民起义的动因。常人不会想到一场带给个人和社会的撕裂及苦难的灾荒会带来社会覆亡的危机，在绝境中只求温饱和狭小生存空间的灾民也不可能想到他们揭竿而起的行动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历史进程的转向却因灾害而真实地发生了。

因而，很多人认为导致“人相食”“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等惨剧的旱蝗灾害，或灭城灭村灭户的洪涝疾疫等灾害，是改朝换代的最初动因。故灾害不仅是导致王朝统治崩溃的导火线、促使历史进程转向的渊薮，而且是新王朝统治建立、赢得民心的有利契机。一个统治政权若做好了灾赈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安抚灾民和恢复灾区社会经济秩序，延长王朝的统治寿命或很快建立稳定统治，或在立国之初就能迅速获取统治合法性。最典型的就是清王朝入关后，面对明末灾荒频仍、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人相食的危急局面，尤其是灾民的起义烽火不断燃烧的混乱局势，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沿用明朝的灾赈机制并进行调适变通，各地灾民正是看到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救民行动，才逐渐认同并接纳满洲人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清王朝的统治者在获得底层民众认可后，辅以政治、经济、军事经略，迅速获取了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参见周琼：《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周琼：《天下同治与底层认可：清代流民的收容与管理——兼论云南栖流所的设置及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灾害在客观上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等方面发挥了促发创造力的作用。如一些大型的气象、地质灾害在客观上不仅促进了资源利用和开发方式的改进及更新，也促进了官方和民间栽种树木以防风固堤、保持水土，以及兴修疏浚水利工程的行动。如基层官员将水利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视作政绩，很多地方形成的水利分权机制和措施等，均与水旱灾害及其防治密切相关。

人类依赖动植物及矿产资源为生，对资源的开采、攫取方式大多是无节制、竭泽而渔的，围绕财富积累、欲望满足形成的穷奢极欲式的发展惯习，导致了某些生存资源的耗减枯竭甚至某类物种或种群的濒危灭绝，进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乃至崩溃。自然界往往会因此孕育一场场规模巨大的毁灭性灾害，这种类型的灾害毁坏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还有生态系统。

很多导致改朝换代或区域社会发展转向的灾害，自然也引起了人类的反思并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如历代帝王在灾害发生后颁发罪己诏，并对官员进行德政、吏治的整顿及制度措施的调整与改革等，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对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发进程和开垦路径等起到纠偏和转向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矛盾的爆发。又如农业的过度垦殖往往引发水土流失、泥石流和水旱灾害，历代王朝都对山林川泽实施“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以（时）令入洿池”的生态管理政策，达到了维护、修复生态的积极效果，而生态基础的恢复和新型资源的开发方式、发展路径的新选择，往往能维持并推进传统社会螺旋式的稳态发展趋势。因此，灾害在客观上是促使传统社会内部进行新陈代谢的外部动力。

历朝历代的灾赈制度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方面，灾害让一部分中上层家族破产降阶，或从上层成为中层或沦为底层，或让区域社会的中上层消失；民间赈济的存在和发展，却造就了一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话事权和决定权的赈灾群体，并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一部分人尤其是民间没有功名及社会地位的商贾富户，得以凭借灾时捐纳获取名号封赠，从而得到官位或荫封，使家族跻身上流，少部分人则获取乃至垄断官方的商业手工业生产或流通的控制权而获得了更大收益，从而改变身份及阶层属性。这些改变经年累月，最终形成改变社会构成乃至历史走向的因素。

此外，灾害还能成为社会共同规则及思想文化形成的另类推力。灾赈一方面能塑造民众在灾害中自救的行为习惯、文化心态和诚信行为，周琼：《农业复苏及诚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另一方面还能修补官民关系和社会矛盾，灾赈制度及其实践在王朝统治中后期，往往能使地方官府的公信力得到恢复和巩固，挽救了中央集权的形象，展现了传统专制统治的温情，“‘勘不成灾’赈济的制度性建设及其完善……让灾荒赈饥济困扶危的社会救助功能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体现出来”， 周琼：《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挽救了传统专制统治内隐的社会危机，从而影响历史进程的走向。

二、向灾而生：灾害在客观上对科技发明及创新的促动

科技进步的动因很多，有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的进步，也有军事冲突和各类战争的促动，还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互鉴等。而人类防灾减灾救灾以求生存发展的本能，则成为科技创新、飞跃和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之一。

首先，灾害是促发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更容易发现，大部分科技的创造及创新理念、改进路径，其最初的原动力就是出自防灾减灾救灾避灾的需求。防灾减灾救灾抗灾的需要，往往能促推科技的发明和创造。在全新世早期，人类只是自然界求生存的弱小种群，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异动都会带来致命性的威胁，暴雨、降温、地震、火山喷发甚至电闪雷鸣、森林草木的自燃等，都是无力抵御和躲避的灾难。但正是偶发山火灾害后，火的价值被人类认知并开始使用和保存火种，进而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技术，从而使人类在自然界的竞争力大大增强，最终成为食物链顶端的高级智慧生物，并创造了人类世的文明。可见，灾害带来的不只是消极的后果，灾难背后还有其他的隐喻及深层次内涵——是人类探究、发现自然规律并促进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

农业社会为防范和减轻洪涝灾害，有效防治河流决溢泛滥及防旱抗旱，不断研究和创造新型的水利工程技术，修筑防洪的堰闸坡塘堤坝蓄水抗旱、建造引流灌溉及排涝工程等，从而提高了防洪旱和排蓄水的能力。传统的水利土木工程和建筑维护技术也应运而生并不断改良，不仅有效抵御了中小型气象灾害，也为生产生活的便捷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历代王朝始终将兴修水利作为有效提高防御水旱灾害能力的立国之本，“竣工于战国晚期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秦朝以后得到良好维护，一直在农业生产和抗灾救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朝政府在关中等地区兴建的六辅渠、漕渠等大型水渠，也都同时具备防洪治水、航道运输、农田灌溉等多重功能……在防范水旱灾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涛：《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理论学刊》，2022年第5期。

为防止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的发生，人们改进了植树造林的技术、对林木品种更新换代，推动了古代林业生产及育种嫁接移栽技术的进步和提高。为提高对地震的感知及预测能力，东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东汉后改进的地震仪成为测量地震强弱、方向和震源的仪器。后代为减少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不断研究和创造新型的抗震建筑技术，如现代减震结构、防震支撑等，提高了建筑物的防震及抗震性能，减少了地震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气候灾害的多发频发，促进了气象科技的发明创造和推广运用。如为测风向、避风灾发明了候风鸟（羽）等仪器，东汉阳嘉元年（132）张衡复造候风仪，《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09页。《尔雅·释言》记：“又船上候风羽，谓之綄，楚谓之五两。”［（清）张自烈撰：《正字通》卷一二《子集中·人部》，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第37页］“綄”统一了测风向工具的重量后，可测风力大小，汉代“綄”的使用较普遍，西汉武帝时建章宫北门凤阙台上置丈余高的鎏金凤凰用以测风向和风速，候风仪的使用在唐代较盛行，后有了相风旌，五代史籍记：“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遗事下·相风旌》，明正德嘉靖间顾氏夷白斋刻本，第4页］ “《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有相风铜鸟在台上，遇千里风则动。” （宋）吴淑撰注：《事类赋》卷一九《禽部》，清康熙三十八年华希闽剑光阁刻本，第5页。近现代为克服新型灾害的威胁，人类在建筑、医药、工程、水电、交通和生物安全等领域进行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技发明创造，且大部分更新和传承的技术都在灾害防御及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史上的疾疫灾害不断加深全社会的恐惧及集体性焦虑，为防治疫灾，中医药工作者不断识别不同中草药的防病、治病功能，探索出众多有效的验方，创建了不同的医药学体系。中国的传统医药和民族医药因此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提高了人们的免疫力和健康水平，为人口的增长和长寿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医药成就的取得，既是因疫灾的防治而促生，又为疫灾的防治做出了积极贡献，反映了灾害与科技创造的伴生、共生关系。

此外，灾赈还能在古代科技的公众化普及与传承中发挥客观上的积极作用。如乾隆朝的以工代赈就采取兴修和疏浚水利，以及修筑城墙、水陆通道、衙署、监狱、仓库、庙宇、学堂和军事工程等措施，增强了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和自救意识，发挥了救灾和增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双重功效。这样既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 周琼：《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又让普通的非工匠人员传习了工程技艺，在客观上普及了古代科技，也从另一个层面保存、传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修缮技术，使很多已经在官方湮废的技术，还能保存在民间，成为中华文明得以赓续传承的另一重要因素。

现当代很多新科技的发明和创造，也是在防灾减灾救灾目标的促动下完成的。如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对灾害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提高了灾害治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在洪涝、干旱灾害防治中的应用最广。时至今日，防灾减灾救灾科技已涵盖了各灾害领域，人类应对和治理灾害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如针对防灾减灾救灾的遥感R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全球定位GPS技术、通信信息技术、减灾工程质量探测技术和其他先进的大数据乃至AI防灾建筑技术等，在灾害的联防联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高精尖的科技甚至军事科技都被应用到了防灾减灾救灾的各领域。当前的灾害大数据不仅为灾害管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也为灾害的协同治理和综合预防提供了支撑，更为跨区域、跨国界的灾害联防联治提供了信息合作的资源，提升了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