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时期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文是著名明史专家方志远教授及博士研究生施睿哲二人合作撰写的一篇大作。文章以“万历援朝酝酿时期的中朝‘庙堂’关系”“万历援朝第一阶段明军将士及其系统”“万历援朝第二阶段明军将士及其系统”“战争机器与战争态势”及“余论”等五大部分，对震撼当时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万历中期中朝两国合作抗日之时的明军将士与战争态势等，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细微的论述，从而使学界在原来对此次战役及其影响已有多方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加深了了解，其在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发展上的贡献不可低估，而读者从中得到的教益和启示亦会大有增加，因而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实践价值。（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摘 要： 万历援朝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始而对朝鲜、日本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继而应朝鲜国王请求仓促出兵，再而陷入与日军的长时期对峙与胶着之中，前后延续七年之久。当战争发生在朝鲜北部地区时，辽东兵及蓟镇、宣府兵尚能应对；当战争推进到朝鲜南部地区时，由于战线的拉长、日军的投入和战事的延续，明朝调动了国内各地区、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并且动用了半数以上的战略总预备金，才在日本国内发生突变的状况下，与朝军一道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明军及明朝在战争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则对晚明政局特别是辽东形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万历援朝战争；明军系统；战争态势；战争机器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四月（朝鲜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5月），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并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占领了朝鲜“三京”（王京、开城、平壤）及中部和南部八道。出于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义务，也出于对自身的保护，明朝两度派兵援助朝鲜。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日军撤出朝鲜，次年明军班师，战争结束。此役朝鲜称为“壬辰御倭”，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则称为“万历援朝战争”。这是明朝自永乐以来唯一一次跨越国境的用兵。在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跨越国境的战争中，明朝的庙堂如何应对来自外部强大势力的挑战？当时的庙堂决策有哪些合理性，又暴露出什么问题，对于战争本身及战后局势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中外学者都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对明朝政府在战争中所暴露的各项问题缺乏整体的观照和深度的探究，本文将以这场战争中的中朝庙堂关系，以及援朝的明军系统与战争态势为中心，剖析明朝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应对措施及其得失，揭示这一时期明朝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

一、万历援朝酝酿时期的中朝“庙堂”关系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五月初十，明朝兵部呈上朝鲜国王告急文书，书中称：“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自日军在釜山登陆，到朝鲜的告急文书抵达北京的不到一个月时间，日军已经占领了朝鲜王京及开城，朝鲜国王李昖逃往平壤。

得知日本侵入朝鲜之后，明朝的反应可以说是比较迅速的。朝鲜告急文书抵达仅10天，万历皇帝就下诏，命辽东和山东沿海省直的督、抚、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无致疏虞”。接下来是一系列防御行动：蓟辽总督蹇达在辽东实施戒严，以防日军间谍渗入，并请调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总管保定和天津两镇兵马，保卫京师门户。 山东抚、按题揭，从保甲军余中简选壮丁分拨防守，并请存留民屯屯粮银四万两作为军饷。自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徒训练成军之后，“浙兵”便以骁勇著称，参将杨文和叶欢等皆愿率所练精壮听从调遣。浙江巡抚常居敬更是表示，愿意筹措粮饷器械，以供军需。广东参将陈璘因为“素熟倭情”，被任命为神机营参将，星夜赴京，听候调遣。

在沿海和沿边积极备倭的同时，万历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石星的建议，做出部署：命辽东巡抚和总兵发精兵两支，在鸭绿江西岸巡哨，声援朝鲜；发年例银20万两，运往辽东，以备军用；发银2万两，解赴朝鲜犒军，鼓舞朝鲜君臣军民的抗倭士气。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明廷庙堂的意料之外。日军不但迅速攻占了王京和开城，而且渡过大同江，占领了平壤，朝鲜的三京八道沦陷，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请求西渡鸭绿江并内附明朝。突如其来的变化，反倒增加了明朝对朝鲜形势的疑虑。因为早在日军侵朝之前，就有在日本的福建商人许仪后和陈申（有文献记为“陈甲”）等人，通过各种途径向明廷传递信息并提醒，朝鲜虽为大明属国，却在向日本进贡，并将在日本起兵侵犯中国时为前驱。在经过多年国内战争之后，当时的日本由丰臣秀吉统一诸部，并积极向外扩张，既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又威胁朝鲜。因此，明朝在得到这类信息之后，难免会对朝鲜王室有所猜测。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朝鲜也算是东方大国，根基深厚，怎么会在日本的攻击面前一触即溃？

关于海商许仪后和陈申的报告，若干年后徐光启在奏疏中有所提及，并述说了当年日本对朝鲜的“引诱”过程：

朝鲜之国俗，绝重世类。下奴籍者，永不得与良人齿。有大功当封拜，乃为除其籍，子孙得仕进，犹止冗员也。奴籍韩某以擒反者功，除籍，其子翼应进士科为举首，不得铨京朝官，遂弃去不仕，放浪江海间。因之日本，说（丰臣秀）吉……何不取朝鲜王之，而名为人臣乎？因盛陈鲜弱可取状，秀吉意不能无动。翼因为之谋：先使人问朝鲜以夹江洲地在鲜、辽之间者今安在，以激鲜，且微挑之以欲复故地，当假若兵力。鲜君臣怵于倭而贪于复故地，果盛言疆地肥饶，为辽将所强取。若假大国之兵威压一竟而取之以归我，幸甚。吉遂大发兵入鲜。鲜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巉险连亘，甚易守。顾以为彼取侵疆于我，而不知其阴袭之也。故倭能枕席过师，以至王京。至王京者为中路，其先锋将行长至之日，以犒师薄为名，遽杀其大将栗某而入。国王匆遽不知所出，间携其妃走平壤、达义州，而两王子东北行相失，遂为东路副将清正所获也。此语闻之东征将士。将士闻诸朝鲜之村学究，真伪不可知。

徐光启说这个传说来自“东征将士”，东征将士又得之于朝鲜的“村学究”。村学究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官场，应该是韩翼的同情者，述说了这个也许有“原型”但也有可能出于杜撰的离奇故事，而“东征将士”可能又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创作。但正如徐光启奏疏中所说，朝鲜国土辽阔，南部又是崇山峻岭，怎么一点抵抗也没有？是日军过于凶悍，还是朝鲜过于柔弱，抑或真像许仪后和陈申等人所说，是朝鲜和日本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正因为有诸多的疑虑，所以明廷及辽东官员接二连三地派人前往朝鲜，希望查明真相，为庙堂决策提供依据。仅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这一时期来到朝鲜的明朝使者至少有三批。

第一批使者是崔世臣和林世禄。崔世臣在万历初曾为辽东东宁卫百户，当时的崔世臣和林世禄可能都是守备或游击一类的军官。 汪道昆《太函集》卷九四《疏四首·查参军职官员疏》记载，汪道昆前往辽东阅操时，崔世臣为东宁卫百户。当时同为东宁卫百户的马朝用，与崔世臣资历相当，在万历十九年其被任命为游击（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16页）。崔世臣和林世禄之所以被派往朝鲜，是因为二人对朝鲜的情况比较熟悉，从姓氏来看，他们有可能就是辽东的朝鲜人。二人于五月二十九日抵达朝鲜时，朝鲜国王已逃到平壤。《朝鲜宣祖实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时变起仓卒，讹言传播，辽左煽言：“朝鲜与日本连结，诡言被兵。国王与本国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为假王，托言被兵，实为日本向导。”流言闻于上国，朝廷疑信相半。兵部尚书石星密谕辽东，遣崔世臣、林世禄等，以采审贼情为名，实欲驰至平壤，请与国王相会，审其真伪而归。

当时的传言不仅是朝鲜和日本勾结，甚至说逃到平壤的朝鲜国王是假的，真国王正带领朝鲜军队与日军一道向北推进。

崔世臣和林世禄在平壤沦陷之前，见到了朝鲜国王李昖，也目睹了大同江东岸的一支奔驰的由数百人构成的日本军队。崔世臣、林世禄二人的平壤之行，初步排除了朝鲜与日本相互勾结的疑虑。同时，就隔江看到的日军情形来看，他们认为“天兵一来，可以剿灭”。或许就是他们的这个信息，使得此后祖承训的几千骑兵在平壤遭受重挫。因为当时日本军队并不以骑兵为主，他们倚仗的是刀剑和鸟铳，虽然在运动战中比不过骑兵，但在山地战及巷战中，却可以克制骑兵。

紧随崔世臣、林世禄二人之后而来的是“指挥”宋国臣，他抵达朝鲜时，平壤刚刚失陷。宋国臣是奉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孳之命，来向朝鲜国王下书的。李时孳口气十分严厉，直斥“尔国谋为不轨”，理由是：“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于贼；八道郡县，何无一人之倡大义？何日陷某道、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贼、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

宋国臣在见了朝鲜国王并认定其为真王而非假王之后，才坦言相告，自己曾经随同明朝使臣到过朝鲜，并见过朝鲜国王，所以他才被巡按派来，验明朝鲜国王是真是假。巡按的书信，实为试探。

真正可以确认朝鲜国王真假以及朝鲜与日本真正关系的，是由兵部尚书石星派遣到朝鲜进行考察的第三批使臣。他们不仅向朝鲜求证，而且还向日本求证：日本为何入侵朝鲜，朝鲜和日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批明朝的使臣有两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沈惟敬，另一位则是神秘的黄应旸（朝鲜文献记为黄应阳）。

沈惟敬在《明实录》中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在经略御倭事宜的兵部侍郎宋应昌的上疏中，有“游击沈惟敬称倭贼头目，有愿将平壤、王京一带还天朝，不与朝鲜”等语。但从朝鲜方面的记载看，沈惟敬早在六月已经抵达朝鲜义州，并受到朝鲜官员的款待，可见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明朝“庙堂”对朝鲜问题的高度重视。《朝鲜宣祖实录》记载：

六月丁巳（二十九日），时贼势日炽，天朝深忧之。兵部尚书石星密遣沈惟敬假称京营添注游击，托以探贼，实欲挺入贼营，与贼相见，啖贼讲和。惟敬简其驺从，疾驰渡江，言语张皇。是日，馆于义州。遣直提学吴亿龄问安，惟敬谓亿龄曰：吾当亲入倭中，以义责之曰：“朝鲜礼义之邦，本无罪过。汝何敢无名出兵伐人之国、杀戮无辜之生灵？”贼若不听，则又将曰：“朝鲜中国，唇齿之国，汝若不为退兵，非但尽出山东之兵，将尽发天下之兵，尽灭无遗类。”……且言与平义智、平秀吉相知云矣。

石星派遣沈惟敬到朝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查探朝鲜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日本入朝的真实意图。第二，以议和为名，迟滞日军的行动。但由于沈惟敬此后甩开朝鲜，直接与日本进行斡旋，这恰恰是朝鲜所警惕的，何况沈惟敬还带回了日军愿与明朝瓜分朝鲜的消息，故而引起朝鲜君臣的极大不满。但是，朝鲜方面对另一位明朝使者黄应旸则充满感激。《朝鲜宣祖实录》记载：“大臣启曰：今来天朝差官黄应阳，乃是中朝所遣。今欲直往倭寇所在处，解纷速返云。此人往还，机关甚重，臣等之意，恐不可先使之落莫，以失其心。”

和黄应旸一同来到朝鲜的，还有夏时和徐一贯等人。徐一贯的公开身份是“指挥”，此后他成为明朝和日本谈判的重要人物之一。夏时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黄应旸则是“参政”。徐一贯向朝鲜君臣自我介绍：“吾等三人皆杭州人。黄（应阳）则参谋，我则赞画，与军师一般”，并极力介绍黄应旸：昔年谭纶、戚继光为征倭经略时，黄参政是参谋。这样一来，朝鲜君臣对黄应旸更刮目相看。

经过请示朝鲜国王，礼曹判书尹根寿在接待黄应旸时，出示了日本将领丰臣行长（明朝称其为小西行长）和丰臣义智给朝鲜国王的书契，书契中极力劝说朝鲜与日本合作，共图中国，但朝鲜坚决表示忠于明朝，不假日本颜色。《朝鲜宣祖实录》记载，黄应旸和他的同僚边看边流眼泪，表示不去平壤见日本将领，将迅速返回北京，向兵部尚书石星报告朝鲜对明朝的忠诚，请求朝廷立即派遣大军援朝。《朝鲜宣祖实录》甚至记载了一个传闻，说黄应旸辞别朝鲜君臣之后，“旬日之间”便驰回北京。由黄应旸带到北京的，不但有日本将领给朝鲜国王的文书，还有假扮随从的画师暗中画就的朝鲜国王的“御容”。这样，明朝“庙堂”对于朝鲜的猜疑终于打消，“自此中朝知其无他，遂大发兵，来救云矣”。黄应旸遂为朝鲜君臣眼中明朝大规模援朝的关键人物。

明朝的庙堂一度对朝鲜有所疑虑，朝鲜的庙堂也同样对明朝抱有戒心。从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登陆釜山，到明朝军队大规模援朝，朝鲜国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徘徊：谋求和日本谈判，请其中止进攻；向明朝请兵，请明朝帮助其保住未失国土并收复失地；不断北逃，打算抛弃国家和民众，内附明朝。

万历年间的日军侵入朝鲜，和此后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一样，进攻与谈判两手并用，一面进攻，一面谈判。入侵朝鲜的前一年，日本使者玄苏等曾到朝鲜下书，要求借路进攻明朝，散布朝鲜已经臣服，并有300名朝鲜降军愿为日军进攻明朝做向导的舆论。 虽然朝鲜对日本的要求表示拒绝，并且向明廷通报日本的这一举动，但日军真在釜山登陆后，朝鲜国王在惊恐之余，却对日本仍然抱着一些幻想，认为日军或许真的只是借道通过。疑惑之际，日军还真派通事景应舜“持书契讲和，且以一赤帜为信”。这个举动给朝鲜君臣造成了新的错觉，国王李昖立即派“大宪司”李德馨赶赴龙仁，“问其入寇之由”，但日军已经向王京进发，李德馨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