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波斯帝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史学萌芽及其潜在局限性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5.0002

主持人语（吕厚量）：上古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然而，在传统的史学史叙述语境下，上古两河流域往往被视为一个“有史料而无史学”的世界而受到忽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虽然我们仍无明确证据断定，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前的两河流域曾孕育过成熟的史学作品，但是犹太和波斯等后期两河流域文明已经形成了具备朴素求真意识与反思特征的史学萌芽，并对希腊罗马史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直接影响。亚述和赫梯等文明的历史书写传统，同样对两河流域地区的政治传统与族群观念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笔谈的四篇文章分别围绕古波斯《贝希斯敦铭文》与史学作品的异同、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中的帝国隐喻、中亚述时代历史叙事对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和赫梯节日文献的历史书写对王室家族身份的塑造等主题展开论述，并着重指出相关文献对后世史学与政治传统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以便说明上古两河流域历史书写传统在中东乃至世界史学史上的意义与特色。

收稿日期：2024－09－01

作者简介：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学；袁指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古代近东史与古代近东外交史；李大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犹太史；蒋家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史（赫梯学）、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亚述学）与古代近东文明史。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221页；［美］ 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6页。

Collected Papersof History Studies

2025年1月第1期文明交流与冲突视域下的古代中东历史编撰笔谈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史学史与历史哲学研究在此大背景下兴起，多数有影响力的相关著作将古希腊史学视为近现代史学的唯一重要源头，同时有保留地承认，中国古代史学与《旧约圣经》等古代近东文献中的历史书写也在世界古代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①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研究和“晚期古典”研究的兴起，国际学界普遍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对东亚和东南亚文化史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古代犹太历史思维对西欧和拜占庭中世纪史学具有塑造作用。与此同时，尽管来自“波斯史料学”等领域的新观点、新视角与新方法已被很多古典学家应用于希腊罗马世界对外关系史与希腊史学史研究，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旧相信，古代两河流域是一个有“史料”而无“史学”的世界。虽然体量已相当可观的“年代记”与纪功铭文等文本构成了当今学界研究古代近东史乃至地中海世界外交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史料，但它们本身的叙事性、批判性与反思性并不足以构成与古希腊罗马史学、古代中国史学和中古阿拉伯史学相提并论的古代史学传统。参见吕厚量：《古典学、古波斯史料学与波斯文明》，《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

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书写从未发展出如同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史学那样的成熟体系，由于两河流域文明本身的断裂性，在18世纪两河文明古文字和文献重见天日之前，其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力也是相对微弱的。即便这种历史书写传统的确曾通过《旧约圣经》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文本发挥过作用，但它们的影响也是间接的和偶然发生的。另一方面，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书写传统发展的最后阶段——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以《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为代表的古波斯语文献已初步具备了古希腊史学与古代中国史学所共有的一部分核心要素，显示了孕育独立史学传统的潜在可能性。虽然后来历史的发展并未真正促成古波斯史学的诞生，但是这种历史书写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仍是不容忽视的。

一、成熟的古代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历史”观念的范畴、起源与发展历程，在古代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语境甚至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均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成熟的古代史学传统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尝试必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模糊性。尽管如此，根据学界业已提炼出的关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史学传统的可靠知识，我们可以大致认为，在古代世界和前工业时代既定的社会生产力与文化发展水平下，相对成熟、稳定延续且拥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史学传统普遍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明确的求真意识与从超自然语境中独立出来的叙事倾向。在古希腊史学传统中，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等史家已将历史叙述中的求真意识提升至近乎“科学”的高度。关于董狐等“良史”的典故，以及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历史记载可靠性的严苛态度，则反映了求真精神在中国古代优秀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史家都无法完全抛弃有神论的观念，但希腊罗马古典史学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体系下“史部”作品的主体内容却是人本的和世俗的。即便在中古西欧教会史学与伊斯兰史学的语境下，相对独立的世俗历史叙述仍在中世纪史著中占据较高比重。

第二，清晰完整的年代编排体系。古典时代的奥林匹亚纪年方式、雅典名年执政官纪年法与罗马双执政官纪年模式为史学撰述提供了准确且连续的年代参照系。经过基督教史学的改造，这一年代体系变得更为庞大和复杂，将犹太和埃及等地区的历史也涵盖在内。《左传》《国语》采用的王位纪年法与《资治通鉴》使用的太岁纪年法，则为汉文史籍的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参照。

第三，世代传承的史著编撰与阅读传统。与文学名著和哲学流派的相对独立不同，史学传统的形成往往有赖于世世代代史家的知识、著述乃至藏书传承，以及知识精英群体内部阅读、讨论和书写历史的普遍风气。在希腊罗马史学传统中，色诺芬的《希腊史》本为修昔底德史著的续篇，阿米安的《罗马史》也很可能是塔西佗《编年史》《历史》的直接续作。而在古代中国，司马迁名著《史记》所达到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父司马谈担任史官期间的史料整理工作，以及《左传》《战国策》业已确立的历史叙述框架。而二十四史的前后接续与至迟在唐代已较为成熟的史官制度，则为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延续及其影响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对历史人物、事件与制度等直观历史要素的理论性反思与评价。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原因的“探究”、波利比乌斯对支配地中海世界历史进程的“命运”之关注、普鲁塔克历史传记中的合论，以及《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与范晔在《后汉书》中建立的“论序赞”体例，均反映了古代优秀史家们超越简单历史叙事的模式，将历史知识升华为思想智慧、理论规律与道德准则的努力。这种史学的反思性往往在将单纯的历史叙事与特定文明语境下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构成了促进史学传统发展成熟的关键要素。

二、《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史学意识萌芽

刊刻于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I）即位之初的《贝希斯敦铭文》，是一篇在大流士口授的基础上，使用波斯宫廷书吏参照巴比伦地区楔形文字字母草创的古波斯文书写的文本。本文引用的《贝希斯敦铭文》（以下简写为DB）为转写古波斯语的文本，参见Roland Kent， ed./trans.，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Connecticu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0， pp.116-134.其中译文参考了肯特转写本中的英译文及现代语言译本，参见Amélie Kuhrt， ed.，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141-157; Pierre Lecoq， ed.， Les inscriptions de la Perse achéménide， Paris： Gillimard， 1997， pp.187-214; Rykle Borger， Walther Hinz and Willem H.Ph.Rmer， eds.， Texte aus der Umwelt des Alten Testaments， Band I， Rechts-und Wirtschaftsurkungen Historisch-chronologische Texte， München：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84， pp.419-450.该铭文的起草者与修改者均非历史学家，颁布铭文的目的是礼敬神明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并进行有利于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宣传。因此，《贝希斯敦铭文》虽然是古波斯帝国与古波斯文文献中历史元素最为丰富的一篇文本，但是它并不是一部史学作品。与此同时，这篇文本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历史书写的内容，记录了大流士一世即位后平定各地叛乱的军事业绩。笔者认为，《贝希斯敦铭文》的现存文本中已包含若干可能孕育成熟史学的萌芽和要素，反映了古代历史书写传统发展高峰期的时代特征。

首先，《贝希斯敦铭文》所反映的在同时代波斯帝国臣民心中牢固树立起来的时空范围已经非常明确，为历史事件的叙述与书写提供了清晰的背景坐标系。大流士一世在铭文开篇宣示了自己治下的波斯帝国的疆域范围，包括波斯、埃兰、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滨海地区、原文为“tyaiy： drayahyā”，具体指代地区不详，但在古波斯人的观念中当有明确所指。参见Amélie Kuhrt， ed.，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p.152.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帕提亚、德拉吉亚纳、阿雷亚、科拉斯米亚、巴克特里亚、索格迪亚纳、甘达拉、斯基泰、萨塔古迪亚、阿拉科西亚与玛卡等23个省份（dahyāva）。 DB 1 § 6.本文中的古波斯铭文引用采用相关格式规范，其中D代表“大流士一世”，B代表“贝希斯敦铭文”，1 § 6代表第1部分第6节。对于历史叙述与历史思维尤为重要的是，《贝希斯敦铭文》全篇采用了清晰完备、精确到日的纪年方式。铭文明确记载，玛哥僧高墨达（Gaumāta）在维亚克纳月结束后的第14天（公元前522年3月11日）起兵，并于伽玛帕达月结束后的第9天（公元前522年7月1日）篡位； DB 1 § 11.大流士在会战中击败纳丁塔拜拉（Naditabairahyā）叛军的时间为阿奇亚迪亚月结束后的第26天（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 DB 1 § 18.大流士麾下将领达达尔西斯（Dādari）击溃弗拉达（Frāda）叛军的时间为阿奇亚迪亚月结束后的第23天（公元前522年12月10日或公元前521年12月28日）。 DB 3 § 38.大流士还总结道，自己的种种光辉业绩都是“同一年内”（hamahyāyā： θarda）在神明阿胡拉—马兹达的保佑下完成的。 DB 4 § 59.如此精确的日期记载与鲜明的时空观念，反映了波斯帝国的历史书写传统与两河流域高度发达的历法之间的紧密结合。时空坐标的清晰完整，构成了孕育成熟史学传统的必要条件。

其次，《贝希斯敦铭文》还具备一个似乎并不存在于阿卡德王国和亚述帝国纪功铭文中的特征，即铭文的刊刻者迫切希望采用制度化的手段，将铭文叙事内容所承载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帝国知识精英群体的一种历史记忆。大流士在铭文中数次使用命令、威胁与诅咒的口吻，要求后人保留铭文及所配浮雕的内容，并将其公之于众。 DB 4 § 59-67.他还声称，自己已命人誊抄并朗诵这篇铭文，随后将铭文抄本分发到诸行省的各个角落，从而令各地民众欣悦不已。 DB 4 § 70.对相关铭文的释读存在一定歧义，参见Amélie Kuhrt， ed.， The Persian Empire： A Corpus of Sources from the Achaemenid Period， p.149.笔者认为，大流士的相关言论与做法，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利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媒介（人造的古波斯文、纪功铭文与浮雕、神明阿胡拉—马兹达的名义与宫廷书吏及遍布帝国各行省的驿道体系等）向帝国境内知识精英乃至全体臣民宣扬官方历史记忆的性质，其用意和功能与古代中国、阿拉伯与拜占庭帝国的官方史学，以及部分近现代民族主义史学作品异曲同工。波斯帝国君主与统治阶层对历史记忆政治功能的认可与利用，为宫廷书吏们主导的历史书写向某种形式的官方史学的转化，提供了可能实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