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制定与调适

摘 要：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只有付诸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达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目的。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则是实现两者有机联结的关键环节。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斗争中，尤其是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之后，应该怎样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乃至在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对他们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总路线，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根本方针和原则，在实践中积极进行探索和调适，注意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体系，并且被载入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确定与积极的实践效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治领导力的突出表征之一。

关键词：解放战争；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党的政策

如何认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各阶段制定路线、政纲和策略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在中国这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数并不算多，却是一个有着较大政治能量和社会声量的阶级，是中间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能否足够广泛和强大，与是否能够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直接的关联。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矛盾，战争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终手段。在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最后斗争中，尤其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之后，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当时阶段乃至革命胜利以后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这些问题再次被提到对经营农村根据地已具有丰富经验而较少同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正确的政策来自创造性的实践。中共中央汲取大革命以来统一战线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阶级关系最新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精准把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切实纠正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总结经验，最终形成一整套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体系，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某个方面具体政策的考察，而对这些具体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及相关政策确定的深层原因，目前的研究则略显薄弱。【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何干之遗著，刘炼整理修订：《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学术论文主要有：黄如军：《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安徽史学》，1999年第3期；卢红飚：《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王敦琴：《试论建国前后毛泽东的资本主义观》，《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3期；方圆：《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考察》，《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等。】本文拟结合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内形势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政策的酝酿、调整与定型过程，以及纠正“左”右两种偏向的努力和政策实施的效果，作一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解析，从而为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全面成熟和强大领导力的形成提供一个别样的观察角度。

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民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努力团结和争取的阶级。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处在什么样的政治地位，不仅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心存疑虑，党内一些人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然而，中共中央很快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在发起并领导建立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确定了在政治上团结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一）人民民主革命应当有民族资产阶级参与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上升。争取和平与民主、反对专制与独裁，是中国共产党与主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继续合作的政治基础。1946年11月，国民党强行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进行抵制。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11个党派团体联合发表声明，表明反对伪“国大”和伪“宪法”的立场。为了应对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在部署解放区军民积极抵抗的同时，把建立全国范围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纳入通盘战略考虑。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要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党统治集团。“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196-197页。】“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既是统一战线不变的宗旨，也是统一战线的力量来源。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揭示了正在形成的新的反蒋统一战线的特点。指示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指示时说：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0页。】周恩来则把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之为“第二战场”。曾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占据重要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被完全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成为统一战线要打倒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则被明确地认定为新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边，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统治带来的生存威胁。国民党为筹借内战经费，滥发纸币，横征暴敛，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民族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境况日益窘困。【仅军费开支一项，据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的估计，1946年占当年财政实支数的59.9%，1947年占54.8%，1948年1至7月占68.5%。参见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著名民族资本家吴羹梅说：“最近二年来，又因战事蔓延，民生凋零，各地交通阻碍，社会购买力减退，致使工业的市场萎缩，原料的来源不畅，外汇缺少和输入管理又使工业器材、原料的补充困难。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工业资金经常处于贫血状态，物价的疯狂上涨，尤其影响工业的成本和经营的动荡不稳”，“工业的维持已陷于极困难的境地”。【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第235页。】另一位实业界巨擘胡子昂对此也无奈地表示：“现在想卖旧存的钢板来维持开支，可是没有人要，要想折价卖给政府，政府又不收，迫得每月借债度日。”【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567页。】据统计，工商业者一般的资金损失达20%～30%，严重的高达60%甚至70%以上。【何干之遗著，刘炼整理修订：《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第280页。】这不能不令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倍感失望和忧心。

1947年5月，民主建国会邀请工商界人士100余人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由国民党的内战政策造成的。他们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的抱负，在国民党统治下只能是南柯一梦。中共上海局给中央的报告反映了中间势力态度的变化：“中间分子在斗争中表现积极，上层分子一部分思想开始有新的转变。像《大公报》王芸生对时局看法，自己认为有修改自己观点之必要，拒绝胡政之对新政府多捧少骂的意见，而胡竟惊异说王左倾了。章乃器公开发表拥护我们主张意见，罗隆基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到南京中大，以新政府成立发表公开反新政府演说。上海工业资本家以吴蕴初为中心，联合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输入限额分配决定，反对浪费外汇。”【刘晓：《群众运动复趋高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军事失利大大加剧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1948年8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当月上海黑市交易3.7金圆券可兑换1美元。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要2 625 000金圆券才可以兑换1美元。【吴冈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147页。】在美货倾销、政府高额税负、物价管制、官僚资本挤压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多重压迫下，民族工商企业刮起倒闭风潮，工业生产急剧萎缩。1948年，天津机电修配业由363家减为219家，倒闭了144家。1948年，青岛400余家工厂，除1/4半开工外，其余均已停工。同年，天津共有织布机8867台，开工的仅为4867台。63家橡胶工厂，1948年上半年只用了生产能力的20%～40%，下半年绝大部分已停工。【王相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7页。】国统区经济濒临全面崩溃。

国统区经济恶化与社会矛盾加剧，为发展反蒋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观察力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指出：表面上看，与抗日战争时期比较，现在阶段的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在实际上是真正扩大了。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之后，他们的罪恶在人民面前已暴露无遗，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已经没有了群众支持，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由于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不仅获得了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而且获得了国统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1257页。】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期内没有得到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8页。】毛泽东还把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与团结中农提到同等高度看待。他强调“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千万不能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的错误。【《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330、335页。】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先后转往香港，继续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国共产党欢迎民盟在香港重建领导机关和成立民革，表明愿与所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为着共同的目的携手前进。【《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三中全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中共中央要求香港分局，对在港民主人士和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合作态度。【《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香港分局与民主人士建立起密切联系，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5页。】香港和国统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响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力量的大集结。毛泽东高兴地说：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4页。】此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就召开新政协和建国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磋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民族工商业界代表，积极参与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