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专栏此期刊出的赖惠敏研究员和王惠敏副研究员撰写的《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一文，详论了砖茶在蒙古地区社会的功用和广泛渗透，清中前期贩至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状况，砖茶的商运、官运路线，以及咸丰十一年后北商砖茶贸易的衰落等。衰落的具体表现包括贩至蒙古地区的砖茶数量的显著下降和晋商丧失恰克图贸易垄断地位。本文涉及的内容非常繁多，头绪复杂，专业性极强，将之彻底掌握相当不易，而本文作者能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为依靠，以准确、易懂的语言将之深入浅出地论述、介绍出来，实为难得，不仅学术价值极高，而且学风令人佩服。（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摘 要：茶叶是清代国内外贸易的大宗物资，也是销往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砖茶对清廷维护边疆统治秩序极其重要。借助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商业契机，北商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清中前期边疆贸易领域写就了壮丽篇章，促进了商贸线路、物资交易网络和商业市镇的形成。砖茶自产茶区流向万里之外的蒙古地区，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和广泛流通的“货币”，并且终清之世位列输入品首位。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经恰克图与俄国贸易的北商群体严重受挫，遂将视野转向蒙古地区，并改变经营策略。清末，北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得以撑持，砖茶贸易仍保持一定的优势，但盈利情况一落千丈。由是观之，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兴衰之道与清朝国力的盛衰走向高度契合。

关键词：清代；北商；蒙古地区；恰克图；砖茶

砖茶（黑茶）是蒙古地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康熙二十七年（1688）张鹏翮出使俄国时，便说道：“塞外不用银钱，专喜中国黑茶、蓝青梭布。”^①黑茶产自湖南地区，由山西商人贩卖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长期与蒙古准噶尔部交战和对峙，最后取得胜利。砖茶成为清朝统治蒙古地区的利器，清廷派官商从事运茶与贸易。官商领有理藩院的院票，从张家口、归化两处出关到蒙古，并进行中俄贸易。学界有关清代边销茶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其中，不乏与本文研究相关且不无启发的成果：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一文侧重19世纪中期以后因不敌俄商近代化的制茶技术和经营之竞争，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迅速萎缩；【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汉学研究》，2010年第3期。】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一文强调对茶叶边销是清政府治边的重要策略，为边疆治理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促使清代边疆地区形成点、线结合的贸易网络；【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陈文华《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一文指出，随着茶叶贸易在不同地域的拓展与变动，多种联运方式和多支线的开辟，最终形成了主线、支线兼备的网络茶叶运输结构。【陈文华：《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迁》，《江汉论坛》，2022年第2期。】这些文章有助于笔者考察砖茶对清王朝巩固边疆统治秩序的战略意义，以及讨论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路线的多样性。以往，笔者在探讨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问题时已注意到君眉茶、白毫茶、青茶，但对砖茶着墨甚少。【赖惠敏：《十九世纪晋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陈熙远主编：《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中研院”2013年版，第587-640页；赖惠敏：《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宫档案、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档案，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探讨安化黑茶的功用。它除了是民生必需品外，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科布多衙门将砖茶当作货币使用，用于税收和赏赐官兵。同时，本文还讨论了茶叶运输路线，以及1860年以后俄罗斯在汉口建茶厂引发的晋商贩售危机。

一、砖茶在蒙古地区社会的功用及广泛渗透

黑茶是什么？清代档案云：“山西商贩所办帽盒茶，向系运往口外蒙古地方销售，蒙古地区所销茶叶只有两种，一名砖茶、一名帽盒茶，因其似砖与帽盒，故以命名，皆象形也。帽盒茶较砖茶尤粗，盖茶中之最下者，西商运此，初颇获利，及俄商砖茶减税，西商受其充斥，生意遂衰。从前山西业茶者数十家，俱号为巨商，迩来式微甚矣。”【（清）李鸿章：《咨据丁道详复西商帽盒茶改按新关纳收砖茶税银数目以示体恤等情请迅饬核复由》（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05-05-0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湖南安化高家溪、马家溪、蒋家坳和八甲湾等地出产的黑茶均销至蒙古地区和俄国，红茶则主要销往俄国。【王恩浩：《安化茶叶调查》，《贸易月刊》，1940年第1期。】二者区别在于制造之异，茶叶原质并无差别，均以黑毛茶为原料。【《安化县署茶业调查报告》，《湖南省农会报》，1917年第9期，第2-3页。】显然，清代最受蒙古地区居民喜爱的黑茶就是砖茶。这种砖茶是以安化黑毛茶为原料运至陕西泾阳被压制而成，称为安化黑茶或砖茶。目前笔者掌握的蒙古国国家档案局藏档案，以及种类丰富的清宫档案，为聚焦北商的砖茶贸易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相关清代私人笔记和民国时期茶叶调查报告等资料，亦有助于丰富和加深对砖茶贸易的认知。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清代北商赴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贸易，他们贩售的正是安化的千两茶和百两茶等【道光十五年（1835），陕甘总督瑚松额具奏：“北商所贩杂茶内千两、百两二种，即系湖南安化县所产之湖茶。”参见（清）瑚松额：《酌议分别新疆运贩杂茶名色》（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35-0558-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茶或砖茶。

清朝从事边疆茶叶贸易的商人可以分成四种：“新疆地区称为西商，所贩茶为珠兰、建旗、千百两、封子茶。与俄罗斯贸易的称北商，贩售的白毫茶、青茶。另有东商和南商，东商指甘新茶政，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岁饬湖南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清）张廷岳：《咨据恰克图报称西北两商所贩茶斛名色等因抄录该商原禀呈阅由》（同治十年七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号：01-20-026-02-03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商业活动便属于北商贸易范畴。不过，旅蒙商中的北商群体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从理藩院领取部票、【部票，又称院票、龙票、照票等，是理藩院颁给内地商人赴蒙古各部进行贸易的官方凭证。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承观在奏折中提道：“恰克图库伦贸易人等向来由部领票前往。……往乌里雅苏台等处贸易商民俱照库伦、恰克图之例，给予部票前往，无票者不准贸易。”参见（清）方观承：《奏报边口商贩情形》（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军机处档折件》，档案号：00977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享有特许经营权的官商。其崛起与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有莫大关系——以协助清廷运输军需物资为条件，获准进入蒙古地区开展贸易。清廷设立的卡伦和台站也为持票商人赴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经商提供了便利。

然而，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随着清朝国力的下降，依附于清廷的官商也随之式微。咸丰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茶商很快开始挤占中国的茶叶市场。北商在恰克图的砖茶贸易陷入萎缩，但在蒙古的贸易尚能竭力维持。北商不敌俄商近代化经营的竞争而趋于衰落，同时还与其未能挣脱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诺斯·道格拉斯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人，将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方法中。参见时晓虹等：《“路径依赖”理论新解》，《经济学家》，2014年第6期。】有关。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者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该路径是“好”还是“坏”，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让现有路径很难被改变，或者转换的成本很高，于是只好沿着这条既定道路发展下去。在清中前期的一百多年里，北商依赖理藩院的“给票制度”，【“给票制度”，是指内地商人出关前往库伦或恰克图贸易时，需携带理藩院发给的执照，出关和进入市场均要接受查验。】在蒙古地区和恰克图的砖茶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功，传统的经营模式（如手工压茶、驮载运输）和“官商结合”的文化理念因之固化。于是，在面对俄商的近代化砖茶压制技术，以及贸易路线和运输方式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时，北商起初未曾积极应对，后来又在清廷开征茶厘和朝中新贵支持其他商帮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下，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潭，无力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一）蒙古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与节庆中的茶饮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指出，“从青藏高原到西伯利亚，广袤亚洲高地上的游牧民族”，“生活在劲风凛冽、冬季严寒极大考验人体耐力的地区”，饮茶“可以增强体力，帮助他们抵御高原地带的恶劣气候”，“到了12世纪前后，砖茶的饮用变得非常普遍，竟然成为中亚很多地区的‘硬通货’”。【[英]艾伦·麦克法兰、[英]艾丽斯·麦克法兰著，扈喜林译，周重林校：《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页。】因为，“（蒙古）风俗随水草畜牧而转移，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以肉为饭，以酪为浆，无五谷蔬菜之属，衣皮革，处毡庐，见中国之茶布则宝之，而金银非其好也”。【（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外八种）》，第53页。】因此，除充当流通货币【有学者认为：“从砖茶传入蒙古地区，逐渐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始，砖茶便迅速得宠于蒙古族牧民，并取代其它实物货币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之一。”参见陈一鸣：《砖茶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实际上，砖茶作为支付手段并不仅限于蒙古牧民，在蒙古地区谋生的汉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要用砖茶作为交易媒介。】外，砖茶还广泛而深刻地浸染了蒙古地区社会的诸多层面。

康熙五十八年（1719）蒙古都统法喇曾上疏曰：“蒙古及西番人民，皆藉茶养生。”【（清）王庆云：《石渠余纪》之“纪茶引”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气候偏寒、蔬果匮乏的蒙古地区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转引自张景编著：《中国茶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之说。光绪十八年（1892）波兹德涅耶夫注意到，在归化城及其周围地区，即使再富有的商人和人家也都不喝白毫茶和花茶，而只喝二四砖茶。【[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２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可见，砖茶早已融入蒙古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蒙古风俗鉴》一书指出，蒙古地区人们每天早晨煮砖茶兑牛奶，盛上半碗炒米泡茶喝，他们对茶非常重视，在婚丧嫁娶、重要节庆等场合，都要用到砖茶；在蒙古地区人们的观念里，用砖茶随礼比较体面，可以促进和维护人际关系，因此在娶媳妇、姑娘出嫁、晋级、祝寿、增人进口等喜庆宴席上互相送礼物时，哪怕是家境贫寒的人家也会至少送一块价值五两白银的砖茶。【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蒙古风俗鉴》，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6、61页。】

在蒙古地区的官商往来中，砖茶作为礼品也承担了人情度量的角色。北商给衙门官员送礼出手十分阔绰。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庆四年（1799），合裕安、美玉公、万盛隆、广和兴、丰玉成等多家商号送给恰克图章京的礼品可谓琳琅满目，其中就有砖茶。【《乾隆五十七年起至嘉庆四年止恰克图商人馈送历任官员回钱礼物账册》（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四年），《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20-011，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此外，用砖茶精心熬制的奶茶在维系清朝和蒙古王公贵族的政治联系方面扮演了礼仪性的角色。乾隆皇帝习惯给入宫朝觐的蒙古王公们赐奶茶，以示皇恩。蒙古贵族也以奶茶招待清朝皇帝派来的使者。咸丰八年（1858）正月，太仆寺少卿文祥奉旨赴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代表清廷赐奠已故札萨克贝子多尔济萨穆鲁布，祭奠礼毕后主家马上呈上一壶熬好的砖茶和四色茶食，恭“请天使以自带之茶盏递茶”，以示格外尊敬。【（清）文祥：《巴林纪程》，忒莫勒等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外八种）》，第159页。】

（二）砖茶：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货币

与清代新疆的杂税（如牲畜税、葡棉税等）一律用银缴纳【王启明：《从档案看牙行与晚清新疆税收》，《历史档案》，2016年第1期。】不同，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的各种税收和陋规均折砖茶缴纳。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除了官员薪水外，经费主要源自各种陋规和落地税。例如，商人至衙门领取限票【地方衙门发给的“限照”“限单”，系限定行程日期之凭证，领取时需要缴纳规费。】时应按规定缴纳砖茶，最高需付六箱半砖茶。【[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184页。】另据《商铺承领限票清册》载，商铺承领给限100天票38张、给限200天票30张；给100天的票收1块三六砖茶；出门报单241张，收421块三六砖茶。【《管理库伦商民事务章京造送宣统三年二月分各商铺承领限票清册》（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89-040，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从嘉庆、咸丰朝的官员贪腐案件中可以发现，库伦办事大臣和恰克图章京的陋规收入远高于养廉银。【赖惠敏：《清代边疆的吏治——以科布多为例》，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第5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66-190页。】又如，库伦的查地陋规银须折砖茶缴交。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元顺明、协裕和、天兴德、双舜全、万隆魁、万源长、三和正等7个商号在贝子朋楚克车林和札萨克纳逊昆布等旗种地、盖房和畜养牲口，被罚二六砖茶300箱。【赖惠敏：《满大人的荷包：清代喀尔喀蒙古的衙门与商号》，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6-174页。】再如，清代蒙古地区人们偷盗按律应罚之牲畜均折砖茶缴付。据《嘉庆七年衙门官项罚九牲畜变价银两砖茶等物销算清册》记载，嘉庆七年（1802）喇嘛巴哈桑、罗布桑、沙毕属下奔巴等三人偷俄罗斯马，各该管头目均被罚，其中一头目晋巴所罚牲畜需折交砖茶405块；同年十二月初五，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在办案时将按例应罚牲畜悉数变价折银220.5两和砖茶270块。【《嘉庆七年衙门官项罚九牲畜变价银两砖茶等物销算清册》（嘉庆七年十二月），《蒙古国家档案局档案》，档案号：023-001，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