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主持人语（李锐）：20世纪以来，对中国上古史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之一。疑古派秉承前人成绩，挑战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系统以及相关古书的大讨论，古史重建的工作也就被提出来，成为此后几代学者的毕生追求。不管是从传统文献出发，还是结合出土材料；不管是从时间出发，还是从空间区域出发；也不管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民族学，都运用这种理论或那种理论，抑或兼而有之，从而使古史系统和古史重建取得了诸多成果。自宏大主题的古史系统退潮之后，精细化的研究虽然有所进步，新出土文献也带给我们许多新知，对旧有成绩的反思也异彩纷呈，但是在系统性的重建古史方面，因为学科体系的切割等原因，难免显得支离破碎。不过仍有不少学者或沉思，或潜行，念兹在兹，剑及履及。今选数篇，以为鹿鸣，用待同好，切磋琢磨，跬步千里，重建古史。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

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周人以黄帝为始祖，而不再以后稷为祖，其时代大约在东周初年。楚人称自己的祖先为颛顼，从而与黄帝进行联系。屈原在《离骚》中就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④当时以颛顼为高阳氏应已成为共识，安大简楚史和新蔡葛陵楚简就已经以颛顼为始祖，而不再是如《楚居》中以季连为祖。学界一般认为秦公大墓是秦景公（前537年卒）之墓，其中出土的石磬铭文说“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平”，【有学者怀疑“高阳有灵”之“高阳”非为颛顼，而是“高扬”，如秦公簋“高引”之类（谢明文：《说秦公器“高引有”及“高阳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但此处从上下文看，还是以释为高阳更为合理。】就有以高阳为祖之意。秦和楚不以黄帝为祖，大概是因为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之中，没有秦、楚的姓氏。

田齐以黄帝为祖，秦、楚以高阳、颛顼为祖，这里的“祖”严格来说应该是属于《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篇所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中的“祖之所自出”，【（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6、902页。】可以称之为禘祖。《国语·鲁语上》和《礼记·祭法》都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周人禘喾而郊稷”，【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0页；（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192页。】前者和陈侯因敦称高祖黄帝可以对应。“周人禘喾而郊稷”是以后稷为始祖以配帝喾，将帝喾作为禘祖。黄帝二十五子中十四子所得之姓中就有姬姓，因此，周人应以黄帝为禘祖，尽管帝喾也是黄帝之后，但毕竟不是直接称说黄帝。看来《国语·鲁语上》和《礼记·祭法》都是一种整齐之说，实际上并不是真有这些祭祀。比如《国语·鲁语上》和《礼记·祭法》所说“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0页；（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1192页。】就根本不见于甲骨文。不过“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禘祖或有其事，楚以颛顼为禘祖，颛顼是在楚人承认的“三楚先”之前添加的祖之所出。屈原所说“帝高阳之苗裔”，所强调的是苗裔而不是子孙。由此来看葛陵简的“昔我先出自颛顼”，【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颛顼”和“雎漳”》，《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就是以颛顼为楚祖先之所自出，这种释读法比较合乎情理。

在炎黄古史系统之外尚有一些别的古史系统。在田氏代齐炎帝后裔被灭尽之后，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而且成为文明的代表。诸侯对原有的古史世系不得不调整，以便和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有所关联，从而使自己成为黄帝的子孙苗裔或臣民。原有的古史世系由于非主流就被逐渐湮没，只是在一些古籍中尚有零散的记载，时或为诸子所称道，后来有隐晦的流传，为纬书等所讲论，被后人提出来整理为古史系统。还有一些因记载在一些简帛书卷之中，偶然出土而被后人所知。诸子为了宣讲自家的主张，除了喜欢讲黄帝、称引黄帝古史系统内的人物之外，还讲述不同的故事、古史，从而为自家的学说服务。诸子所讲的关于尧、舜之后至夏、商、周三代的古史没有太大差异，只有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和《韩非子》将尧、舜禅让讲成舜囚尧，不承认圣贤之间帝位的禅让传承，而将之说为篡夺，这只是细节的不同。其所以这样讲，或许是为韩、赵、魏三家分晋寻找合理性，当然也可能有讽刺田齐的因素在内。本来舜是大家都称道的有德之人，但其后裔田齐却以阴谋、靠武力夺取姜齐的政权。故把有德的舜说成靠武力和实力夺取帝位，韩、赵、魏既然有了实力，就应该代晋而立。

诸子百家对于尧以前古史的叙述，则有较大差异。从《论语》等儒家作品及《墨子》来看，儒、墨均立足于《尚书》，主要以尧、舜、禹作为自家学说的出发点。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的知识范围仅限于尧、舜、禹，比如两家都引有《尚书·吕刑》，而《尚书·吕刑》所讲就有关于蚩尤和绝地天通等早于尧、舜之事，但儒、墨多不关注这些事。不过在托名孔子或称源于孔子的篇章中，所讲就有很多早于尧、舜的相关人物记载，如解释黄帝四面、夔一足的内容。而儒者或不传的《五帝德》就借孔子之口讲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孔子有关的《系辞》更是记载了伏羲氏等人物。

为了避免和《尚书》起冲突，其他学派讲自家学说，就有必要讲不同的故事或更早的古史人物之事。如讲禅让的《容成氏》乃至《唐虞之道》，就讲了一大批尧、舜之前禅让的古帝王。《容成氏》开篇残断，从篇名来看，其内容当是讲自容成氏以迄“［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杭丨氏、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参见陈剑：《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唐虞之道》虽然标举尧、舜，但还提及了尧、舜之外的“六帝”，不知是哪六个人，应该是当时人或学派内部人所熟知者。很多文献记载的禅让说是禹德衰，传子不传贤，其子启取得帝位，世及而为家天下。《容成氏》对此的记载有所不同，其有阙文，讲某位帝王“于是乎始爵而行禄，以让于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参见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孔子对于禅让和世及有不同的看法。《孟子》记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2页。】《礼记·礼运》虽然将古代社会分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但是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581页。】是将大同和小康并论，虽前者更好，但小康之三代也有英才，只是自己没有碰到。孔子的复古是复兴周礼，而讲禅让者则是要复兴尧、舜的禅让。《战国策·秦策一》记秦孝公行商鞅之法，“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战国策·魏策》记公孙衍欲说秦王让国于张仪；《吕氏春秋·不屈》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4页。】燕国国君禅让子之后，造成社会大乱，鼓吹禅让的思潮才渐渐熄灭，但至汉时仍有提倡让汉帝禅让者。此外，《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望帝杜宇禅让给其相开明。

禅让之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封禅。管子说古来封禅的有72家，他只记得12家，其中涉及一个古帝王系谱：“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3页。】可惜其他人讲封禅的不多。

《庄子》喜欢讲至德之世，其《胠箧》篇也记载一个古帝王系谱，至神农而不及黄帝：“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王叔岷撰：《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8页。】当时黄帝为最知名的古史人物，时人将黄帝、尧、舜连言。而《庄子》等文献则讽刺黄帝、尧、舜，认为他们为不得道之人，德衰，不如古人。如《庄子·盗跖》云：“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王叔岷撰：《庄子校诠》，第1180-1181页。】“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王叔岷撰：《庄子校诠》，第1177页。】认为黄帝不如神农。《太平御览》卷七六引《六韬》：“昔栢皇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此皆古之善为政者也。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6页。】认为伏羲和神农已经不如古人，而黄帝、尧和舜已有诛杀，更不如伏羲和神农。

《商君书·更法》记载“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周立升等：《商子汇校汇注》，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似乎不带褒贬之义，商鞅把其作为“礼法以时而定”的事例，为变法寻找根据。《商君书·画策》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周立升等：《商子汇校汇注》，第571-573页。】说明了神农名高于黄帝的原因，同时也为《商君书·更法》作了解说。《商君书·开塞》记载：“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周立升等：《商子汇校汇注》，第305页。】将民分古今。《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5页。】《韩非子·八说》也记载“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426页。】这些法术之士认为不同时代的民众有不同的特点，没有一贯的追求，这和追求复古者、以古为尚者不同。同时，信而好古、志于复兴周礼的孔子也认为“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称之为“圣之时者”，【（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652页；第672页。】孔子也许也赞同不同时代民众特点不同的观点。但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也讲“民性固然”，【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其所论都和礼有关。因此，不同时代虽然有其不同的制度和规则，但是也存在一些一贯不变的“义”，我们需看诸子所关注的是哪一方面，把何种思想作为其自家的核心学说。

诸子讲古史最成系统的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他将虞、夏、商、周四代配五行而运转，“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54页。】他也说“黄帝土德，有蝼蛄如牛，大螾如虹”，【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第154页。】黄帝和虞有所不同。如果不是邹衍的学说有过改变的话，或许这里是把黄帝、有虞视为一贯，皆为土德。当时周已经没有权威，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代周的水德在何处出现，就为诸侯所重视。当时诸侯都比较敬重邹衍，但诸子未必都信服邹衍的学说，如《公孙龙子·通变论》记载：“青骊乎白，而白不胜也。白足之胜矣而不胜，是木贼金也。木贼金者碧，碧则非正举矣。”【王琯：《公孙龙子悬解》，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9-70页。】根据五行配色理论，金配白，木配青，金克木，则二色当是白胜青。然而二色均等相参之后，合为接近青的碧色而不是白色，白不胜，所以据之可以推出木贼金而不是金克木。这对五行学说可谓釜底抽薪，由之五德终始说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概因为邹衍在平原君席上贬斥公孙龙子和其弟子，【《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参见《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70页。】因此，后来公孙龙子和其弟子也以此批驳邹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