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兴衰研究的三个问题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的兴衰”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之者众。但与1987年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引发的热议不同，彼时争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已经衰落，而此时争论的焦点则是中国的崛起。保罗·肯尼迪近期将推出该书的第2版，他就此所作学术报告的题目就是“大国的兴衰（第2版）：在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阴影之下”。肯尼迪论题的转变反映了近三十年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这种转变也为大国兴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似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什么是“大国”？什么是“非西方大国”？在非西方大国崛起的形势下，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如何延续？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索，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大国”定义的难题

讨论“大国的兴衰”，首先无疑要明了什么是“大国”。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讨论并不多。学界迄今有关大国兴衰的讨论基本上依然围绕着近代以来崛起的西方大国和日本，衡量大国的标准也依然以军事—政治实力及其经济基础为主。对1945年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定义标准变化的讨论并不多，而这又正是重新讨论大国兴衰问题的前提。

早在18世纪，“大国”（great power）这个术语就常见于欧洲外交界，并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开始“流行”起来。在反法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并自认为有权决定会议日程的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了“大国”，波旁王朝复辟之后的法国也被邀加入进来。实际上，当时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依然是微妙的，但“五大国”构建起来的“欧洲协调”机制塑造了一种新的欧洲秩序，恢复了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破坏”的欧洲和平，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的大国地位也就无可置疑了。1833年，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给“大国”下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定义，成为“大国”定义的“经典”：如果要给大国下一个定义，它必须能够对抗所有其他国家，即使它们是联合起来的。腓特烈就把普鲁士提升到了这样的地位，【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1933），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 G.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p.86.】 无疑，这个定义“标准”太高，“超级大国”似乎也很难做到，但它把大国实力的核心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大国”的标准就是军事强国的标准，兰克的“大国”定义源于普鲁士和欧洲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但即使时过境迁，兰克的“大国”定义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战之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进步，大国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学不可或缺的主题，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大国”下过定义，尽管阐释方式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围绕着军事—安全角度进行。A.J.P.泰勒（A.J.P.Taylor）认为，“列强”（The Great Powers），正如这个名词的含义一样，是争取权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其最后一招是诉诸战争。它们也许还有其他的目标——国民的福利或统治者的威风，但对它们作为“列强”的最基本的考验是进行战争的能力。【 ［英］A.J.P.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8页。】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认为，大国的自我显示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至少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一个国家的确就是通过在战争中战胜另一个大国而成为大国的，正如婆罗洲那些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的人们以割取第一个首级作为进入成年的标志一样。【 ［英］马丁·怀特、［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赫德利·布尔后来在他独自撰写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拓展了“大国”标准，强调了“大国俱乐部”的作用，认为“大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大国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地位差不多的国家，它们组成一个具有某种入会规则的俱乐部；其次，这个俱乐部成员在军事实力方面具有一流的地位；第三，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或者大国的领导人和人民认为本国具有这样的权利与义务。【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2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2页。】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莱维（Jack Levy）的“大国”定义是被西方学界经常引用的定义之一。莱维认为，学界对大国重要性的广泛承认与关于这一概念的精确分析并不相称。学者们或者没有尝试定义这个概念，或者没有努力将模糊的定义转化为有意义的操作标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特定的日期或事件标志着某个大国地位的上升或下降，他们认为这一概念的意义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大国的这种定义的不精确性可能源于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即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18—19世纪，军事力量的指标是明确的。

莱维认为，大国的定义基于与安全相关问题的主导地位，而安全主要被定义为军事安全。安全与其他领域也有联系，但在国际贸易或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能自动确保大国地位。财富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实力或对安全问题产生影响。例如，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是一个商业强国，但不是一个大国。仅仅作为殖民大国的地位也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许多大国都寻求将殖民帝国作为增强其实力和财富的一种手段，但一些殖民大国实际上已被孤立于大国的安全体系之外，几乎不参与其联盟和战争，如16世纪的葡萄牙。【 Jack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3-1975，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6-18.】

莱维的“大国”定义源于他对1493—1975年大国体系中战争的考察，他坦言自己对1945年之后的“大国”如何定义没有成熟的想法，依然在探索之中。【 杰克·莱维在与笔者近来的交流中坦言此事。】 实际上，随着二战结束之后大国之间“和平”局面的延续，以及冷战以苏联解体的“和平”方式终结，如何定义“大国”确实成了西方学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1945年之后的“大国”已经成了一个“麻烦的”（troubled）概念，因为冷战期间大国的概念已经被“超级大国”的概念所取代，而1990年之后人们在美国之外的大国定义问题上没有共识，并且存在着“回避”对大国概念加以界定的想法。但布赞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其2004年出版的《美国与诸大国》一书中对“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给出了新的定义。他特别指出，使一个大国在21世纪获得成功的原因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诸大国通过成功地操纵联盟和使用武力，去施加它们的意志并展示它们的地位。现在，一个真正成功的大国的标志，在于它围绕自身所创立的安全共同体有多么广泛和持久，在于促进分享的共同价值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关于“超级大国”，布赞给出的定义是：“超级大国必须具有（根据当时标准测定的）一流军事和政治实力，而且具有支撑这类实力的经济。它们必须有能力影响——而且干预——全球的军事及政治事务。它们需要从言语和行动上把自己看作——而且从言语和行动上被他者所接受———具有这个水平。超级大国必须在该体系的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地区的安全化和非安全化过程中充当积极角色，无论是作为威胁者、确保者、盟友还是干预者。除了在极端冲突的国际体系之外，超级大国还将是那种作为巩固国际社会所必需的‘普遍’价值的源头。超级大国的合法性将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成功地‘确立’这类价值的合法性。”【 ［英］巴里·布赞著，刘永涛译：《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1页。】

无疑，“大国”定义成为难题的重要原因在于，1945年之后大国间关系虽然不断变化甚至恶化，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大都是在和平环境下发生的，并且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如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后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重新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更是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被认为是接替美国霸权的候选国。但日本和德国在军事—安全方面依然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也处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之下，它们的挑战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与日、德的再度崛起不同，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也体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并且在最近二三十年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兴衰叙事复杂化了，也使专注于西方大国兴衰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感到“措手不及”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到了中国，特别是在最后一章预测21世纪大国兴衰走向的时候，谈到了“平衡发展的中国”“进退维谷的日本”“得失并存的西欧”“矛盾重重的苏联”和“相对衰落的美国”，但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大国或潜在大国，包括雄心勃勃的、一直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印度。【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下），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276页。】2004年巴里·布赞在《美国与诸大国》中已经把中国视为“潜在的”超级大国了，但强调中国的未来依然是个“问号”。在布赞眼中，印度依然处于“地区性大国”的行列。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所出现的历史上罕见的“休战”状态的延续，特别是一批非西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和平”崛起，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偏离，从而使对“大国”的定义成为难题。这个难题不仅是学术性质的，更是现实存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否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西方大国是否接受非西方大国“和平”崛起的现实？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现实的与潜在的

那么，什么是“非西方大国”呢？迄今为止，学界似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人们提到“非西方大国”，往往以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作为佐证，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冷战后的几大新兴经济体，没有与偏重军事实力的传统“大国”定义“贴合”在一起。这似乎揭示出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即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还没有经过西方大国所经历的在一场或多场战争中取胜的验证，因此是“不完备的”。而当年的日本正是通过在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来证明其大国实力，获取了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非西方大国”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循着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在或将发生的新的大国战争中证明自己的实力；要么努力塑造一种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中非西方大国能够在制止大国之战再次发生的条件下，崛起为“大国”并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所接受。毫无疑问，无论对西方大国还是“非西方大国”来说，这都是一场艰巨的考验。

在西方“列强”之外，日本被认为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成功崛起的“非西方大国”。日本通过1868年开启的明治维新，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列强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在短时间内迅速更新了国家体制，并在对华战争和对俄战争取得胜利后跻身列强之列。但崛起的日本“胃口”非常之大，要把整个东亚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此与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国”联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的策源地。战败的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了国家再造和经济复兴，并于1987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势头直逼美国，成为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挑战者，甚至被视为对美国战略利益最大的“威胁”。【 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33， No.1，1991.】但彼时的日本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处于美国的“保护国”地位，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国”，且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陷入长时间的“停滞”期。现在的日本既是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的“优等生”，在西方世界所获赞誉极高；同时又是美国的铁杆盟友，美日联盟与美英联盟共同构成了美国主导下的西方联盟的重要支柱。日本的大国兴衰叙事也暂时被掩盖在西方大国兴衰的叙事之中了。