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4.0038

收稿日期：2023－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魏晋南北朝官员位阶体系研究”（21CZS019）

作者简介：柴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①  宫崎市定提出南朝官班（十八班）是官品七品以上者析分变形的结果，二者本质并无不同，差别是时代不同导致的。岡部毅史则认为魏晋时期存在表示官员任职资格的“阶”，与标识官员身份高低的官品不同，而官班即由“阶”发展而来。

以上二说思路大异，但均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笔者认为宫崎市定的“变形”之说虽然不正确，但强调时代差异的思路可取。参见［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6、168、212页；岡部毅史：「魏晋南北朝期の官制における『階』と『資』——『品』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古代文化』第54巻第8號、2002年、18、26頁。

②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29页。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并未用“品位与职位”框架去解读班、品关系。

③  杨恩玉认为南朝班、品分别近似唐代散品和职事，而周文俊则认为官品“主要发挥品位功能”，官班发挥职位功能，二者认识恰好相反。参见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77页；周文俊：《魏晋南朝官品与官资制度秩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14-115、189-190、270页。

摘  要：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关键词： 南朝；位阶；班制；带帖；散号将军

历史上南朝出现了班、品两种职官位阶并存的现象。两种位阶对同一官职高低的规定多有不同，彼此间也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一现象在制度史上颇为独特，阐释起来也相当困难。①学界目前较流行的做法，是借鉴阎步克提出的“品位与职位”官阶制度的研究框架，②以品位和职位的分工来解释班、品关系。然而，南朝班、品分别对应品位、职位中的哪一种，学者们则持全然不同的观点。③此外，针对史料中具体的官员迁转，上述思路也存在较大问题，难以一一解释清楚。本文则注意到东晋至南朝初期一系列职官的废立和调整，导致官品失效和位阶制度变迁，故拟由此入手对南朝班制形成、班品关系和位阶制度提出一些新看法。

一、宋齐官职位序调整与班制形成

南朝宋、齐时期，曾有过一系列调整旧有官职性质、位序的举动。这一调整极大地改变了旧有官制系统的面貌，对南朝和北朝制度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正确解释，原因在于它和官职清浊、班品概念等复杂问题牵涉在一起。

关于官职清浊，周一良很早就有过讨论，他认为南朝低级清官比高级浊官的实际地位更高，依据是南朝史料中有大量后者升迁为前者的情况。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92、95页。然而，他判断官职高低，依据的是魏晋官品，这其实并不符合南朝宋、齐的官职位阶。他提出的典型案例，包括刘宋杜幼文、南齐沈昭略和张欣泰3人的迁转情况。为方便对比，兹将他们迁转前后官职在“魏晋官品”“十八班”和“陈官品”中的升降情况，整理如下表：

如表1所示，若用魏晋官品衡量，三人迁转均由高品迁为低品，自然会得出低品文官比高品武职地位更高的结论，但依据“十八班”和“陈官品”，三人迁转均一致表现为升官。其中沈昭略任官，前军将军与中书郎皆为第九班，但中书郎位次在前，是为升级。此前学者从未设想用“十八班”和“陈官品”去考察沈昭略等人的迁职，大概因为这些事例发生在宋齐时期，用后代官制去分析显得不合逻辑。然而，此处恰应用南朝班、品而非魏晋官品去理解，原因在于宋齐时期表中官职的性质、位次较诸魏晋已发生变化，用旧官品去分析切不可行。“十八班”和“陈官品”出台时间虽然稍晚，却是宋齐官职位序变革结果的体现。因此，采纳“十八班”中职官位阶相对位置去衡量宋齐时期官职高低是可行和合理的。

具体来讲，表1中“前军将军”“步兵校尉”，在西晋位列“四军五校”，是统帅营兵、地位重要的实职禁军将校，因此官品设定较高。《晋书》卷一四《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0-741页。然而在东晋时，经桓温“并官省职”后，禁军系统遭到打击，“四军五校”等禁军将校几乎被裁撤一空。胡秋银：《桓温并官省职考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桓玄在篡位后，“增置五校、三将及强弩、积射、武卫官”，《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第2596页。

试图恢复原有的禁军体系。不过桓玄政权旋即覆灭，其政策的延续时间大概也不长。直至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七月辛卯，“复置五校三将官”，《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页。西晋原有的禁军系统才大体恢复。然而复置后的官职在南朝已“无复营兵”，《宋书》卷四○《百官志下》，第1248-1250页。其沦为闲散冗官。这些官职最晚至南齐被合称为“西省官”，性质变为阶官而非实职。孙正军：《东晋南朝的东西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6页。在这种情况下，其地位也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这点在寒人武将的履历中体现得很清楚：他们在入流后不久，往往担任武卫将军（二班）、积射将军（四班）、冗从仆射（五班）、羽林监（五班）等西省官。比如李安民由武卫将军转积射将军，再迁冗从仆射；苏侃、戴僧静皆由积射将军迁转羽林监。《南齐书》卷二七《李安民传》、卷二八《苏侃传》、卷三○《戴僧静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05、528、555页。上述官职在魏晋官品中皆为四品和五品的中高级武将，在“宋官品”中变动也不大，但这些官职自宋“泰始以来，多以军功得此官”，且无固定员额，已不可能具备魏晋时期四品和五品官的地位和权力。若坚持他们的官品并没有改变，则会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李安民由四品武卫将军，迁至五品积射将军、冗从仆射，与表1列举迁转后降品现象类似，但李安民前后所任官职都是武将，用“文清武浊”说对此进行解释显然是行不通的。若将上述职官置诸“十八班”下考量，则清晰展现了李安民的官班升迁。因此，“十八班”定制虽晚，但却能真实反映宋齐职官的实际地位。

以往研究在探讨南朝班、品并存时，往往将南朝班制追溯至曹魏西晋时某种官职排序，但却缺乏明确的史料依据。班制的源头，究竟是九班、朝班，抑或其他官资秩序，学人认识各有异同。仅就上文诸例职官而言，班序来源十分清楚：这是由东晋以来的政治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同名官职的性质和地位，在魏晋和南朝两个时代有很大不同。魏晋时期的制度，不论官品、朝班，还是其他某种位序，对南朝班序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所谓南朝班制源于魏晋某项制度之说绝非事实。在南朝史料中官职迁转通常与班序一致，而与魏晋官品不合，这被先前一些研究解释为班、品分工有别。然上文指出，南朝官职迁转，用“陈官品”和“十八班”衡量的结果并无不同，这是宋齐以来官职性质和位次变革的结果。可见，“官品”高低并非不能反映资格阶序，只不过既往研究所论班、品不同，实是南朝官班与魏晋官品的时代差异罢了。类似情形，还有不少，今举证如下：

其一，散骑郎、中书郎的位次逆转。在“晋官品”中，二者同处第五品，次序相连，而散骑郎在前；然在十八班中，中书郎九班，散骑郎八班。二者阶序发生逆转，背后也有性质转变的因素：西晋时期，散骑省亦承担部分“掌赞诏命”职责，故散骑郎与中书郎的性质、地位接近，以至东晋初期两省一度被合并。然自东晋后期至南朝，中书侍郎掌诏命的职权加重，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1、292页。而散骑郎地位日趋闲散，二者阶序逆转也就很自然了。晋末至宋齐，傅亮、袁湛、袁顗、庾杲之、江祏、孔稚圭、虞愿、丘灵鞠等，皆由散骑郎升迁中书郎，而非相反。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丘灵鞠。史称他“升明中，迁正员郎，领本郡中正，兼中书郎如故。时方禅让，太祖使灵鞠参掌诏策。建元元年，转中书郎，中正如故，敕知东宫手笔”。《南齐书》卷五二《丘灵鞠传》，第890页。丘灵鞠当时正受萧道成信任，先任正员郎（即散骑郎）兼中书郎，后“转中书郎”，说明中书郎地位较高，“转”之前的“兼”是试守之意。在十八班中，中书、散骑二郎班次不同，是宋齐时两官性质发生改变的体现。“陈官品”中书郎在第四品，散骑郎在第五品，与魏晋官品不同，也是承袭这一改变的结果。

其二，国子学官地位的上升。西晋咸宁年间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助教员数各有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卷三《武帝纪》，第736、66页。其中祭酒和助教的官品，《通典·晋官品》不载，此暂不论。国子博士在第六品，排在尚书郎、治书侍御史之后。东晋以后出于战乱等原因，国学不常置，《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60-366页。祭酒、博士等学官亦往往由他官兼领，助教用人甚至在流外。《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卷六○《范泰传》，第1228、1617页。在十八班中，国子祭酒十三班、博士九班、助教二班，其位次都有所上升。《南齐书·百官志》称：“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第315页。在十八班中，除了助教的位序并不“准南台御史”外，祭酒在诸曹尚书后一位，博士在中书郎后一位，与《南齐书·百官志》的说法是对应的。可见，学官地位提升，大致定于齐初，其后助教班次更进，只是现有史料未详载罢了。“陈官品”中国子博士四品，较西晋时有了很大提升，这无疑是受到了齐代定制的影响，表现出南朝班、品位阶变化的一致性。

其三，秘书监、郎位次的下降。曹魏初建，中、秘书本为一体；其后，原秘书令、丞刘放、孙资改为中书监、令，另以王象领秘书监，始分为两省。（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秘书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96页。出于这一历史渊源，魏晋官品秘书监为三品，次于中书监、令之后，地位相当尊崇。然而，中书省是参议处理国事的核心部门，秘书省的职务则相对次要，两者的相近地位是难以长久保持的。从迁转次序来看，东晋王峤“频迁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晋书》卷七五《王峤传》，第1975页。吴隐之迁“守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晋书》卷九○《吴隐之传》，第2341页。以上诸职都在十八班中第十一班。这是它们在东晋以后地位大致接近的反应，而与中书监（十五班）、中书令（十三班）就有了明显差距。与此相应，“陈官品”中秘书监下降为第四品，正是东晋南朝位次变化的实际表现。至于秘书郎，虽为南朝高门子弟的起家清官，但因要给官员晋升留足空间，故而其位阶不高，仅为第二班。“陈官品”秘书郎位于第七品，较魏晋时期品级（第六品）亦有所降低。

要言之，上述官职位次在班制与官品体系中的差异，应理解为时代不同所致。大致来说，曹魏、西晋时期的官制体系，整体结构是完备而齐全的，部门虽多但各有分工。然至东晋偏安江左，旧的官制体系难以维持。禁卫武职被大量裁撤，散骑、中书一度被并为一省，国子学长期有名无实，皆为其例。孝武帝太元以来，东晋出于加强集权的需要，“魏晋旧制”在形式上有所恢复，宋齐官制在表面上似做到“因袭魏晋”。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91页。既往研究用魏晋官品考察南朝官员迁转、将魏晋官品与南朝班制的差异说成是分工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这一认识误导所致。实际上，南朝禁军武职性质与魏晋完全不相同，整体地位大幅下滑。散骑、中书、国学等官职的阶序，也是宋齐时重新叙定的。上述官职在魏晋与南朝时期虽名号一致，但性质和地位已完全不同，遂出现官品失效，班制成为位阶尺度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讲，班制实为东晋至南朝初期官制调整的总结。

除上述名同实异的官职外，南朝班制对官品的取代，还体现在另一类官职上。这类官职无论名号还是整体结构，皆与魏晋官职系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是在十八班中占据大半数量的各级王府僚佐官。在官职名号方面，比如“参军督护”一职在魏晋时期几乎未见，宋齐时期却极为常见。反之，西晋公府“记室督”在东晋南朝则消失不见，被西晋末出现的“记室参军”所取代。在整体结构方面，南朝府佐体系和位阶制度繁复精密，不仅同一府中僚佐数量大、层级多，而且还根据府主身份地位不同对僚佐位次予以整体性升降。显然，南朝僚佐体制，在名号、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皆远超魏晋官制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