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摘 要：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关键词： 辛亥南北议和;袁世凯;虚君共和;民主共和;段祺瑞;清帝退位诏书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由来已久。当辛亥南北议和还在进行之中，便有此种说法流传。辛亥革命后，随着袁氏与革命党矛盾逐渐激化，越来越多的人用袁氏“逼迫清帝退位”一类说法来描述其在辛亥鼎革期间的活动，抨击其惯于玩弄权术。迨袁氏因复辟帝制众叛亲离死去后，这种说法更加流行，不但相关著作据此叙述该段历史，而且被写进不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虽然也有陶菊隐和唐德刚等少数人不以此说为然，但他们只是以三言两语表达看法，并无具体论证。①近年来，有人曾对此说法提出质疑，结果遭到持传统观点学者的严厉批驳。②不过，重新梳理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的历史，我们发现，众多原始资料所呈现的袁氏在辛亥鼎革时期的活动极其复杂，的确很难用“逼迫清帝退位”一类表述来简单概括。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的真相究竟如何，袁世凯在这一阶段的真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又是如何角力的，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一、袁氏在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前虽不排斥民主共和但更倾向虚君共和

讨论袁氏“逼迫清帝退位”说法能否成立，首先需要明确：辛亥鼎革时期，袁氏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逐渐形成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袁氏反对民主共和，甚至认为袁氏图谋帝制自为，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种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以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等最具代表性，直至90年代，学界还有些学者长期持有这种观点。另一种看法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的，认为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经历了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这种看法时至今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然而，这两种看法其实都失之偏颇。袁氏出山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脱离清廷统治，他不可能丝毫不考虑清帝退位之事。但他的处境和利益诉求，决定了他更加倾向于“虚君共和”，即一方面保留已基本失去权力的清帝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也就是“虚君”，另一方面亦不排斥政府首脑（总理或总统）由选举产生，以体现“共和”原则。而要理解他的这一诉求，首先必须厘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直至12月18日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前袁氏地位的变化及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很快就于10月14日任命已被罢黜的袁氏为湖广总督，令其赴鄂办理剿抚事宜。不久，清廷又因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发动兵谏，要求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不得不允准“皇族内阁”辞职，改令袁氏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于11月3日颁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督促袁氏回京组织完全责任内阁。意识到形势严峻的袁氏，从一开始就决定采取“稳健”策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凡事留有余地”。因此，当他还在彰德时，便调鄂人刘承恩办理招抚事宜，以通信方式与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秘密联络。11月1日，袁氏到鄂设立司令部后，除了继续通过刘承恩与鄂军政府进行书信联络外，他还派刘承恩与蔡廷幹二人亲赴武昌，试图收抚鄂军政府。鄂军政府方面，都督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虽然拒绝讲和，但又都向袁氏伸出橄榄枝，希望其做中国的华盛顿，并表示只要袁氏赞成共和，将来即可推举他做大总统。黎元洪和黄兴伸出的橄榄枝不可能丝毫不对袁氏产生诱惑力，但此时袁氏对形势的总体判断依然是乐观的。11月8日，资政院正式选举袁氏为内阁总理，11月13日袁氏返回北京，并于11月16日正式组阁。他一方面加强对各省的抚慰和对未独立省份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唐绍仪等支持下秘密推动清廷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试图在与南方独立各省酝酿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较量中占得先机，“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也”。然而，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等“恐怕国民专要共和”，拒绝了袁氏的建议。于是，袁氏和其子袁克定转而加强与京津同盟会会长汪兆铭等联络，派朱芾煌携带汪兆铭密信于11月29日到达武昌，与鄂军政府订立 “推袁之约”。其内容包括：“（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与此同时，袁氏通过改革入对奏事制度及控制禁卫军，迫使监国摄政王载沣于12月6日宣布退位，从而将清廷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手中。

至此，袁氏攫取大总统一职，似乎已是一片坦途，只需按民军的要求迫使清帝退位，并宣布赞成共和就可以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表面上袁氏掌握了清廷的命脉，实际上他的处境甚为复杂、危险和微妙。各亲贵大臣虽然不再参与国务，但为了保卫皇室，仍不时地在载涛或载泽等人府邸密议对策，反对摄政王载沣及新任国务大臣，甚至传言他们要怂恿隆裕皇太后垂帘听政。廖宇春（少游）的看法颇能反映当时袁氏的困境，他说：“项城入阁，则共和解决益生困难，何也？项城之权，全由保护清廷而得，既已显膺重寄，即不能不故作声势，以掩众目，一旦而欲反其所为，万无此理；且贵族虽已引避，挟制之习未除，项城势处两难，动辄得咎，内招贵族之猜疑，外启党人之仇视，手枪炸弹，日伺其旁，危险之来，方兴未艾矣。”而据袁氏致梁鼎芬函所述，其处境较之廖宇春所言更加凶险，“受事以来，局天蹐地，人心尽去，既瓦解而土崩，库储已空，将釜悬而炊绝。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乘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

言日盈于耳，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已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怀忧茹愤，谁可告言”。外人也看到了袁氏的危险处境，如总税务司安格联认为，“袁世凯虽然执掌大权，但也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暗算，他的地位也是很危险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说：“袁世凯无疑正处在极大的人身危险之中，革命党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他虽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但“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

在如此情势下，袁氏言行格外慎重，在各种公开场合，或接见外人时，一再声明自己主张君主立宪。如11月14日，即到京后次日，袁氏专门会见资政院议员汪荣宝等，阐明其“主张君主立宪之宗旨及理由”。11月16日完成组阁后不久，袁氏宣布政见，认为“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12月8日，在北方议和代表将要离京前，袁氏又召集各代表谈话，表示：“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12月13日，资政院议员就南北议和咨询袁氏时，袁氏再次表示：“此次遣使南下，以恪守信条为主旨，余自河南起程，即抱定君主立宪主义，有以共和之说进者，余皆据理驳之。”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袁氏此时所谓君主立宪，已经不是过去数年间清廷所欲筹备的日式君主立宪，而是指资政院新定十九信条所确立的英式君主立宪。由于十九信条将皇帝权力剥夺殆尽，袁氏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自然乐于主张并坚持，且认为“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近人谓虚君共和者，即同此意”。这说明袁氏彼时所理解的“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实际上其内涵相同。

但从实际形势和现实利益考虑，袁氏又不愿绝对排斥民主共和。因此，当他与国事共济会发起人之一汪兆铭私下晤谈时，围绕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便有了如下对话：

袁世凯说：“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站我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兆铭答道：“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

袁世凯说：“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袁氏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背后其实有着很现实的考虑。他之所以表示愿意服从民主多数，是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而他又不接受，那么他将完全失去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机会。这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而非理念上认同民主共和。另一方面，鉴于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他显然更倾向于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而这背后同样有着很现实的考虑，特别是以下三个方面，是袁氏最为注意的。

首先，在袁氏看来，保留君主对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至关重要。袁氏以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为其“最高应尽之职”。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同，共和政体“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尚待讨论。同时，人民长久以来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大多数人均不解共和为何物，“倘鹜共和虚名，各省行将自哄，势必内乱继续不已，或陷中国于无政府之地位，故欲保全中国之领土完全，尊敬门户开放及各国均势，莫妙于以君主为大纛，而尽去满人之特权及专制恶习”，也就是保存清朝皇帝名义，但限制其权力，实行十九信条。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腹地多省独立，英印政府乘机侵略西藏，达赖重回藏区，以及俄罗斯不断唆使外蒙古分裂的情势下，清帝去留就更加需要慎重考虑，“非保存皇统，有所系属，则群雄角逐，兵争迄无已时，领土断难统一”。缘此，南方主张彻底推倒清廷，对袁氏而言就成为“不入耳之言”。

其次，保留君位可以对为数众多的君主立宪党人一个交代，也有利于袁氏建立“坚固政府”。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以君主立国，君主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共和高唱入云，但在袁氏看来，“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虽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但有些省份“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再加上“民军分南北派，不能调合，且人民十分之七主张保守，满清政府一倒，必起第二革命”。袁氏的这种判断虽不免过于乐观，但就事实而言，亦不能不承认，经过清末筹备立宪运动，持君主立宪主张的官僚士夫的确不在少数，他们遍布南北，建有许多团体组织，甚至资政院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君主立宪 。他们虽然不一定坚持保留清朝皇帝，但坚持中国应有君主或皇帝，“深信共和制不能够带来和平稳定的政府”，“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不适合”，“根据文明进化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这些人的政治倾向，是袁氏无法忽视的，否则就不能建立坚固政府，而只有建立起坚固政府，才能避免国家分裂及其后的种种不利后果。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袁世凯虽然剥夺清朝皇帝易如反掌，但仍然主张立宪君主制，保留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第三，保留清帝不仅可以给皇室一个交代，还可以避免世人诟病其夺权于孤儿寡妇，从而留下贰臣贼子的恶名。袁氏谈及清廷，经常讲的一句话便是“世受国恩”。比如，清廷请他出山担任湖广总督，他上谢恩折，称“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捧读诏书，弥增感涕”。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不久，隆裕皇太后传见，询问大局情形，他奏云“臣世受国恩，惟有竭尽愚诚，力持保存君主名义，以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他还时常对人云：“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欺人寡妇孤儿，以取天下，亦岂英雄之所为？”这些表白并非人人相信，甚至有人谓“袁贼说谎”，但要说袁氏对清廷全然没有感情，也不符合事实。倘若他甘冒不韪，彻底抛弃清帝，主张民主共和，不仅皇室王公亲贵不会心甘情愿接受此种结局，而且袁氏亦担心会留下贰臣贼子的恶名，并失去保守国民的支持，从而对其政治前景造成致命打击。

综上，袁氏倾向虚君共和有着多方面和非常现实的考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随着南北议和开始，袁氏力图造成虚君共和的事实，而南方则坚持民主共和，结果导致议和中出现许多曲折，深刻影响了议和与清帝退位的进程。有论者认为，虚君共和论在北方“被袁世凯利用来遮掩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