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东方民族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解析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4.0043

收稿日期：2023－10－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多民族国家多民族聚居区和解共生的路径与方法研究”（23BMZ15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文奇，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民族主义问题。

①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London：Penguin Books，1991，p.106.

摘  要： 近年来西方学者为民族主义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在分析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时，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东方是在模仿西方，这种结论过于武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泰戈尔展现了东方国家知识分子认知与接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时的复杂性。泰戈尔一方面倡导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批判西方式的政治民族主义。但泰戈尔在批判西方政治民族主义时，其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泰戈尔进行限定后的理解，与时人和今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也是时人与泰戈尔产生思想交锋和今人误解泰戈尔思想的原因所在。泰戈尔主张发扬印度自身传统理念与社会的优越性，以此完成印度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表现。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认真审视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意识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特殊性，才能更好理解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到其生成过程并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接纳和效仿，而是存在着自身的判断与取舍。

关键词： 民族主义；历史语境；泰戈尔；印度教

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都关注民族主义思潮的生发与演进。近年来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些西方学者，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等人，尽管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入手，为深入研究民族主义贡献了多种重要思考，但这些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仍主要基于欧美的历史经验，并形成了较为相似的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生发与演进的叙事模式。在这类叙事模式下，东方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生发与演进，既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熏染，又在民族主义叙事和民族主义运动等具体方面对西方进行了模仿。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东方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殖民地地区，“大多数都缺乏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像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不仅其边界，而且其自身特性都被殖民国家所界定”。①即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位对东南亚民族主义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也把用于分析欧洲民族主义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与“印刷资本主义”（纸媒印刷品的广泛传播）相结合这一分析模式，用于分析东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民族主义思潮的生成。［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3页。虽然也有西方学者强调，相对于西方民族主义来说，“东方民族主义既具有模仿性，又具有竞争性”， John Plamenatz，“Two Types of Nationalism，” in Eugene Kamenka，ed.，Nationalism：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an Idea，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p.33.但竞争被认为是以模仿为前提的，模仿是根本性的，而竞争是策略性的。

对西方学者这种近乎趋同的叙事模式，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并不认同。他从印度的历史经验入手，认为印度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不存在对“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共同认可，而是存在着时间异质性。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即便那些置身其中的印度人“参与了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同一重大事件，但他们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源于他们的生活场景迥然相异。印度的民族意识，即使是通过这些事件建构而成的，也仍存在于异质的时间中”。 Partha Chatterjee，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12.可见，对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解读，只有立足于东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本身才能够提供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民族主义思潮在亚洲迅猛发展的时代，印度因其本身的复杂性，成为审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复杂性的一扇窗口。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于19世纪初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至高峰。当时印度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如罗姆·莫罕·罗易（Ram Mohan Roy）、班吉姆·昌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等，都是印度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也经常被后来的研究者统称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作为印度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员与当时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泰戈尔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思考，是分析印度民族主义思潮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性的较好切入点。同时，对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研究，也是一次重审印度民族主义乃至东方民族主义的尝试。通过将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思考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会清晰地认识到，“印度的民族主义意识，尤其是孟加拉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是欧洲人追求政治自由的简单镜像”。 Tapan Raychaudhuri，Europe Reconsidered：Perceptions of the West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ngal，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4.

从目前关于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已有的成果来看，其在资料整理和理论阐述上日益丰富，对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题研究，如K.L.Tuteja，Kaustav Chakraborty，ed.，Tagore and Nationalism，New Delhi：Springer，2017; Mohammad A.Quayum，ed.，Tagore，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Perceptions，Contes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New York：Routledge，2020.第二类是散见于研究泰戈尔社会思想、哲学思想或印度政治思想的著述中的相关论述，如Tapati Dasgupta，Social Thought of Rabindranath Tagore：A Historical Analysis，New Delhi：Abhinav Publications，1993; Kalyan Sen Gupta，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 Sumit Sarkar，Beyond Nationalist Frames Postmodernism，Hindu Fundamentalism，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

但仍存在着以下几类问题。其一，简化了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将其思想归纳成单向度的反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并突出这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论述，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斯蒂芬·海（Stephen N.Hay）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相关整理和论述。 Stephen N.Hay，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China，and Indi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Edward P.Thompson，Nationalism by Rabindranath Tagore，London：Macmillan，1991.其二，仍主要从泰戈尔的反民族主义立场着手，但在具体阐释中将泰戈尔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转换成了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观点，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通过对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过度解读，为后殖民主义研究服务，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和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 Ashis Nandy，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Delhi：Oxford University，1994; Michael Collins，Empire，Nation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Rabindranath Tagore’s Writings on History，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12.其三，意识到了泰戈尔民族思想的所谓“矛盾性”（antinomies），尝试通过对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进行历史分期式的解读来处理其矛盾性，但又存在自身解释的矛盾，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萨布亚萨奇·巴塔查里亚（Sabyasachi Bhattacharya）。关于萨布亚萨奇·巴塔查里亚的相关观点和论述，在后文将进行仔细剖析。这几类解读方法存在的问题，都使对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失真”。我们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整体性而非片段性解读，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泰戈尔，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东方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与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

一、民族主义思想的悖论与历史语境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出生于孟加拉地区的加尔各答（今属印度的西孟加拉邦），1941年在这座城市去世。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泰戈尔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泰戈尔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自视为印度乃至东方文化的代表，并且一直在脑海中进行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观念的交织与碰撞。有学者指出，在印度的现代转型中，“西方主义和传统主义，不是指两个实际的不同人群，而是指两个抽象的思维类型，即在人的头脑中争斗的两种逻辑观念”，这两种观念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甚至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同时具有这两种倾向”。 Susobhan Sariaxy，Bengal Renaissance and Other Essays，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0，p.153.这一点在泰戈尔身上体现得很明显，西方主义和传统主义碰撞中的复杂性，又在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思考中得到了彰显。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不少学者将泰戈尔解读为民族主义的批判者，因而泰戈尔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经常被冠以“反民族主义”（anti-nationalism）、“后民族主义”（post-nationalism）或“国际主义”“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等标签。这些标签的生成多与泰戈尔关于民族主义的系统性论述——首次出版于1917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书有关，这是泰戈尔于1916年至1917年在日本和美国关于民族主义讲演的整理稿。在这本书中，泰戈尔对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大加挞伐，不仅将民族主义称为“有组织性的自私自利”， Tagore，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7，p.52.而且谴责民族主义的扩散造成“对民族自我崇拜的迷信日益占据上风”， Tagore，Nationalism，p.56.并认为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是“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核心”。 Tagore，Nationalism，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