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伯明翰运动与肯尼迪政府民权法案的出台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4.0044

收稿日期：2023－12－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民权运动史”（22&ZD25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谢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史。

①  Martin Luther King，Jr.，“Bold Design for a New South，” in James Washington，ed.，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986，p.112.

②  Martin Luther King，Jr.，“A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 James Washington，ed.，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p.100.

③  参见Adam Fairclough，“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Quest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 Phylon，Vol.47，No.1，1986.

摘  要： 自1960年入座运动开展以来，美国民权运动在直接行动阶段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这种非暴力斗争在奥尔巴尼运动中却遭到重大挫败。为避免重蹈覆辙并防止民权运动进入“冷却期”，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周密筹划，特意选择在种族隔离十分严重且容易激起种族暴力的伯明翰市开展民权运动。金不仅公开发表《伯明翰狱中来信》，而且把黑人学童带到民权运动的现场。伯明翰运动促使美国民权运动走向激进化。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下令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对付非暴力的示威民众，甚至连黑人学童亦不例外。这一幕给美国的国家形象、声誉和外交造成巨大伤害，威胁到美国在冷战中对20世纪60年代大量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的争夺。伯明翰运动唤起了美国社会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白人民众的支持，而且迫使肯尼迪政府从冷战成败的高度出台了民权法案。美国民权运动由此进入民权立法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 非暴力斗争；伯明翰运动；《伯明翰狱中来信》；冷战；民权法案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从法庭斗争进入大规模非暴力斗争阶段，美国的种族问题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美国政府在冷战中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因而希望民权运动“冷却”下来。与之相应，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警察局长劳里·普里切特（Laurie Pritchett）采取“非暴力”方式应对当地的民权斗争。他虽然大肆逮捕民权示威者，但尽量避免与其发生暴力冲突，故奥尔巴尼运动没有爆发种族暴力，亦未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在奥尔巴尼运动中遭遇了失败。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象征性的民权改革，并认为这是“名副其实和令人满意的进步”。①这种情况激起了金的不满。他批评象征性民权改革是在拖延种族融合，是民权运动面临的最大问题。②为打破这一僵局，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选择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开展民权运动。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该市警察局长尤金·康纳（Eugene Connor）外号“公牛”，常用暴力手段应对民权斗争。伯明翰运动因此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迫使肯尼迪政府进行干预。

伯明翰运动促成了肯尼迪政府民权法案的出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内外学界有较多研究。亚当·费尔克拉夫（Adam Fairclough）认为，金在伯明翰运动中认识到了如何让非暴力斗争发挥最大作用。③戴维·加罗（David J.Garrow）指出，在伯明翰运动的压力下，肯尼迪政府不得不进行民权改革。 David J.Garrow，Bearing the Cross：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Inc.，1986.格伦·埃斯丘（Glenn  T.Eskew）把伯明翰运动视作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认为这场运动迫使肯尼迪政府提出全面的民权法案。 Glenn T.Eskew，But for Birmingham：The Local and National Movements in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乔纳森·里德（Jonathan Rieder）分析了《伯明翰狱中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的关键作用，揭示了金在争取正义和转向黑人激进主义过程中的内心挣扎。 Jonathan Rieder，Gospel of Freedom：Martin Luther King，Jr.’s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and the Struggle that Changed a Nation，New York：Bloomsbury，2013.理查德·金（Richard H.King）讲述了新闻媒体对伯明翰运动成功的影响。 Richard H.King，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克莱·里森（Clay Risen）强调，如果没有金在1963年春天领导的伯明翰运动，以及伯明翰警察局长用警犬袭击游行的黑人学童，司法部不可能说服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民权法案。 Clay Risen，The Bill of the Century：The Epic Battle for the Civil Rights Act，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2014.

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白人种族暴力在伯明翰运动中的反作用力。迈克尔·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很早就观察到，金的主要策略就是激起白人的暴力，迫使联邦政府干预，从而赢得冲突的胜利。 Michael Lipsky，“Protest as a Political Resour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2（1968），pp.1114-1158.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提出了黑人抗议—白人暴力—联邦干预的社会运动理论。 Doug McAdam，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奥尔登·莫里斯（Aldon D.Morris）则认为“暴力说”忽视了经济抵制策略的作用。在他看来，黑人的经济抵制和联邦政府的干预是伯明翰运动成功的关键。 Aldon D.Morris，“Birmingham Confrontation Reconsidered：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and Tactics of Mobil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8，No.5（1993），p.633.在跨国史视角下，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认识“暴力说”。他们强调，伯明翰警察与民权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美国在海外的形象受损，从而迫使不情愿进行民权改革的肯尼迪政府最终采取行动。 Joseph E.Luders，“Civil Rights Suc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Violence，” Polity，Vol.37，No.1（2005），p.109.玛丽·杜齐亚克（Mary L.Dudziak）探讨了冷战外交的国际压力，尤其是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的介入对肯尼迪政府民权改革的影响。 Mary L.Dudziak，Cold War Civil Rights：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国内学者于展也从国际舆论压力的角度，阐述了冷战背景下伯明翰运动与肯尼迪政府民权改革之间的关系。 于展：《伯明翰运动、国际舆论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改革》，《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虽然既有成果十分丰硕，但很少有学者分析，作为一场非暴力斗争，伯明翰运动为何会呈现如此暴力的结果，为什么伯明翰运动只有在转向激进后才能迫使肯尼迪政府提出比较全面的民权法案。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非暴力斗争的两难困境、金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和冷战因素结合起来，探讨非暴力斗争的激进化和肯尼迪政府基于冷战考虑的民权改革。

一、非暴力斗争的两难与伯明翰运动的爆发

1960年的入座运动（sit-ins）标志着美国民权运动进入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阶段。但无论是入座运动还是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s），马丁·路德·金都没有参与领导。他在这些重大的地方民权斗争中影响有限。但在这些运动的刺激下，金回应了奥尔巴尼运动领导人威廉·安德森（William G.Anderson）的请求，于1961年12月15日抵达奥尔巴尼，参加当地的民权斗争。12月16日，金与700多名抗议者一起被捕。1962年7月10日，他因参加奥尔巴尼运动被判有罪，需服刑45天。7月12日，身份不明的人士帮助金交付了保释金，金提前出狱。 “Albany Movement，” The Martin Luther King，Jr.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https：//kinginstitute.stanford.edu’albany-movement，2024-03-16.当地警察局长普里切特用“非暴力”的方式应对黑人的非暴力斗争， Joseph E.Luders，“Civil Rights Success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Violence，” Polity，Vol.37，No.1（2005），p.114.这让他成为“媒体的宠儿”， Richard Lentz and Karla K.Gower，The Opinions of Mankind：Racial Issues，Press，and Propaganda in the Cold War，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10，p.156.而奥尔巴尼的民权抗议者则得不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同情。奥尔巴尼运动的失败还引发了金与地方民权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1962年7月19日，金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表示，自己始终致力于非暴力斗争和种族融合。针对黑人社会批评他胆小怕事且不愿意坐牢，他解释道，自己根据良心的指引，愿意在监狱中进行“入座抗议”，但一位神秘人士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支付了保释金，他才得以出狱。尽管奥尔巴尼运动的失利影响了部分民权活动家的士气，但金对非暴力斗争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表示，“正如《亚特兰大宪法报》（Atlantic Constitution）所言，在种族关系方面，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Martin Luther King，Jr.，“An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n James Washington，ed.，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p.99.金指出，“今天的南部已不是铁板一块。 它分裂成两个部分，一方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改变，另一方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在他看来，“南部的一些重要人物认识到，种族隔离使得整个南部地区在经济、教育和社会方面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62年，一位民权领域的白人温和派人士赢得了佐治亚的州长选举，另一位温和派人士当选亚特兰大市长，还有一位温和派人士从该州人口最多的县胜出成为联邦众议员。重要的是，该州诞生了首位黑人参议员。 Martin Luther King，Jr.，“Bold Design for a New South，” in James Washington，ed.，A Testament of Hope：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rtin Luther King，Jr.，pp.114-115.这让处于逆境中的金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