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城邦：中亚述的历史叙事与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西亚北非地区迈进了大国政治时代。在这一时期，各大强国在西亚北非的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外交大戏。通过频繁的交往与互动，这些国家不仅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而且促进了自我认知的深化和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亚述作为新兴力量逐渐崭露头角。 然而，对亚述而言，在构建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它需要继承并妥善处理城邦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大国间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亚述还需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特色，向当时的国际社会证明其与其他文明相比毫不逊色。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亚述时期亚述人的自我认知及其历史叙事的研究仍显不足。据笔者所知，只有瓦尔克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亚述集体身份：一种社会类别方法》Jonathan Valk， Assyria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A Social Categories Approach， Ph.D.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2018.中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探讨。笔者认为，无论分析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文化身份还是其国家认同，都应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围绕亚述从城邦向王国转变这一关键节点展开考察，同时还需考虑亚述为追求西亚北非大国地位而进行的身份转型。

一、中亚述的历史叙事与制度认同

公元前14世纪，赫梯出兵北叙利亚，致使米坦尼王国崩溃，亚述趁机独立。独立后的亚述确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制，这与古亚述时期差异明显。不仅如此，亚述还利用古代西亚北非政治格局转变的有利契机，逐步获取了一些原属米坦尼的疆土，成为西亚北非重要的政治势力。

但是亚述也面临诸多问题。就内部情况而言，亚述缺乏深厚的君主制根基。在中亚述时代之前，亚述实行城邦制，国家权力分散在城市议事会、“伊沙库”及名年官手中。直至埃卡拉图王朝统治时期，亚述才正式步入王国阶段，然而埃卡拉图王朝并非亚述本土王朝。此外，亚述缺乏王国治理的经验。在中亚述时代之前，亚述领土局限于亚述城，虽在小亚细亚建立了贸易点，但亚述人仅在贸易点实行自治。就外部情况而言，亚述崛起于米坦尼王国的废墟之上，处在一个西亚北非大国在政治上频繁往来互动的时代。与埃及和巴比伦等拥有深厚君主制传统的国家相比，亚述的君主制不仅建立时间较晚，而且王统基础相对薄弱。虽然亚述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了埃及的承认，但是相较于埃及和巴比伦等大国，亚述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政治力量，在地区政治中缺乏话语权。

有学者认为，“在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的统治下，中亚述帝国变得更加重要。从这时起，亚述在近东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它希望在国际层面上与赫梯帝国、卡西特巴比伦和埃及处于同等地位”。Vladimir Sazonov， “Einige Bemerkungen zur frühmittelassyrischen Knigstitulatur，” in Thomas R.Kmmerer， ed.， Identities and Societies in the Ancient East-Mediterranean Regio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14， p.164.

赫梯一直拒绝承认亚述的地位，直至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一世（Adad-nirari I）统治时期，亚述的大国地位才得到赫梯的承认。袁指挥：《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大国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在这种形势下，中亚述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积极扩展其影响力，而且着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悠久的王统形象。“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丹麦］克斯汀·海斯翠著，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台湾麦田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中亚述对古亚述的历史进行了重构。中亚述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I）编撰的《亚述王表》（The Assyrian King List）进行了修订，不仅把亚述的王统历史追溯到极为遥远的时代，而且把中亚述之前的所有城邦首领（伊沙库）都统一称呼为“国王”（阿卡德语arru，苏美尔语lugal），把亚述君主制的起源追溯到“住在帐篷中的17个王”的久远过去。尽管该王表中提及的一些国王可以被出土的同时代文献所证实，但从这些文献来看，中亚述之前所谓的“国王”，多数都自称“阿淑尔的伊沙库”（iak aur），仅仅是执行城市议事会决策的首席执行官，“主要任务是处理司法事务及修建寺庙建筑和城墙等公共基础设施”，Jonathan Valk， Assyria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A Social Categories Approach， p.126.与后世国王的权力相差甚远。通常来说，在历史编撰中，“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显然，中亚述认为伊沙库对塑造中亚述的王统非常重要，把伊沙库从“其过去的脉络中提取出来，把它们当做先例”，［丹麦］克斯汀·海斯翠著，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第26、40页。以便在修订《亚述王表》的时候，把蛮荒时期的部族首领和城邦首领都视作拥有无限权力的国王。有学者对此评价道，中亚述修订王表的结果是“编造了一种历史叙事，其中王权制度被想象成与阿淑尔国家相伴而生。王权被视为亚述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元典性的和不可改变的。这种制度连续性的假象使中亚述国王能够更容易地与他们的大国同行相提并论，并更容易证明他们在亚述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Jonathan Valk， Assyria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 A Social Categories Approach， p.203.由此可见，中亚述通过修订王表，对中亚述之前的政治制度作了选择性的历史书写，从而塑造出亚述王统源远流长的意象。

众所周知，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崛起于埃卡拉图，他废黜了古亚述的国王，《亚述王表》对此有如下记载：“他把那拉姆辛之子埃里苏姆（二世）从王位上赶下来。他夺取了王位，统治了33年。沙马什阿达德之子伊什美达干（一世）统治了40年。”Jean-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 pp.138， 139.在埃卡拉图王国崩溃之后，亚述成功复国，其统治者普祖尔辛（Puzur-Sin）着手清除埃卡拉图王朝的影响，他的年代记对此记载道，“当亚述伊沙库普祖尔辛（阿淑尔贝沙梅之子）摧毁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邪恶的阿西努姆□□□并为亚述城建立了适当的统治；（在那个时候）我（普祖尔辛）移除了□□□□□□一场外来的瘟疫，不是亚述城人民肉体上的（瘟疫）”，“奉我主阿淑尔神的命令，我摧毁了他（即阿西努姆）所造就的不当之物，即他的祖父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墙壁和宫殿，（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是一场外来的瘟疫，不是亚述城的子孙，他破坏了亚述城的神庙”。A.Kir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1，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p.77， 78.显然，复国后的亚述不认同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统治，把他称为“外来的瘟疫”。

然而，在中亚述时代，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态度与前代有所不同。从中亚述时期修订的《亚述王表》可以看出，中亚述并没有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及其后裔视为异类。中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Ashur-uballit I）、沙尔马那沙尔一世（Shalmaneser I）和阿淑尔瑞沙伊什一世（Ashur-resh-ishi I）等3位国王的年代记表明，在中亚述时期，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被尊崇为亚述宗教的守护者，他的名字进入那些重建或修复阿淑尔神庙的显赫统治者之列。A.Kir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1，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 BC）， pp.116， 185， 189， 206， 320.宗教职能是古代亚述国王的主要职能之一，这3位国王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宗教职能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亚述时期官方的态度。关于中亚述时期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推崇，有学者如此说道，“对于公元前17世纪的亚述国王来说，他是一个外国篡夺者，然而几个世纪后，他作为亚述早期伟大的国王被纳入亚述历史神话之中”。Karen Radner， Nadine Moeller and Daniel T.Pott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353.中亚述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态度转变，实际上是对他确立的君主制度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认可。

在这种历史叙事的主导下，立足于其所建构的历史传统的中亚述王统便具有了合法性。从中亚述的历史可以得知，中亚述诸王沿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开创的君主制道路继续前进。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吞并亚述后，除了遵循亚述传统自称为“亚述的伊沙库”之外，还引入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君主制要素。他是中亚述之前第一个自称为“王”的统治者，总共采用了19个头衔。其中，他不仅引入了两河流域南部的“世界之王”“强壮的国王”“阿卡德之王”等头衔，还引入了“他的所有敌人的征服者”“恩利尔任命的人”“伊斯塔尔的宠儿”“达干的宠儿”“达干的崇拜者”和“阿淑尔的宠儿”等修饰语。在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执政期间，虽保留了亚述的名年官，但城市议事会似乎被取消了。显然，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为后世的亚述国王树立了君主制的典范。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上台执政后，亚述采用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部分头衔，例如“王”和“恩利尔任命的人”，到阿里克登伊里（Arik-den-ili）统治时期，则采用了“强大国王”和“亚述王”等头衔。参见A.Kirk Grayson，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Assyrian Periods 1，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 1115 BC）， pp.48-68， 110-125.而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开始大量采用带有两河流域南部元素的头衔，俨然呈现出两河流域传统国王的姿态。有学者评价道，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统治时期“用于描述国王的称号数量显著增加，是对阿淑尔乌巴里特采用‘亚述王’这一头衔的延续。他的父亲阿里克丁伊利最多使用4个最常见的称号，而阿达德尼拉里（铭文）的引言包括12个称号，其中大部分在描述国王的攻击性和特异性方面都具有创新性”。Megan Cifarelli， Enmity， Alienation and Assyrianization： The Role of Cultural Difference in the Visual and Verbal Expression of Assyrian Ideology in the Reign of Auraasirpal II （883-859 B.C.）， Ph.D.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pp.62-63.此后，这种通过头衔来宣扬王权的方式成为中亚述乃至新亚述时期的常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